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is Dercon
自2011年起就担任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馆长的Chris Dercon将他的工作比作经营一间公共广播公司。在我们见面的前一天，他还与泰特的策展人们就其未来的计划进行了一次集体讨论会。“你开始会定下一些理念，然后由于某些意外发现的东西而联想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说。“一切事物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一间大的博物馆来说，这听起来民主、带有集体组织性质而且不那么官僚。“当然我说的不是像《黑道家族》(The opranos)或是《广告狂人》(Mad Men)那种由指定的、带有创意的制片人统一负责的电视剧，而是像《火线》(The Wire)或是《国土安全局》(Homeland)那种每集都由不同的人导演的剧集。”
Chris Dercon出生于比利时，在阿姆斯特丹学习过艺术史、戏剧与电影理论。他在成为策展人之前曾做过艺术记者，同时也是鹿特丹Witte de With当代艺术中心的创会理事。后来他还做过鹿特丹波伊曼·凡·布宁根博物馆的馆长，见证了它的扩张和改革。
Javier Pes：今年Frieze伦敦艺博会和Frieze Masters被“打包”到了一起。你怎么看待这种将古典与当代艺术结合到一起的趋势?
Chris Dercon：我希望人们会明白这些在很久以前创作出来的作品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被接收和传播的角度来说——而对这些复杂性的处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们以肤浅的方式来处理它们，那么就太遗憾了。我刚参加了埃德·拉斯查(Ed Ruscha)在维也纳美术史博物馆举办的个展“The Ancients Stole All Our Great Ideas”。当你了解到他所做的事时，你就会发现那真的棒极了。我认为开始质疑当代艺术的同时代性非常重要。也许我们需要暂停对最新的艺术的讨论，然后开始谈谈新的创作技巧以及新的观众群。
Javier Pes：在伦敦的工作有什么吸引了你的地方?
Chris Dercon：这跟Nick Serota(泰特美术馆馆长)有莫大的联系。当我还在Witte de With当代艺术中心工作时我就知道他了。我们是第一批为诸如何里欧·奥迪塞卡(Hélio Oiticica)及保罗(Paul Thek)等艺术家举办回顾展的人。在慕尼黑时，我第一个为Amrita Sher-Gil举办了回顾展。而Nick Serota比大多数的人都要明白这些艺术家的重要性。于是我决定我应该去一些让我羡慕的地方。我从2003年泰特美术馆开始做关于拉美艺术的展览时就很羡慕它了，还有接下来它对中东艺术(2008年时)以及非洲艺术的关注。
Javier Pes：在你担任Tate Modern的馆长期间，你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密切的关注和审视之下。你是怎样应对这种情况的?
Chris Dercon：我之前在鹿特丹和慕尼黑的工作都受到过人们的密切关注。在鹿特丹是与精英主义及其希望拥有一个融合了多种文化的社会有关，在慕尼黑则与历史以及处理历史的方法有关。所以这种“盯紧”在我看来再正常不过了。
Javier Pes：我感觉Nick Serota不太好相处。
Chris Dercon：一直以来我们都会就美术馆的未来以及多元文化的社会进行讨论。他明白我对其它一些媒体的兴趣所在，他也知道我做的那些展览。因此这样的讨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之间唯一没有达成共识的便是我之前在鹿特丹与慕尼黑做过许多场时装展。
Javier Pes：你是否担心自己的很多时间都被花在了为Tate Modern的扩建筹集资金上?
Chris Dercon：自从在MoMA PS1工作开始我就很热衷于资金的筹集了。有时在暑假时，Alanna Heiss(译者注：PS1的创始人兼主管)和我不得不暂时放工作人员的假，因为我们没有钱支付他们的工资。一旦展览到位了，就很容易让人们变得热情起来。这是我在PS1的工作方式，同样也是我在Tate Modern的工作方式。
Javier Pes：有人担心公共机构最终会变成富豪们的形象工程。你怎样划清你与那些收藏家的界限?
Chris Dercon：我喜欢把精力集中在那些愿意分享我们的信仰的收藏家身上。有许多藏家愿意以新的公私合作关系的形式进行合作;也有一些超级富裕的私人收藏家们看到了与公共美术馆合作的利益。我更喜欢把时间放在这些人身上。
Javier Pes：你的日程表里是怎样安排那些艺博会的?
Chris Dercon：我不可能每场艺博会都去一遍。考虑到我与拉美的关系，在巴塞尔以及迈阿密举办的艺博会对我来说很重要。现在我不用像以前那样忙碌地穿梭于各种机场之间了，现在这是策展人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