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史国良关于西藏题材的作品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气势宏大的构图，神态迥出的人物，墨色交融的画面，使人们再次领略到写实主义中国画所特有的魅力。史国良20世纪80年代在美术界已崭露头角，早期作品以扎实的写实功底，浓烈的生活气息和由此洋溢出的青春朝气，在汹涌而来的现代美术大潮中，为写实主义中国画争得了一席之地。经过数年坎坷生活的磨砺，史国良在八大、虚谷、弘一等大师精神的感召下，步入了一条以画僧的方式来关注现实，关怀人生，追索艺术真谛的道路。
自徐悲鸿20世纪初为改造中国画而引入写实主义以来，中国画在承担历史功能，反映现实生活方面杰作迭出、蔚为大观，先后产生了诸如蒋兆和、黄胄、方增先、周思聪等代表性人物画家。从历史渊源上追溯，史国良的艺术属于这一谱系。在中央美术学院攻读研究生期间，史国良对写实主义中国画曾作过系统的研究，但写实主义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一种造型手段，更是一种观念和信仰。无论个人遭际如何改变，他都始终笃守这一信仰。在近期的一个访谈中，他坚定地认为：“目前写实人物画处在一个发展的关口上，原来的那一批老先生相继走了，现在的年轻人又没有很好地跟上来……老先生讲的写实人物画的三条原则（一是造型基础，二是传统，三是生活）全给忘了。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妥的。我现在还是要坚持写实人物画的创作道路，还是要坚持深入生活，融入到社会中去，以感受生活给予我的生机和活力。”
从风格演变上讲，史国良的作品可以大致划分为80年代和90年代至今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作品不仅形式上有一个显著的变化，而且在主题、意义和境界上也相去甚远。
80年代史国良所面临的课题是：既要以严谨的写实造型来塑造生活和人物，又要解决写实性造型和写意性笔墨之间的融合问题。进一步讲，也就是写实主义的结构、空间、体积、光影和写意性、表现性水墨有没有可能融合成一种整体性风格。这是一个大课题，自徐悲鸿以来，这个课题一直困扰着不同年代的画家们。写实主义中国画饱受指责，也是因为这一课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史国良的机智之处在于，他既把笔墨当作塑造形象的手段，使之服从写实造型规律，又在衬景、衣服等处发挥水墨的写意、表现性功能，几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以写实为基础、以写意性为主导的抒情风格。从画面中透射出的，是一种乐观向上的情绪。可以认为，在解决写实与写意、造型与笔墨等问题上，史国良80年代的作品是具有启示性意义的。
有论者认为，史国良90年代艺术风格的变化和其身份的转换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估计大体上是不错的，但进一步深究，更应该认为，这种艺术风格的变化实际暗含着意义和境界的转换——80年代那种对生活之美的表达转换为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从这个角度上看，画僧的身份、意识和他关注现实、关爱众生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史国良笔下展现了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礼佛、诵经、劳作等。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并没有太多的宗教式的凝重与悲剧意味，而是充满了感受本真之后的欣悦之情，这和史国良80年代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时期作品形式的显著变化是，在写实造型和写意水墨之外，引入了大量的装饰性要素。西藏瑰丽庄重的佛教壁画、唐卡、图案、服饰、器皿均以辉煌的装饰性丰富了画面。这种演变可能出于两种考虑：一是适应西藏题材的特殊要求；一是史国良力图将汉唐时期的工笔重彩传统和水墨画结合起来，以创造出当代中国画的一种全新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