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精品展展厅现场
2012“中国美术馆年”
2012年，被称之为“中国美术馆年”，这一年由沿海到内陆各类美术馆的兴建热潮席卷全国。高端民营美术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私立美术馆、区域美术馆、艺术院校的专业美术馆陆续涌现在世人眼前……
西安作为全国重要的文化城市，近年来美术馆博物馆建设也处于一个发展热潮期，而最为突出的是位于曲江的西安美术馆，在三年的探索后，日渐成为西安人口中“美术馆”的代名词。
作为西安目前发展势头最快的西安美术馆，馆长杨超希望通过大展和学术研究带动西安美术馆的发展。近期的徐悲鸿艺术大展作为西安美术馆2013年的开年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在徐悲鸿文化艺术精神的感召下，拉开了西安美术馆新年度的公共美育系列活动。而对美术馆应该承担的公共美育使命，杨超馆长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美术馆承担的公共美育使命
国内美术馆业内人士近年开始提出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美术馆?美术馆在构建城市文化、承担公共美育责任的过程中，又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作为中国目前发展势头最快的西安美术馆，馆长杨超提出美术馆应在重视学术研究，举办高层次艺术展览的同时，重点解决好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城市文化、艺术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以及艺术与公众的关系。美术馆不应纯粹是艺术家和批评家自娱自乐的平台，而更应是社会大众美育培育的基地。
现状：中国没有一家成熟的美术馆
记者：对于2012年的“美术馆热”，您怎么看?
杨超：应该说，这十年来，国内建立了很多美术馆，但中国的美术馆还处于仅仅做展览的初级形态，中国的国家级美术馆也一样，收藏不系统，学术研究滞后。这两年出现的很多私人美术馆，大部分是为个人树碑立传的平台，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术馆。
记者：西方美术馆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杨超：西方中世纪晚期，架上绘画诞生后，美术馆的概念及实体也相应出现，西方美术馆经历了从展览、收藏、为学术研究提供帮助到自身成为艺术研究的核心主体，其发展到今天，美术馆本身成为被研究的对象，成为一门新的学科——美术馆学。
记者：这是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和整个社会发展相吻合的一种体现。
杨超：是的，当西方的美术馆被成为研究对象的时候，我们仅仅还处在美术馆是展览作品的阶段，说明我们的美术馆是非常落后的。我们缺少收藏，本身的学术研究不够，公共性缺失，功能不够健全……但这些问题都不是核心的问题。
记者：核心的问题应该是?
杨超：美术馆是干什么的。美术馆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个公共文化、公共美育平台，肩负着一个城市、一个地区重要的文化使命。今天中国的美术馆基本上是画家和批评家自娱自乐的平台，美术馆和大众、和城市之间的关系被切割了。
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公共性缺失
记者：西方人已形成了周末进美术馆的习惯，而国内我们现在基本还没有形成这样的观念。这种差别有着怎样的历史原因?
杨超：首先要明确，不能说今天的人不进美术馆博物馆是今天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历史文化问题。今天之所以形成中国跟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文化、公共艺术上的差距，主要在于传统文化形态的不同，我们的祖先在创建中华文化体系的时候，在公共文化方面是缺失的。
记者：怎么讲?
杨超：西方文化从诞生那天起，就带有很强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具体体现文化本身的公共性和文化展示的公共性，以及文化传播的公共性。其文化本身是对个体生命、整体精神信仰和精神价值的体现，而这种带有强烈公共性的文化展示以城市的精神物化地标为平台，这种城市精神地标又是传播公共文化的的媒介，从而形成城市文化、城市文化空间和城市公共空间的紧密结合。如：古埃及和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至中世纪的教堂，还有其后出现的美术馆、博物馆、城市公共文化广场等。中国不一样，中国文化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个缺乏公共文化的“家国”文化系统，“家”就是家庭，“国”就是朝庭，在朝廷和家庭之外，广大的公共空间缺乏文化诉求，从而导致中国古代城市城市文化的缺失。其实，在西方无论是早期的多神崇拜还是晚一点的单一宗教崇拜，其文化的精神地标是神庙和教堂，而表现文化的是雕塑，其精神地标就是一个自然的艺术展示平台，也就是早期的公共美术馆。
记者：按您的逻辑推理下来就是，没有公共文化，所以直到今天，没有建立公共文化空间，老百姓也就不会走进公共文化空间去欣赏文化、品味艺术?
杨超：1949年以后，中国建立了一些博物馆、美术馆，特别在一些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很多博物馆有了自己的收藏，但这些藏品有个大问题，就是基本上不展出，依然延续中国人古老的收藏文化，“收回来”然后是“藏起来”。这种自娱自乐的收藏，是没有公共文化的具体表现。而中国传统艺术创作由于文化本身的原因，艺术家基本和公共社会不发生关系。传统艺术创作只是艺术家个体精神情怀的表现，这就形成了艺术家创作公共性和公共文化的双重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