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骂我是假和尚
美术圈说我作秀佛教圈说我把经念歪了
出家也好，在家也罢，那些执著自己信仰的人都值得尊敬。
他们的不断涌现给了社会公开讨论信仰的机会，让迷茫的现代人寻得精神共鸣。
不管信仰什么宗教，能够想想人生的意义就是好事。
出国前的画家史国良已有不小声名，获得过国际大奖和文化部荣誉嘉奖。自1997年他一身袈裟回到中国，争议就一直伴随着他。出家后的史国良定居北京，除继续创作外，还经常出席各种社会活动。他的很多行为被外界视为“炒作”。有人说，史国良延续了中国画僧的法脉，也有人说，他不过是个“应酬和尚”。
3月9日，在北京紫竹宛公园旁的寓所内，史国良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五台山的释普润法师每天都能接到要求出家的电话。作为五台山网站负责人，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发心出家的人提供咨询。释普润告诉记者，自2005年五台山网站创办以来，网站论坛的活跃和每天不断的电话，都让他真真实实感觉到人们对佛教的兴趣在大增。
官方统计的中国信教人数截至1997年是1亿多，民间估计其中8000万是佛教徒。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佛教出家僧尼大约20万人。中国佛教协会表示，到底有多少人信仰佛教，难以统计，但人数上升是个事实。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河北柏林禅寺，去年到该寺皈依的人数是6000人。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尝试从精神层面的高度去理解那些选择出家的人们，但内心深处的震动仍然无法掩饰，仍然止不住对世俗理由的刺探。为什么出家？为什么？陈晓旭说，为修佛法奉献终生。李娜说，不是出家，是回家。俗世的人们不满意这样的答案，总觉得她们隐瞒了什么。
多数人不理解，如果没有现实最强烈的打击，怎么会选择如此决绝的方式——放弃父母、爱人和子女，撕裂与这个社会全部的联系。在本土宗教中，佛教与现实的关系最为“紧张”，也许，正是这种“不近人情”的决绝，使得出家事件远比信仰其他宗教更能引起关注和冲击。
大多数人对佛教的理解被真正的信仰者称为误解。世俗认为出家是悲观厌世，佛说出家是最积极的人生；世俗认为出家者无情，佛说出家是大孝；世俗认为出家是逃避，佛说出家是进取。
五台山的释普润法师告诉记者，电话里咨询要求出家的大部分是生活中遇到挫折的人。每当此，释普润就会告诉这些人，佛门不是避难所。他会跟他们讲真实的僧团生活——每天只吃一顿饭，不能吃葱姜蒜和鸡蛋，更别说肉，睡觉要穿着衣服，打扫厕所和做饭……释普润说，很多人听到这里，就会说，“那我回去再想想”。
一方面出家人与浮华尘世彻底决裂，苦行的姿态让人敬仰和感佩，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太多佛门非净土的现实。赵朴初老先生生前曾感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寺院财富的增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负面影响也显现出来。有的僧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有的拉帮结派、聚讼纷争；有的刚愎自用、私欲膨胀。这些不良风气势必会败坏佛教的形象和声誉。
佛教的面目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是这么模糊，有时离人间太远，有时又离人间太近。佛教跟现代人的距离也由此变得若即若离——需要它又走不近它，望而生畏。一位方丈说，我们不能一味唱高调，曲高和寡，人们跟不上。如果人们离开了我们，不会是人们抛弃了我们，肯定是我们抛弃了人们。
学者华方田解释，佛教并不鼓励人人出家。能够出家的，毕竟是少数，因为那需要很大的愿力和意志。但这并不代表在家的居士就落后于出家人，“在我看来，佛教最强大的生命力恰恰来自于最广大的在家修行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法，默默付出对社会的责任。”
出家也好，在家也罢，那些执著自己信仰的人都值得尊敬。他们的不断涌现，也给了社会公开讨论信仰的机会，让迷茫的现代人寻得精神共鸣，分享信仰的力量。就像一位基督徒说，不管信仰什么宗教，能够想想人生的意义就是好事。
画僧史国良的自白
“现在已经跟李叔同那个时代不一样了”
“可是让我双手合十整日阿弥陀佛，我又觉得不是我了。”
我出家很多年了，对佛教依然只是了解一点。
对于我来说，信仰的起源并不理性。我不像传统的宗教徒，我不是闻着香火走进来的。当时佛教那种形式上的东西让我觉得特别美。打坐，燃一炷香，多美；头上烧的戒疤，多美；穿着大袍子风一吹飘起来走道，多美啊；是幡动啊风动啊，是你心动了——哇，这个特别特别美。浪漫里面有冲动和癫狂，我当时出家就是有那么一种冲动在里面。
以这样的方式走进佛教的时候，我刚开始很怕，我心很虚。特别是刚从加拿大回来的时候，要面对熟悉的圈子里的很多朋友，还有亲人，以及非常熟悉的一些团体。我要面对很多人的提问，指责，甚至是批判。
不断有人问，你是出家人吗？你也没有在寺庙里面，一般意义上的香火规则你也没有，你住在高尚住宅里，佛教叫它精舍，一般大家叫它“家”。我也问自己，我还是出家人吗？当初有人问我，你放得下吗？你的媳妇，你的子女，你的亲情和你的一切一切。我说我放得下，他马上又问我，你对他们这么无情，你却说自己很多情，你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你能爱众生吗？我觉得，喔，这个问题很严重啊，我说我放不下。他又说，你连这个都放不下，你怎么出家啊。
我很长时间就生活在这么一个状态中。我也在拷问自己，我为什么？为什么出家？为什么信佛？为什么？为什么？
拷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就突然明白了。
我们只习惯了一线的那种出家人，以为吃斋念佛，盘腿一坐，诵经超度亡灵才是真正的出家人。这是香火的宗教，它是宗教的一个板块，但不是全部。
出家为什么？因为有烦恼。佛教是一种解脱之道，佛陀就是觉悟者。任何人成为觉悟者都是可能，只是觉悟的程度不同。为了出家我什么都放下了，物质的东西全部留下了，甚至连给他们造成的痛苦我也放下了，只带着自己走了。
可是让我双手合十整日阿弥陀佛，我又觉得不是我了。
我可能在传统样式方面很不够，但我信奉太虚大师曾经提出来的人间佛教，就是以出家的思想做入世的事情，关注当下，关注社会。从太虚大师提出来人间佛教，就一直遭到佛教界另一拨人的反对，说佛教已经变了。
佛教本来就应该变，应该与时俱进的。现在已经跟李叔同那个时代不一样了，现在是电脑时代，人们都到了月亮上去把嫦娥的神话都破了，现代人有现代人的痛苦，失恋了，生意上失败了，你都不了解现代人想什么。
为了保持传统佛教的纯洁和样式，盘腿一坐坐在寺庙里面。盘腿能盘多高，能坐多久，比这个有什么意义啊？这才是真正的形式。
宗教需要给它注入一种新的力量，也需要一些新的人，不光是我、李娜、陈晓旭这些人，我希望更多的哲学家出家就好了。我希望更多的艺术家、知识分子、文化人，可怜可怜慈悲慈悲我们的老百姓精神上的苦闷，给他们宗教，或者文化。
我觉得可以用各种形式传播解脱的经验和道理，可以是音乐也可以是美术。我呢，就是绘画，把我所悟到的东西告诉这个社会。
我什么都放下了，这个时候就又得拿起新的东西，你就要承担，有新的责任。你要为社会做什么，你能为别人做什么？我不能光为死人啊，我成天念经去超度他，那活着的人怎么办？
“我曾在孤独和寂寞之间徘徊”
“拿着我忍痛砍下来的枝子，可是在那边找不到对接的点。”
当初在海外的时候，没钱没语言没朋友。对亲情的渴望到什么程度呢，电话在我旁边，总在犹豫要不要打，要不要打？然后突然就抓起来，迅速地拨号，前妻上班不在家，岳母接的电话，叫一声妈后，就止不住地哭。
在我们自己文化的氧气下生长得好好的，却跑到了一个二氧化碳多的地方，我有窒息的感觉。你的愿望很好，做一个东西方的嫁接，文化输出、文化接轨、文化交流。我多情地跑到那里，却发现是一厢情愿。拿着我忍痛砍下来的枝子，可是在那边找不到要接的这个点。长期不嫁接，枝子会死的。那种情况下产生恐慌、失落和孤独，还有那么点绝望。
人就是这样，在吃饱了撑的时候，就觉得很孤独，觉得自己特别有思想，别人不能理解我，想到理想国去。当给了你机会去的时候，你又很寂寞。在孤独和寂寞之间，人就是这样徘徊着。
在加拿大的那几年，我虽然活着，但活得非常不自在。什么著名画家，什么光环都没有了。越是在国内有成绩的人，吃得到在自己树上的果子的人，到那里越不适应。我根本就没有在西人圈里闯荡出什么结果来，我也就是在华人圈子里。学国画为什么要去西方？对啊，后来我也问自己。当时那个时代，还是有点后殖民化，崇洋媚外的心态在里面。说去接轨，然后打入西方的主流文化。其实出去的所有中国画家，没有一个被西方的主流文化认同的。几乎没有。
我找了很多条路，以为是路，砰！撞墙了；咚！掉坑里了。国内的报道依然有谁谁谁在西方大获成功，等等等。带来什么误导？“85风潮”是美术界的“文化大革命”，唱主角的是西方文化，当时很多大艺术家，旗手式的一些领袖人物纷纷倒戈去搞现代艺术，搞变形，搞现代，搞行为艺术。极端到西方没有做过的东西，我们就要去做。比如在身上拉一道口子，塞进去一颗水稻种子，等着发芽；吃大便馅儿的饺子；吃死孩子，而且要很优雅地吃。
在最潦倒最绝望的时候，我都没有回国，到那时我就开始怀疑我的人格有问题了。中国有很多事情我可以做，我为什么还要死撑？
当时骨子里还有一种理想的东西。而且这里其他一些东西还是能吸引我。
那时候我经常到寺庙去，开始看宗教书，接触宗教也比较多，伊斯兰教，基督教，甚至一种叫巴哈伊。我都在寻找一种能包容其他信仰的宗教。只有在佛教里面我找到了。在佛教里找到的东西让我比较温暖，比较纯净。
再一个角度，我理解了西方人文主义。海外生活这么多年，对我最重要的不是物质生活的丰富，就是这种人文主义的东西。我们一直讲主旋律，总是带着一些意识形态的色彩。艺术的主旋律其实就是人文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如果太政治化了，就丧失意义了。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纯人性的、纯生活的、纯美好的东西，这才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不同环境下生长起来的人心态是不一样的。西方的好在于，人们在一种法制健全、制度公正的环境下活得很放松。那种空气含氧量就特别高。我觉得我们吸纯氧的东西少，更多的是这个指数超标，那个指数超标。产生的文化和作品也就带这种色彩。
我曾经画过很多政治题材的东西，但现在不画了，我希望人们从我作品里看到的是人性，看到西藏的人们从宗教里找到的那种安详。
“她说要等到我还俗的那一天”
“我曾经觉得弘一大师很绝情，妻儿在山门外痛哭，他就是不见。”
我走进佛门了，我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就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家，跟小孩撒娇一样，我非要逞一下能，纵容一下自己，走就走。而且，在方方面面因素造成的状态下，当时你不让我出家，我脑子会乱掉的。
我觉得我比很多知识分子勇敢，很多人做居士的时候，喜欢虔诚地谈禅论道拜佛，甚至有意识地亲近一些高僧。但要真正走进去，很多人没有这种勇气，有些人敢自杀但他不敢出家。
我的前妻，她能理解我的生活，但理解不了我的精神痛苦。她是一个很入世的女人，贤妻良母型的，在生活上给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是这个东西对我不是很重要，作为艺术家我需要精神的抚摸，她不能进入到我这个阶梯上来吧，她跟着我会很累。
这种不合适是一直存在的。我们这一代人跟你们不同，那个特殊的年代，我没有怎么读书，小学三年级就“文化大革命”，参加政治运动，读的都是毛主席诗词语录，灌输的都是阶级斗争，学的英语就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后来自己恶补了一些，但是非常有限。我妻子在这些方面本来基础就不太好。婚姻必然给男女之间带来很多温暖，但是精神的问题是家庭难以解决的。
我太太最起码很漂亮，很温柔，很善良，她不企求我什么。她让我能体会到另外一种美感，是我的亲人。分开的时候，当时真是有种撕开的疼痛感。那时候，我需要的是那么一种东西，哪怕是在肩膀上拍一下。看去年“感动中国”的人物，那个医生在听诊前，怕病人凉，把听诊器先在自己手上捂一下，我的眼泪唰一下就下来了，我受不了这个，我当时心灵上就缺这种东西。
我曾经觉得弘一大师很绝情，妻儿在山门外痛哭，他就是不见。我一度觉得我做不到，但我现在明白了，只有那样，你才能彻底了却人世间的因缘，否则你就无法安心修行。前妻和儿子后来也来了加拿大。到现在我也不能原谅自己我常常为此检讨，我没有更多的理由为我开脱。前妻为我牺牲了很多，她丢掉工作跑去加拿大照顾我的生活，她在餐馆打工，特别辛苦。日子刚刚好些的时候，我又提出出家。她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她一直不肯离婚，认为我只是一时头脑发热，等了一年多，还是签了离婚书。她现在加拿大一个人生活，她说要等到我还俗的那一天。
“我是佛教界的新品种”
“一个出家人要那么多钱做什么？以前回答这个问题我很害羞，很不自信。”
虽然住在这个地方，我一个人，但佛教的戒律我一直在遵守。
别人经常问我，你想吃什么吗？这么多年我还是会想，想四喜丸子，就是狮子头，看着有人端着这个咣当咣当地走着，我的眼睛会跟着走。还有猪肉炖粉条，扑扑扑往嘴里送的感觉，我的心都在咚咚地跳，我都怕我下意识地去夹那个菜。看到漂亮的姑娘我也会很喜欢。当你的精神能满足的时候，你的原始身体欲望就又来了。
我问自己，咦，我不是放下了吗？物质的东西我不是都放下了吗？但欲望的东西我没有放下，身外之物我都放下了，身内之物我没有放下，它会周期性地随时来折磨你、诱惑你。这种动物性的诱惑我觉得是一直存在的，我一直很痛苦，多少年了我还是很痛苦。我虽然年纪大，但我身体还很好，可是我不可以去做，因为我是一个出家人，大家很注意我。我必须约束我自己，一方面是我对自己信仰的承诺，另一方面也是我必须承担的责任。
亲情、友情和爱情，少一个情的时候，你就会活得很单调。我一个出家人三情都没有了，只能活在强大的意念中。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还俗，暂时可能性不大。我嘴还是很硬，我自己还有那个劲。
我没有去寺庙超度亡灵，但我为这个社会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我教书带了很多学生，有很多社会责任在里面。
是的，我的画卖得很好。一个出家人要那么多钱做什么？以前回答这个问题我很害羞，很不自信，甚至我很害怕问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我要做更多的事情，就需要更多的钱，需要更大的名，现在的名利对我来说太小太小了，不足以完成我要做的事情。
我刚回来的时候，想盖个大庙，出家人每个人都想当个住持，用这种方法弘扬佛法。但是后来我改变了。现在我想，等各方面条件充足的时候，我建一个自己的美术学校。我希望未来能帮助更多的学生。很多农村学生砸锅卖铁来学画画，我们要对他们付出的东西负责。现在的学院教育有一些问题，很多年轻人从学院出来，没学到什么东西，找不着工作，基本功都不扎实就去做什么现代艺术，有些人被逼到去做假画，真的很可怜。
做这些是出于我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出于我一个出家人的信念。
很多人骂我骂得很厉害，说我是假和尚。我说，你们可以骂我，但不要骂佛教。美术圈里说我作秀，佛教圈说我把经念歪了。我觉得我们这些人，李娜啊陈晓旭啊，都是佛教的一个新品种，同时又是一种新生的力量。给他们一些新的空间，不必维持传统的样式，不然佛教会越来越走向没落。
我很希望看我画的人跟我所画的朝拜的队伍一直走进去，闻着那些酥油的味道，能感受到找到寄托后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