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迎华
2012年12月7日那天下午，我不仅充满疲惫，而且感到无比沮丧。这一天，我在乌克兰，从早上九点就来到平丘克艺术中心，受该艺术中心邀请参加2012年“未来世代奖”的评选。七位成员组成的评委会只有四位到场，其中纽约古根汉姆美术馆的副馆长和首席策展人Nancy Spector因病无法参加评选；纽约新美术馆的策展人、2013年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Massimiliano Gioni也因故无法到场，和提前到乌克兰看过展览现场的另外一位评委，蛇形画廊的策展人Hans Ulrich Obrist一起用电话参加评选。到场的四位评委除了平丘克艺术中心的总监Carolyn Chtistov-Bakargiev和2012年第29届圣保罗双年展的主策展人之一——Agnaldo Farias。在此前一天，我们一起看了展览；这天早上，我们分头各自看作品，特别是涉及影像和表演的作品。
下午两点，闭门讨论正式开始。和大多数奖项的评选一样，我们也约定了一些评选规则，比如每人先从参选的21为艺术家中提出六位，并各自阐述提名的理由。之后，主办方将各位评委的票数进行统计，按照得票数量的高低对获得两票以上的艺术家进行排列。第一轮的投票结果出现了两个获得同样最高票数的艺术家，而其他艺术家的票数情况也反映了评委之间意见的多样性，对于艺术的趣味和价值观的众多差异。最激烈的讨论集中在大奖的两位决逐者身上，这些争论涉及艺术的意义和价值，有人强烈地认为艺术不应该只是在艺术的范畴内被评判和讨论，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世界观中被观看和认识。有的人认为艺术中有绝对的艺术语言、特质和价值，不应该因外在的因素而影响我们的判断。讨论之中甚至有评委威胁要退出评选，因为某种可能的结果所代表的价值观是他（她）所无法认同和支持的。
在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再投票、计票、协商和讨论之后，我们终于按照奖项的设置评选出了一个大奖得主和五位鼓励奖得主。但在这个时候，除了完成撰写评奖语的任务之外，没有人提得起任何精神或兴致来庆祝这个“胜利”，而是在筋疲力尽之时发现我们都只是被卷入了某个更大的机制中的某个表演者而已。我们发现我们分别所喜欢和自始至终极力推动的某件作品或某个艺术家最终并没有出现在获奖名单中。有艺术家一开始得票很高，但在经过几轮再投片和各种讨论之后，也消失在获奖名单之中。最后的得奖名单似乎都有我们每个人的某部分意志在起作用，但也同时发现这个奖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些超乎我们个人的预料，尽管它是我们共同塑造的结果。当然，这种感觉并不仅仅来自此次评选。
数年来几次参加艺术奖项评选的经历让我体会到这些奖项本身的种种局限。首先，任何奖项都有极大的排他性和局限性，甚至是不合理性。这种竞争机制虽然宣称旨在激励创作，对于大多数参与的创作者而言是具有伤害性的。以威尼斯双年展的金狮奖为例，奖项的设置非常稀少，上百位艺术家中只有一位金狮奖和一位银狮奖的得主。相对于获奖者的巨大荣耀感，大多数的落选者体会到的是失落和心碎，一种被评判和被选择的不悦感。
令人不安的是，因为这种人为设置的机制，我们要用一个奖来肯定一个优胜者，而否定了其他创作者所应得的承认。奖项对于大多数人和长期的工作而言，并不是什么美好的东西。很多艺术奖项中，评委的选择有很大的偶然性，大多数评委会的组成都是主办方借鉴了在当时相对比较活跃的策展人、艺术家、美术馆馆长和批评家等来进行挑选和邀请，这种选择大多是一种相当功利的行为，往往从名利的角度来考虑评委人选的组成。
一些所谓国际化的奖项倾向于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评委，但评委可能对于某个区域的艺术家工作并不了解，需要依赖于本土语境里其他评委或者主办方的介绍，这种情况对评选的基础有所削弱，往往大量的创作和思考由于诸多原因不被纳入评选考虑的范围，入选与否取决于推荐人、取决于年龄、取决于区域的代表性等等。
在“在未来世代奖”入围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入选作品质量并不是很高，虽然似乎其中大多数艺术家都活跃各区域的艺术界。这种以年龄为参选基础，特别是标榜支持年轻艺术家的创作为出发点的奖项本身有自我炒作和制造新明星的嫌疑，而这些动机离艺术都非常的遥远。在“未来世代奖”颁奖晚会结束之后，我们四个到场的评委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除了平丘克艺术中心的总监以外，另外三位受邀的评委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自己对于艺术奖项设置的某种不适和保留的态度。我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答道：没有谁有权利评判谁；在创作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同时没有艺术家是为了奖项而工作的，这些奖项并不是创作的必需品。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甚至举出了上个世纪60年代威尼斯双年展一度取消金狮奖的例子，来表达她对于艺术奖项的怀疑。
更深入地观看，各种奖项的设置者其实希望在一个长时间段内通过不断地突出某种创作来建立自己的价值观。所幸的是，真正的创作和思考是不会屈服于某种集体诉求的，艺术始终是无信仰、无政府主义和信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