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礼宾
说起来我跟隋先生比较有缘分。2001年，那时候我刚来美院读书，我的舍友正好是隋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我记得那一年美院刚搬到望京新校区，当时美院所有的室外空间都布满了雕塑，宿舍楼前边就放着隋先生的“恐龙”。当时我就和身边的朋友说：“这件作品有意思！”他问：“为什么有意思？”我说：“这是一个现成品的放大。”我模糊地意识到这里面隐藏一种创作方法。后来再接触到隋先生是有两个契机：一个是我在策展工作过程中接触到很多年轻艺术家，比如卢征远、杨心广等等，后来我在跟他们交谈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隋建国的学生。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一个群体现象。然后我2010年在成都做了一个关于隋建国和他的学生的展，当时展览的名字就叫“雕塑——隋建国与他的几个学生”。后来接触多了，我发现隋建国先生的创作非常丰富。从2005年以来，隋建国的创作状态开始超越他们这批50后出生的艺术家，隋建国2006年以后，特别是创作《大提速》和《张江摆渡车》以后，他由一个社会批判式的艺术家转向一个哲学式的艺术家。
一位英国很有名的批评家曾经说过：“作为一个批评家，我想把我的生命栖息在一个有创作力的生命的身上，所以我做艺术批评。” 但是你会发现：能栖息你的灵魂的艺术家并不多。有些艺术家看了半天，发现他比你还差，那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说能发现隋建国先生这样的艺术家，是件很有趣的事。这个有趣是因为在他的生命体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亮点”，他在转折过程中的亮点可以使你兴奋起来。
庄子的齐物论里面有一个观点，就是万物皆平等，无论是植物、动物等等，他们之间是平等的。那么隋建国从这里衍生出来一个概念叫做“以物造物”，就是不用泥来塑人，我不用泥这个物质来塑造肉体，而是我用泥来塑泥，我用陶土来塑造陶土。从这个脉络出发，我们可以联系他最近手里捏的泥巴，他的创作理念可以说就是从“以物造物”延续下来的。
1986年到1989年，隋建国从济南来到北京，从文化东路来到王府井，而当时的王府井旁边就是中国美术馆，当时的徐冰正在创作《天书》。这时候的北京是非常激越的，人们都非常兴奋，都有一个文化理想，文化界、美术界、诗歌界产生了很多的交织。当时没有什么挣钱的机会，大家就都在一起谈文化、谈艺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我觉得其实他就进入了现代主义，进行自我表达式的创作。而我想可能大多数艺术家还处于这样的状态：我是什么，我就表达什么！但你喷发是什么呢？你喷发，就有价值吗？你喷发的水准在哪里？你的水准如果很低，你喷发出来的就是垃圾。
我接触过很多艺术家，会发现很多人都没有经过自我思考，或者只是自我癫狂，只是自己给自己癫狂着玩。这和我们所学的现代主义艺术史，后印象派艺术三杰——梵高、高更、塞尚这样的知识结构又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张抗抗的《情爱画廊》，那样一本小说仍然没有逃脱现代艺术史的叙事模式，现在很多宋庄的艺术家都没有逃脱那样一个模式，所以说宋庄很悲哀就在这儿。为什么说它从一个文化的生长点变成了一个文化的沙漠？
如何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艺术家？不是你留了长头发、剃了秃头就是艺术家了。艺术家必须经历一个你的艺术创作和你的生命融合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而这个过程隋先生自我磨砺了7年。89年结束之后，隋建国去大山里面，他开始慢慢的从一个别人叙述中的艺术家，找到自己的艺术家的感觉。到96年的时候他才明白自己原来也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从一个悲愤的人变成一个关注自我生命状态的人，对生命有了另外一种感悟。80年代后期是激越式的、控诉式的，90年代以后变成悲苦式的，后来正视了自己。
到了97年之后，隋先生从这种开始进入一种社会介入式的创作，比如《中山装》、《恐龙》。其实更多人是习惯了社会政治学的解读作品模式，要从作品中发现“明确的意义”，于是习惯了“看图识字”。佩斯正在展出“现实主义之后”展览，很多人看不懂，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看抽象画的能力。我们既有的解读模式是看图识字的解读模式，这是和意识形态紧密连接的！为什么政治波普艺术到现在还一直流行？就是因为它有一大批的这类观众。
在这类作品里面，我想抽出另外一条线索。就是刚才我说的，大家都知道这张画是里希特画的。那么你就会问：隋先生和里希特有什么关系啊？好像没关系？那么里希特在干什么？
2008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里希特展览之前，很多人都模仿他，他在中国至少养活了几百个画家——平涂画法。但是有没有人考虑过里希特为什么平涂？他说“不是我希望我的画像照片，而是我希望我的画就是照片”。大家在用印象派绘画技法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里边充斥着意识形态？里希特从东德到了西德，他要去除“风格”所隐含的经验，他希望用平涂去掉既往的“风格”，绘画是照片——傻瓜相机随机拍摄的照片。
这个就涉及到“零度书写”和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契诃夫所说的“只做证人，不做判官”。学生写作业都喜欢做判官，不喜欢做证人。面对一个事物的时候，经常首先是好与坏，先做判断，而很少做旁证和分析。我们不喜欢观察，喜欢做价值判断，因为价值判断就会得到即得利益，或即得的立场。
80年代后期隋先生的创作中有这样一件作品——把一块石膏放在王府井的一个水管下边冲了一个月。这件作品和《中山装》有什么关系？其实在90年代做中山装的不止隋先生一个人，为什么只有他的《中山装》在当代美术史上留下了痕迹？是因为他直接去除了手塑痕迹，近似于“零度书写”，近似于里希特的那种“平涂”。当他做到这一步的时候，他才觉得这个感觉对了。
我曾经比较过民国时期的孙中山像和建国后的孙中山像，民国之前的孙中山像非常写实，建国以后的孙中山像非常有英雄色彩，我们已经习惯这种英雄主义的叙事模式中，你如果把一个孙中山做成“孙大炮”那肯定有问题，不是孙中山长的的问题，是风格的问题。
你们看到：“风格就是暴力！”，如果再研究到隋先生《中山装》这件作品，我更喜欢用“零度书写”这个词来表述它，就是去除自我个体化风格对于作品的介入。
2006年以后，隋先生就开始远离这种表现化的意识形态批判和二元对立思维，他开始从社会具体现实这样一个时空纬度进入一个更加抽象的时空纬度，到现在已经有5年了，他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界来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老中青三代批评家隋先生最新这批创作的时候，都感到很惊讶，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中国语境里边的艺术家了，他完全可以站在世界平台上进行对话。
前一段时间美院刚刚有个讲座，提到“微观政治学”。提到“习惯动作”，包括你的眼神都可能是规训的结果，隋先生把自己的眼睛蒙掉，他蒙掉的是什么？蒙掉他的习惯动作，习惯架式，习惯的欣赏习惯。
从学素描开始，老师就叫你眯起眼睛来看，画几笔，退出半米去看一看，看大效果，这个大效果是哪种教学体系给予你的？大家都按这种眯起眼的方式(都按这种手塑的方式)，而找不到一个个体理由的时候，这就成问题。艺术家不是强调个性吗？个性不是在日常起居中，而是在你创作中必须具有一个个体的理由，这才是你存在的意义——作为艺术家存在的意义。
我觉得隋先生从蒙眼睛这个地方开始有一个转折点，他其实已经不满足于这种简单的“我和物”直接的对应关系，而他开始慢慢进入潜意识的挖掘。在我的潜意识里到底潜伏着什么？在随意捏雕塑的过程中，就没有规训吗？这就进入到一个更自我剖析的层面，非常细腻的一个层面。你用棒子去打雕塑泥，这个棒子和身体构成什么样的关系？我为什么用棒子去打？我用一丈长的棒子去打和用一米长的棒子去打，和用20厘米长的棒子去打，用我不能控制的棒子去打，让别人去打，这构成一种什么关系？大家看隋先生让助手用脚踹泥的时候，大家都会笑，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从一个蒙眼睛的人到一个脚踹，这里边的脉络到底是什么？他要摆脱什么？在我们观看作品时，要在自己心里面画一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