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月份发生的两件事正在深刻影响欧洲的文物艺术市场：一件是6月底英国退出欧盟的公投通过，一件是7月初，德国上议院通过了管制文物交易的新法案，要求在德国的文物经销商必须给交易的所有文物提供原产国的出口特许证明，即便是在欧盟内部，进出口一定价值以上的文物也需要特殊许可——这可谓全球范围内对文物进出口交易最严格的管制方案。
德国向左，继续加强对文物交易市场的管制，而英国向右，脱离欧盟将引发新一轮政治经济革新，对艺术市场有何影响？
德国向左：管制将击毁德国文物交易市场
新法案对德国的收藏家和文物经销商来说影响重大：欧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德国有众多爱好世界各地文物的收藏家，如此严格的管制会迫使许多经销商和收藏家把交易转移到德国以外的地方进行，瑞士、比利时或者英国是最可能的选择，再远一点甚至可能在香港、悉尼、新加坡进行。实际上，很多年来瑞士、伦敦都是众多欧洲富豪进行文物艺术品投资、保存的首选地点——税率更低、更有隐私保障是主要的优势。
按照德国的经济实力、收藏家数量，德国文物艺术品市场有与英国比肩的可能，但是为什么二战以后德国艺术市场一直远远落后于英国？最大的原因就是德国的管制更多、税率更高，比如在德国个人出售文物艺术品要上缴19%的增值税，要缴纳4%左右的艺术品转售税，出售在世艺术家作品还要向艺术家社保基金上交费用，对文物艺术品出口还有各种管制，这导致很多人宁愿到境外进行艺术交易，比如很多收藏家都在瑞士等地交易、保管作品。
虽然对德国文物收藏市场影响甚巨，但是这对全球艺术市场并不会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因为美国、中国、英国才是世界最大的三个文物交易和收藏市场，这三个国家合计占全球文物艺术品贸易市场总额的80%以上，德国只占2-5%的比例而已，要比法国还低。
英国向右：“脱欧”将给艺术企业松绑
与德国出台管制法律相映成趣的是，之前英国为什么要退出欧盟？除了移民、缴税问题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欧盟议会、欧盟委员会等欧盟官僚不断出台各种管制法律，导致英国企业为应对严格管制不断抬高运行成本，举个例子，欧盟关于牙刷制定的管制法律就有 31 条之多，管理面包、牛奶生产、销售、运输的法规更是分别多达 1246 条、12653 条，这导致能满足管制条件的大企业更有可能生存，而中小企业会不堪重负，也严重压制创新。英国推出欧盟，预期也将会减少管制条款，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而艺术行业正是中小企业众多的行业。
作为仅次于美国、中国的世界第三大艺术市场，英国艺术市场在欧盟整个市场占比高达63%左右。英国脱离欧盟公投以后英国艺术市场会出现什么变化？在我看来无疑利好：英国本来的市场基础就良好，如果能进一步鼓励自由交易，将获得更大的份额，而从整体经济来说对英国更是好事：如果还是延续目前的福利主义和官僚管制路线，欧盟十年内就会完蛋，保守自由主义的发源地英国显然没必要搭这趟末路班车。
尽管脱欧后英国需要和欧盟谈判新的互惠自由贸易协议，能否达成还有问好，但是至少在艺术贸易方面问题不大，因为欧盟各国的艺术品进出口本来就是各国自行管理，之前英国出口艺术品到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奉行的都是同一程序。
而在艺术交易税方面，这甚至对英国有利。欧盟2006年以来推行艺术品“再销售税” （ARR），全部欧盟国买家及拍卖行转售在世及去世未满70年的艺术家作品转售时要抽取4%的税返还给艺术家或其继承者。这一法律的出发点是保护艺术家的利益，但实际上却给艺术交易商增加了额外的成本，导致一些艺术品交易从欧盟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英国退欧后如果能废除这类苛捐杂税，相信可以进一步活跃英国艺术市场，会有更多欧盟富豪前往英国交易艺术品——毕竟省钱才是王道。
而直接能看到的损失就是欧盟对文化艺术项目的一些补贴将从英国艺术机构的资金来源中消失，英国和欧盟的人员流动难度也会有所增加，如之前媒体报道欧盟2008年开始出资的艺术项目“欧洲数位图书馆”资助了一些英国博物馆、图书馆的藏品数字化，退欧以后这类资助将消失。但是反过来看，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类资助的欠款全部来自欧盟预算，这也是各国用财政税收支付的，英国作为欧盟大国，每年缴付欧盟的款项超过100亿欧元，而欧盟能返回英国的补贴很少。实际上，去年欧盟超过1300亿的预算中约三分之二的资金都用在了欧盟地区的农业补贴——比如法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就得益不少——和中东欧较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脱欧公投之前达明·赫斯特、安东尼·葛姆雷等英国著名艺术家、设计师曾呼吁英国应该保留在欧盟，这反映出当代全球化的一大特点，成功艺术家、大企业从“统一市场”中获得的好处更多，更能承受为此付出的管制成本，因此更愿意留在欧盟，而中小城市、乡镇居民、中小企业则对各种可见的成本——英国缴纳给欧盟的钱款更多而所得似乎太少——更敏感，总倾向脱离欧盟。另一点就是，总体上艺术家、媒体知识分子群体都是左倾的，它们更希望英国继续留在欧盟，继续这一“超国家的地区治理体系”的实验。
严格管制将导致市场萎缩
在艺术品交易方面也是如此，种种严苛管制、高税率必然导致本土企业运行成本更好盈利更困难，将很多生意排挤到国外更便利的市场中去。
欧盟曾经在打破欧洲各国的贸易壁垒、推进自由贸易方面发挥了伟大的作用，但是21世纪以来它日益官僚化。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已经成为一个有着5万名官僚的超级政府，欧盟委员会、欧盟议会的官僚政客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感、为了呼应各种小清新的“环保”主张不断制定各种严苛管制企业的法律和税法，不断抬高企业和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已经让中小企业不堪重负，也让欧盟日益失去创新能力，同时又在欧盟国家和非欧盟之间不断加高贸易壁垒，以保护欧盟已然落后的农业等产业，用全体纳税人的钱去资助各种貌似重要的特定利益群体。
当然，议员、政府通过各种有关管制的法律会举出非常高大上的理由，比如保证文物交易的正当性，防止伊拉克、叙利亚等地被劫掠、盗墓的文物交易等，这很容易得到文化人、艺术家、媒体评论家的热情赞同。在我看来，这可以采取事后追责的形式——如果证明某件文物是被盗文物，政府可以取消交易、追回文物和惩罚交易链条上的责任人，而不是为了个别案例就事前严格管制每一件文物的交易，导致整个市场的自由交易程度受重大影响，就好像为了泼洗澡盆里的脏水却把孩子一起扔出去了。
在我看来，在管制和交易自由之间取得平衡非常重要，要人们提供每一件文物藏品的来源证明、进出口许可是“不可能的任务”，很多文物几百年、几十年来都没有可靠的证明，尤其是亚洲、非洲、美洲的很多文物，但依然在市场上交易，把选择权交给买卖双方、市场中介机构是更为合理、简单、有效的选择，而各种管制法律法规则让政府官僚审查、决定一切，他们并不会太尊重所有人的权益，而仅仅注重符合各种繁琐条文，为此禁止交易、拖延审核、设租寻租就成为更可能的选择。而面对此情况，经销商要么转移生意，要么造假蒙混过关，要么进行地下半地下的黑市交易：商人们、收藏家们会用脚投票，德国政府等于把自己的大半文物交易市场送给了英国、瑞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