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当代艺术奖（CCAA）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CAFAM）共同主办的“博物馆与公共关系”国际论坛于11月7日上午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召开。届时，王璜生（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与卡洛琳克里斯托夫巴卡捷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 ，卡塞尔文献展13总策展人），克里斯德尔康（Chris Dercon ，泰特现代美术馆馆长），李立伟（Lars Nittve，M+视觉博物馆馆长），乌利希客（纽约MOMA，泰特美术馆收藏顾问）共同探讨博物馆发展议题。
博物馆机构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为社会的发展和公众服务。4位来自国际顶级美术馆的馆长、策展人、收藏顾问将为大家讲述他们所任职的博物馆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他们除了单纯的博物馆管理工作之外还扮演怎样的角色？博物馆的公共空间是如何展现给公众的？怎样才能组织动员博物馆的咨询委员会、赞助商、资助人以及收藏家？中国真正意义的现代博物馆于80年代末期开启探索，经过几个时期的跌宕，逐渐摸索出自己的发展路线。
近年来，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不断发展，又迎来了博物馆发展的新势头。本次“博物馆与公共关系”国际论坛也将为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提供实际的经验。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经历15年的发展，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交流平台，此举意在实现平台多元化的功能，开启新的发展阶段。
第13届卡塞尔文献展艺术总监卡洛琳 克里斯托夫巴卡捷夫这次将演讲论题由双年展策展理念转向了对双年展中公共关系的讨论。此次卡塞尔双年展延续以往，仍然是非盈利运作，但是与往年不同的是，除了政府与赞助商的投资外，双年展预算几近有一半收入来自于观众。观众的增加一方面得益于他们对文献展持续增长的兴趣，也归功于展览本身的独特模式。卡洛琳说道，第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的时间恰是二战刚结束不久，德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化解与欧洲各国的矛盾。艺术被认为是最好的方式之一，而“documenta”不仅可以翻译成“文献”，也可以追溯其词根，得到“警示”这样一层意思。因此，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展品和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展览本身所带有的社会政治意义并没有消失，这正是促成此次文献展观众多达86万人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此次文献展举办了多个研讨会，吸引了除艺术工作者之外的包括社会学、历史学、科学、高科技、农业、生物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卡洛琳最后表示，在卡塞尔双年展中，艺术和政治不可分，艺术和现当代研究不可分，艺术和社会热点也不可分，这些观念的凝聚使本届文献展多出一丝人文关怀，并拉近了与市侩的距离。
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馆长克里斯德尔康对泰特美术馆当前状况的进行了梳理。他认为艺术确实是一种表达意见、参与社会讨论的形式。而泰特美术馆在实质上也是尽量把观众的“参与”功能放大，增加观众与作品展开对话的可能。在演讲中，克里斯多次提到“分享”一词。他认为在美术馆不断收集藏品并扩充收集地域的基础上，观众有分享藏品的必要性，博物馆与观众的关系在逐渐发生变化，通过“分享”的过程，观众能够更好地得到启发。比如观众既可以赞美也可以批评一件作品，通过参加“美术馆之夜”来达到艺术与生活的融合，也可以与艺术家直接交流甚至参与到艺术创作本身中，正如前些年泰特做过的一系列关于影像与舞蹈的活动。
香港M+视觉博物馆总监李立伟主要介绍了M+博物馆的未来发展规划。在李立伟看来，创办一所博物馆是要“从内往外”走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先明确自己的目的，然后再去思考建立博物馆的外在因素。尽管M+博物馆在2017年才会对外开放，其核心以及前期准备工作已经比较完备：M+一方面要建成一个既代表香港文化又拥有国际视角的艺术中心，另一方面要促进公众的参与程度，加强公共服务性。博物馆主要针对视觉艺术，同时也包括水墨、影像、设计等，藏品会逐步扩至全球范围，以多角度的呈现方式给观众不同经验。在博物馆外部包装上，李立伟强调“宾至如归”，他希望不仅博物馆建筑能反映出这一氛围，在展出上也通过技术来尽量还原最合适的方式，让观众感到舒适并受到熏陶。他还提出设想，即在M+博物馆内设计一个储存和展览相结合的“第三空间”，真正达到展览内容与展览方式的多样性。
著名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家乌利希客作为一位资深收藏家，推荐给中国博物馆一个可借鉴的发展模式——与收藏家合作的公立博物馆模式。希客分析，目前中国博物馆最稀缺的是资源，而西方国家也曾遭遇过此种困境，面对资源的稀缺，像MOMA、泰特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与藏家的合作。藏家不但能提供作品，提供资金以促进对艺术的研究，他们自身的圈子也能够帮助博物馆建立庞大的馆藏。另一方面，私人博物馆多代表个人品味，当创办者对艺术的热情减退时，博物馆极有可能关闭。与此相反，公立博物馆更稳定，更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