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沙田大会堂与沙田新城市广场交接的空地上，一座小型的“雕塑天堂”悄然拔地而起。它们跟那些被供奉在殿堂、展架、尊座上，以标准人像呈现的高贵雕塑绝非同类项;这些长相怪诞的“雕塑”，偏偏与它周边的自然环境相处得极其融洽。它们隶属于大名鼎鼎的“城市艺坊”项目———这个历时已久的公共艺术装置计划，最终化作18副由中国香港、英国、意大利、丹麦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设计师、艺术家制作的城市雕塑及环境美化装置，均匀地分配在沙田的各个角落。它可以直接嵌入假山的一角、霓虹灯的灯座、供人憩息的长廊、桥梁的牌坊、门棂的边框……它们是整个片区一个个不会说话的资深宠物，如今，长居于此的它们和周边居民相濡以沫，俨然成为散落在沙田区域的“家庭成员”，让商业区与艺术区发生了暧昧的联系。
当这些“艺术装置”化为公共环境的一部分时，一个个深邃的问题也随之抛出———“曲高和寡”的艺术和创意物件，能否深入浅出地切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环境之中的寻常点缀，并与实用物件、城市事物融为一体?怎样用创意、灵感及其他美学元素来对我们的环境进行更协调的烘托?这些，正是敏于行而讷于言的香港艺术精英们正在积极践行的。
沙田是环境艺术作品的“豪宅区”
从沙田地铁口一路前行，穿越沙田新城市广场这个喧闹的购物区后，一座小巧玲珑的长廊将把旅者们带入一个全新的视觉世界——— 各种袖珍创意物件，如同“捉迷藏”般，总在某个难以目及的角落突然向你招手。比如，那一排排路灯灯座上，居然会有南瓜、Snoopy、唐老鸭之类的卡通造型镶嵌其中，如同一个个佩悬在灯株上的“挂饰”;而正在踱步的你又有可能不经意踩踏了廊阶上的花纹……一个购物场所向一个艺术创意群落的切换，竟如此的迅捷简便。而助力这种“变身”的媒介，已经有了一个专业的称谓“环境艺术作品”。
沙田大会堂、沙田公园一带就成了“环境艺术作品”的“豪华住宅区”。18个“作品”在此“安居乐业”，它们的卫生和保养，还有孜孜不倦的清洁工人在精心护理。不过，它们的“长相”实在有些诡异。比如，一个名为“AONEORATWO”的作品，远看像两匹怒目对峙的骏马，近看却只有数束萧瑟的钢条，勉强拼出一个酷似“鸡”的轮廓，就这样凌乱飘逸地矗立在草坪之中，俨然3D版本的悬空涂鸦之作;另一个作品“幻影神驱”也让人摸不着头脑，远看是匹泛紫色的斑马，近看却成了“四不像”，数根不锈钢凑成了介乎菱形与梯形之间的怪异形状，不过，它和驻足之下的三角形绿化带却形成了微妙的映照，藏蓄着一种剑拔弩张的内劲。除此之外，走“抽象路线”的装置和作品，还有那个不知所云的“红盒子”，一樽与2008年奥运主题相挂钩的“祥云”雕塑———如果说，它们身边那些规整的建筑物是“地球人”的话，那这些艺术界的怪咖们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外星人”了。
当然，一个华丽的艺术带，是不可能全靠“怪咖”来撑场的。会堂广场的另一侧，“环境艺术作品”的阵容便“具象”得多。譬如，正对新城市广场门口，一座酷似“路灯”的装置像卫兵一样笔挺地屹立于道路中央，顶端是一个“骏马驮珠”的造型。它和新城市广场暧昧的空间关系，以及它本身“俊俏”的外表，很容易被理解为吉祥物或标志物;另一个同样具有“笔挺”身材的 装 置，它的主体是四根直冲云霄的霸王椰，组成一个黄金视觉比例，这是按照艺术家手绘的设计图打造的植株卉景，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绿化带”;而最与公众生活贴近、已化作公共实用物件的当属出自丹麦艺术家之手的“千层椅”，则用千万片“树叶”模样的鳞片临摹出“花瓣”的形状，层层堆砌，最后变身为一张公共座凳，正好可容纳一人倚坐。总而言之，这18个艺术装置作品犹若“十八罗汉”般，各占方位，各具神通，它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让走过路过的市民群众“养眼”，让他们的视野暂时从铝窗、高楼等逼仄雷同的景致中抽离，被艺术、创意的氛围悄然击中。
然而，能够统纳在“环境艺术”这一恢宏名号之下的，当然不仅限于出自名家之手的“十八罗汉”，休息区、地板、长廊底部也常常被各种花纹所包围，繁体行书加上卡通吉祥物作为路标和指引，各种各样的艺术因子正在这一片区充分播洒着。
“好似生活在一个创意的迷宫一样”，一些经常在沙田公园下棋的棋迷，也抛出了这样的感想。的确，“艺术带”还一直延伸到沙田公园、城门河等地，从沙田会堂沿着条纹瑰丽的石径踱步而去，不到200米处，便会和沙田公园极富古典韵味的门匾不期而遇，拓印的隶书字体投射出一种深邃硬朗的苍老感。右耳之侧，从“艺术廊”飘拂而出的粤曲小调是午后漫步最悦耳的配乐，十余个粤剧的老拥趸们披上凤冠霞帔，悠然曼舞，惬意地度过一个下午的慢生活时光。
香港“公共艺术计划”让市民无障碍亲近艺术
公共艺术计划，顾名思义，评价它的成效有两个指标———一个是艺术性，一个是公共性。在深圳雕塑院院长、深圳公共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孙振华看来，“公共性”是第一位的：“让创意、艺术的因子切入民众生活，最关键的是这些‘创意’作品具有足够的普及性和亲民性，不和公众之间产生过大的隔阂和落差。”而知名策展人、艺术评论人岳路平亦表达了近似的意思：“欧美的许多‘环境艺术’之作，不是什么仪式化、殿堂化的装置或雕塑，可能仅仅是从公共物件中抽取、嵌入的一部分———从这样的角度切入公众生活，毫不突兀。”
显然，香港的“公共艺术计划”，就是在践行类似于欧美的“环境艺术”理念。正如香港雕塑学会副会长莫一新所透露的那样：“香港康文署近年不断推出各种‘公共艺术计划’，以促进艺术在市民中活化。”而这种“活化”，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雕塑”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艺术与市民之间的互动，而更具动感、后现代意味的作品和创意，更符合21世纪美学精神和潮流的设计元素也将在这一“计划”之下纷纷出炉。
“城市艺坊”便是“公共艺术计划”中一个具有标本价值的子计划。南都记者了解到，“城市艺坊”占地面积约19万平方呎，是沙田大会堂广场美化工程之一，与附近的奥运马术赛选手村帝都酒店遥相呼应。“香港一直缺乏艺术地标和人文标识，或许，我们不需要跟传统的人文城市去拼‘历史悠久’，而是应该用全新的艺术眼光建构一块现代化的艺术天地，而‘城市艺坊’的国际级艺术内涵，也可媲美东京旅游胜地六本木，有机会成为亚洲的文化旅游地标。”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教授陈玉强如是说。
“我们想要通过国际顶尖艺术大师的创作，提升香港文化艺术及创意设计的国际地位，激发市民对当代艺术的兴趣。”展览策划人、香港知名建筑设计师何周礼的意见亦不谋而合。而在众多策展者、创作者高调表态的背后，他们的憧憬和愿想是否成为了现实?这些“公共艺术作品”到底能被市民多大程度接受?
记者走访发现，许多已经成为“老常客”的艺术作品、装置或边角部落的创意装饰，依然坚守“岗位”，为新老市民奉上新奇感和亲切感。很多“生在艺术中而不自知”的居民们，开始丢弃对“艺术”的仰视，开始以平等的视角对待那些俯拾可见的创意物件。香港白领C arina的感受较具代表性：“有一次，我在香港金钟太古广场看到了两樽‘环雕’，就是两个铲沙工人的塑像，他们还在栩栩如生地‘挥铲工作’，这些‘环雕’很有动感，非常卡通可爱，我根本没感觉到它是什么高高在上的‘艺术品’，感觉它们就是自己生活中的某个同事、某个街坊罢了。”
又如香港资深设计师、艺术创意推广人Zasky所建议的那样：“我个人觉得，‘公共艺术计划’的意义和精髓，就是让‘艺术’不再‘艺术’，是让‘艺术’成为毫无门槛的、让市民轻易亲近的事物。‘环境艺术’作为‘公共艺术’的一部分，更应该结合公众生活就地取材。”
“环境艺术”在香港已形成格局
近年来，香港“环境艺术”的推进步伐十分迅猛，各种“公共艺术计划”已将触角伸向了香港多个角落。除却沙田片区之外，黄埔公园、九龙公园、金钟太古广场、油麻地等均可窥见“环境艺术”的踪迹。“环境艺术”这一新生事物的格局轮廓，在香港已初具规模。但一个缺憾也不可讳言：许多“环境艺术”之作，本质上仍是将名家之装置“空降”于某个住宅区、绿化带或庭院，它可以实现对“艺术”的推广和普及，却难以真正“融化”到市民的生活中去。
Zasky敏锐地觉察了这点：“一些所谓的‘公共艺术计划’，仅仅是将一部分雕塑、装置作品‘盛放’于公众们经常出没的区域。规划者们的用意或许是，只要民众生活在被艺术品围绕的环境之中，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公众的美学意识、艺术情趣就会产生飞跃……其实个中逻辑岂能这么简单?一樽与城市环境契合度不高的雕塑或装置，只会徒增公众的突兀感和抗拒感，民众的日常视觉、习惯视觉被打乱，这样的‘环境艺术’就犹如一种‘美学噪音’，并不能增加环境的美感和协调性。”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那些被大号“环境艺术装置”占据交通要道的香港大街中，常常能看到民众“避让”、“绕道”的无奈场景;而一些香港市民也开始对闯入他们生活中的艺术品产生“审美疲劳”，“开始时觉得好新鲜，后来反而觉得它有些碍事。”这样的抱怨，在南都记者的随机采访中高频出现。难道，艺术进入公共环境，居然也会曲化为一种对“地盘”的生硬掠夺吗?
也就是说，“环境艺术作品”事实上并未有机地渗透到“环境”之中，在Zasky看来，只有“公共艺术计划”的升级刷新才能解决这些“脱节”问题：“更深层次的‘公共艺术计划’，或许应该更加注意作品放置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协调性，注意与民众生活物件的接洽和联通，积极收集民众反馈意见，采纳民间创意作品，并把欧洲‘ 街 道 展览 ’、‘ 社 区 剧场’、‘居民作坊 ’等 成 功C AS E借鉴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