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两次心脏病突发后，张晓刚离开工作室休息了一年，此次在佩斯北京举办的“北京之声”(Beijing Voice)是他两年来的第一场个展，展览将于2月28日结束，3月底转至佩斯纽约画廊展出。
张晓刚的作品以1990年代中期的“血缘”系列最为著名，这组朦胧的肖像画是受他的家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拍摄的肖像照片启发而作。该系列的其中几幅作品卖出了天价，令他成为“价格最高的中国艺术家”。但是随着如今已步入知天命之年的张晓刚生产出越来越多这样的黑白画——用纠缠的亮红色线条串联起来的一些显然处在「炮弹休克」中的人物，有人开始指责他堕入了自我复制。
在生涯之初，他曾经因酒精中毒入院，这次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促使他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绘画系列。而在近年的几次心脏病突发后，张对 ARTINFO 说：「我的生活完全变了。我每天锻炼，不抽烟不喝酒，基本上不碰咖啡。」然而这一次，他在作品上的变化却显得比较细微，有了更清晰的主题，和过去的作品在视觉上有更多联系。
“我正在想一些不一样的观念前进，但是这是个缓慢的过程。我依然走在自己的路上”，张晓刚说。
“生活的变故会勾起一些忘却的记忆。在我再次生病的时候，我开始想我的女儿，进而以一种新的方式去回忆我自己的童年。”
在“北京之声”里，张晓刚用一系列绘画将自己作为孩子和父亲的经历结合了起来。
张晓刚的童年是在文革期间和三个兄弟、一个阿姨在一套有两个房间的寓所里度过的。他的父母被派往国内的两个不同的地方，只是每周能回来一趟，有时候是一个月才有一次。与此同时，患有精神分裂的母亲，在精神状况日渐恶化。
他的女儿也有她自己的不幸。“我和‘第一任’妻子离婚时，我女儿还是个小女孩”，他说。“当初我离家搬到北京去的时候，她还不能理解是怎么回事。她以为是她做了什么错事。”
《我的父亲》(2012)中，一个小女孩和父亲坐在两个独立的沙发上，中间隔着一张茶几。她的身体向他的方向扭着，而他则无动于衷地坐在那，盯视着画外。“我去看她的时候，她花了很多心思打扮，做出很可爱的样子。她会选她最擅长的歌唱给我听，想让我高兴。但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知道背后是什么心理。”
虽然是张晓刚的模样，画中的这个穿着笔挺中山装的男人，也是他自己的父亲的一种映像。“我们几乎没怎么见过他，他和我们兄弟几个从来没有特别亲近过。他只是在我们小时候跟我们解释过，我们的妈妈生病了——不怎么爱说话。”
一张画着一个母亲和儿子的相似画作表现了他在儿时和母亲的疏远。“我们不太明白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坐在那盯着某个方向看，很长时间不说话。”
他的女儿现在18岁，对他当初离开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了更多的理解”，而在理解了母亲的病情后，他自己和母亲的关系也有了改变。但是他不希望失去那些感受，由此产生的复杂情感令他感到不安。
这些画作都是个人化的，但也势必和他成长的那个时代紧紧相连。“我最早的记忆是趴在地上画画。我画了一个士兵在开枪，他的表情很愤怒，眉毛很粗。每天早上我们都会听到对面楼传出枪声，那边是昆明最残暴的红卫兵的大本营。”
“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家里待着的，所有的窗户都钉着板子。到晚上甚至还要把门盖起来。整个屋子都是黑的，不只是因为没光亮，还以为我们唯一的照明工具是一盏油灯，所以什么东西都被煤烟染黑了。”
张的新作是明亮而多彩的，但是其中的梅枝和松针可以看做是对过去的政治和社会黑暗的间接指涉。
“梅和松曾经是独立思维的象征，一种对时代政治和文化主流的背离。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女孩子会用美化来表达她们的革命热情——男孩用松针也是这个意思。这在我看来是很奇怪的。”这样一来，摆放在空床上、或弯腰在一本书、几瓶药上方的梅枝所传达出几近阴郁的失落感，也就不是偶然了。
佩斯北京总裁冷林说：“张晓刚的作品不可避免地会和我们的过去与当下，和历史与记忆联系起来。”他因此认为张是中国的一位关键性的艺术家，他的言说不仅限于自己，还会涉及到正在演化中的中国身份。
“我这一代人经历了很多变迁。我们觉得生命正在我们手中流逝、消失，”张晓刚说。“我们其实不是个体——我们的生命是由其他人、由我们的过去组成的。这些太沉重了;你没法把它们都藏在心里。我们命中注定无法拥有什么。”他说，在坚守记忆时产生的失落感，将永远是他的作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