詹建俊 旭日 180×150cm

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议新高潮”，十分鼓舞人心，在这一要求下中国油画艺术如何大发展大繁荣，这与我们的油画艺术如何适应新的时代发展需求息息相关。中国油画在以往各个时期所取的成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面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前景，我们的油画还需要针对当前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与探讨。中国油画的现代性问题，在我国是一个老问题也是新问题。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有触及，但由于现实情况没有展开。随着我国新时期的到来和西方现当代艺术影响的扩大，艺术的现代性问题日益突出。

在西方，现代性问题在艺术上的发生和发展，是伴随着社会的转型而在不同历史时段上出现的一些不同艺术主张与现象，这也是西方理论家和艺术家对社会变革在他们自身文化基础上所做出的回应与实验。由于他们原有的文化状况，他们对自身传统价格观与艺术观，采用了批判与解构的方式进行颠覆与消解，意在与传统的对立中，建构出与传统全然不同的新艺术。他们在追求艺术现代性实验中所取得的成果，从观念到形态都是世界艺术史上的领先者，因之都带有榜样性、先进性的光环。

新时期以来，由于社会在向现代性快速发展，中国艺术家也迫切面临对艺术现代性的思考与追求。于是，西方的现当代艺术不论现代或后现代，都成为了理论家与艺术家学习的唯一对象，于是西方当代艺术理论与当代艺术形态被迅速传授和效仿，对我们探讨艺术“现代性”问题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构成了中国的文化艺术领域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形成今天在意识形态、文化精神、价值标准、艺术观念等等方面，各有不同的定位和取向，使我们的艺术园地，呈现出交流融合与碰撞冲突并存的局面。

总体而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必然带来艺术观念与艺术形态的变化，艺术如果不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其艺术价值与生命力必然受到考验。然而，艺术是文化的一种表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特色与传承。“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没有民族色彩的词语，若谈文化艺术的现代性，就不能不把它置于文化概念之中。特别在今天的全球化的语境下，在不同文化并存的世界上，艺术的“现代性”就必须置于民族文化的前提下，我们所需要的现代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西方在现代文化艺术上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学习与借鉴的条件，但不等于它完全可以适合我国建设现代文化的需求，我们不要为在现代化社会发展上与西方先进社会所产生的差距，而模糊了在文化上的东西方根本的区别和差异，差距不能代替差异，在文化上要在差异中去寻求进步。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的报告中，突出地强调了民族文化的巨大作用与价值，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中国油画虽然是学习西方的结果，但是，如今它已经是中国新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中国油画的现代性，也必须是立足于中华文化自身，必须是在这个文化主体精神的基础上，去吸收外来的有益经验。现代性与民族性，可以传承与融合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应当是永远适用的原则。由此，我们就需要对西方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理论与其艺术实践经验的深入认识与研究，而这些研究又应当从我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出发，去认识与选择。他们的哪些方面适用于我们，应当认真地去学好；哪些不适于我们，而应当予以排斥。所有这些方面，无论从学习的角度还是从批判的角度，我们作得都不够深入与透彻。以至于，该学的没学好，不该学的反而学了许多。原因在于：我们缺少明确的认识和主张，往往以西方的观点和价值标准来取代自主的价值判断。我们还没有在本国现代文化艺术的精神上，建立起一个明确的价值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上谈文化大发展时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它将会被强势同化或殖民化，我们必须坚守和发扬本国的文化精神和核心价值，必须要建设起中国文化新的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中国油画也应在这一建设中，建立起自己的现代与艺术形态、现代艺术精神，建构起新的艺术追求与精神价值。所有这些围绕中国油画现代性的问题，十分关键而重要，需要理论家和油画家共同去认真思考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