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山:直言当下艺术界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2-08-15 18:35:25 |
文章来源: 《当代美术家》

李小山

前不久,老友来访,不免谈论一些艺术方面的事,不料老友有心将我们的随意谈话录了音,并整理成文,我看了一遍,虽然了无新意,多是些老生常谈,但有的问题还是具有针对性。正好《当代美术家》杂志约稿,于是我征求了老友的意见,把我们的谈话加以修改和节选,发表出来,以供读者参考和批评。

友:我注意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批评家大多变成了活动家,变成了被人诟病的“赶场子”的人,他们出现在各种热闹的利益场所,做一些与身份无关的事情。作为批评家,你觉得这现象正常吗?

李小山(以下简称“李”):正常和不正常是以某个标准来衡量,这个标准是什么?说实话,我无法确立它。批评家变成活动家,到处赶场子,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假如他们呆在书斋里辛辛苦苦写文章,读者在哪里?假如他们的苦思冥想只是自娱自乐,谁肯坚持?这里,我不得不用黑格尔那个历史主义的宿命命题来做挡箭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么说吧,批评家的好时光已经不复存在,批评家的发言权虽在但无人理会……

友:你指的好时光怎么理解?

李:若干年前——具体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批评家有一度是很风光、很出彩的。他们几乎掌握着所谓的话语权,是某种价值指向的制定者,是是非得失的评判者,是貌似书写历史的一群思想和观念的精英。这显然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一致。因为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价值指向尚不明确,很多事物处于尚未展开的雏形之中,需要有人批判、叫喊、推动等等,给了批评家用武之地,这是昙花一现的好时光。

友:这样的解说似乎难以服人,我倒觉得,是你们本身的问题,你不认为自己正在丧失曾经的斗志吗?请你不要生气,我听出来了,你是想把责任推到环境身上,但这是一种经不起驳斥的遁词。如果你保持当年的锐气,照样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至少能够在众声喧哗中多一种清醒的声音。

李:是吗?我还能产生影响?这一点我自己却完全感受不到了。当年我年少轻狂,写了一篇讨论中国画的文章,立即名声大震,搁到现在,写死了也只是一己之见……还有,现在十个老栗也当不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现在的教父是金钱!不,金钱是上帝。我身边的艺术家是最好的例证,早几年,他们中的有的人对艺术真是虔诚,一有新构思或新想法,哪怕半夜也会激动不已跑到我这里,拉着我谈啊谈,艺术像信仰一样指引他们的生活。但最近几年,他们再也没有谈论艺术的兴趣,一丝一毫都没有了,只热衷对好房子好车子,说实话,我都怕见他们……这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市场像洪水一样淹没了所有人,我看到极少数的人还在挣扎,企图逃出来,但大多数已经淹到底里,死透了。

友:这是你回避的理由吗?

李:不是,我是厌恶,对那些骨子里浸透利欲的人,谁来拯救?再说我也不愿扮演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角色,我没那么高尚,也没那个财力。

友:你还是有愤怒嘛,说明你仍然没有忘记你的身份。

李:愤怒有两面性,既能使人保持审视的能力,又会让人失去理智。我记得台湾的龙应台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会愤怒》一文,指的就是普遍的麻木和冷漠。当我们面对那些不义和肮脏,我们必须愤怒并表达自己的看法——当然啦,表达是因人而异的。正如我在台北,拜访龙应台,向她提到她和李敖在大陆有很多读者时,她面露的不屑表情,扔了一句:他怎么能和我比?我理解她的意思,一个不喜欢当众做秀的知识分子是不会对李敖抱有好感和敬意的。

友:你这么一说,我想到了陈丹青,有人称他是“老愤青”。

李:前不久我在北京,有人对我谈到陈丹青,口气中充满轻蔑。什么“老愤青”之类。我当即反驳:别把自己的油滑当智慧,丹青的愤怒是针对什么的?是他的一己之利?还是他有不可告人的私愤?很多人只看愤怒的形式,不关注愤怒的针对对象。当下的中国有那么多令人无法心安的丑恶和委琐,不该痛斥吗?有那么多的卑鄙和腐烂,不该揭露吗?我想特别强调,越是有名望的人就越应该摆正自己的姿态,别把自己放在与丑恶现象狼狈为奸的位置,或者故意装聋作哑,成为让权势摆布的木偶。我在一些场合,批评过杨振宁现象,我的大意是,凭杨振宁那么高的社会地位,人们赋予了他那么多的荣誉,他为社会和道义承担了什么?我并不要求他像前苏联的萨哈罗夫那样绝对化,但至少应该说出一些对体制、对社会现象的独立的见解。杨振宁一会儿为中国传统大唱赞歌,一会儿说中国的大学对中国的贡献比美国的大学对美国的贡献大,又带了太太到处出场作秀,像娱乐明星一样。我称之为“杨振宁现象”,是要表达,我们社会的许多名流太油滑,太懂得自保,特别是身在文化界、思想界的那些名家们,把他们的言论仔细检索一遍,就会明显地发觉,他们太缺乏责任心了,任何事情和现象都不会让他们愤怒起来,玩小聪明到头来只能自己的形象抹黑。实际上,稍有自知之明的人都明了,靠我们最近的几个老人,如钱钟书、张岱年等等,不过是“旧时代”留下的“残渣余孽”,我们和我们的上代学术人物(五、六十成长起来的那一群),要学问没学问,要思想没思想,底子差得没法说,对中国文化的推进几无尺寸之功,所以我自己是很没劲的。我不断尝试着多读点书,多深入思考些问题,但力不从心啊,底子太差了!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的大轮廓看,上半叶可说是群星闪耀,各界都有领军人物,下半叶则是……

友:我觉得你稍有夸张之嫌。

李:你注意过现在那些名流的言论吗?

友:这和他们发布言论的渠道有关,我相信有些是言不由衷的。

李:这是事实。出版社和杂志的头头只需要做好两件事,一是牢记不能踩地雷,一是一脑子挣钱的念头,以至烂书烂杂志泛滥成灾,最终受害的是什么我想明眼人心里全都清楚。我记得康德说过,你可以沉默,但不要说违心话。做帮凶也好做帮闲也好,性质是差不多的。

友:或许这叫迂回战,明的不能说,就打哑语,这古代文人的老法。例如总是用大谈传统办法进行软抵抗。

李: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体制万能论,目前这方面的言论比较多,把西方的宪政、市场和选举奉为唯一的良药,体制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一本书上讲到钱伟长在旧清华和新清华的不同遭遇,钱先生曾感慨:蒋校长(蒋南翔)不是梅校长(梅贻琦)啊!我觉得钱先生可能回避了问题的实质。显然,在旧清华,蒋校长恐怕当个助教都困难,而在新清华,梅校长恐怕只能做个勤杂工,这是他们两个人背后的体制在起作用,是按体制要求来录用以及淘汰谁谁的;但宪政、市场和选举是万能的吗?说得远了,省略不谈亦可。二是文化自大论,为中国古代的辉煌文化大唱赞歌,其实是典型的阿Q心态。什么黄帝纪元,什么穿汉服,什么回归传统等等。我弄不明白,会有这么多脑子进水的人在瞎起哄。你想想,假如现在满街走着穿汉服的人,那不是一群群的小丑么?而假如在美国的道路上奔驰着咱们中国品牌的汽车,欧洲人用着中国品牌的家电,日本人用着中国品牌的手机,情况又会是怎样呢?这是一种设想,并非对立,我相信,文化与科技是一致的。我有比较强烈的民族情绪,希望中国人都有民族自豪感,但我不是民族主义,周树人的弟弟说: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的思想在里面。复古是死路一条。

友:你说制度决定论,有具体的指向吗?

李:不是个别的,从上世纪新文化运动开始就有这样的论调。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可以作为唯一的决定因素。马克思的观点是经济决定论,但综观现实,有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再好,也没有达到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文明水平。

友:确实。

李:这里,又可以看到批评家的作用了……

友:你对眼下的艺术界作何评价?

李:还是三句不离本行啊。我把眼下的艺术界分为两块,一块是市场,一块是学术评价。所谓的艺术界其实主要是由艺术家构成的,而处在市场经济下的艺术家与市场又是分不开的。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在市场上表现,他们的市场指标可以当作衡量他们重要性的基础。但是许多人对此非议不断,认为市场断送了艺术家的前程,摧毁了艺术家对艺术的信仰。我觉得这种看法太表面化了。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氛围才适合艺术家成长呢?才是产生艺术家攀登高峰的外部条件呢?我们只能从艺术史上寻找依据,而艺术史告诉我们的恰恰又是,任何时代都可以产生它那个时代的艺术精品,都是艺术史延续的不可缺少的环节。我的意思是,不管是政治意识形态,还是市场经济,都不可能直接破坏艺术创作,它们作为对面的力量,有时候恰恰是艺术创作需要的反作用力,在那种重压和紧张的挤轧下迸发的力量正是艺术灵感的源泉之一。

友:你看好眼下市场上那些走红的艺术家吗?他们在市场上号召力与他们的学术位置相称吗?

李:这是一个尖锐的话题。有些朋友说我现在变了,往好里说叫宽容,苛刻点说叫做变得圆滑。其实,一方面我不愿意再扮演那种固定的角色,另一方面也确实无话可说。我指的是,那些虚火上升的艺术家是不值得谈论的,也不值得用严肃的学术姿态去批评,那样做,简直是一种抬举,因为他们是过眼云烟……谈论艺术家在市场的表现不是我的关注点,但并不证明我完全采取回避的态度。那些资质平平的艺术家屡屡创出高价,除去阅历、官位和炒作的原因,我想不出还有别的原因。

友:譬如像范曾那样的画家?

李:他是一个很努力的画家,比一般不学无术的画家要强。但他的架子搭得太大了点,就如一个身材中等的人硬要穿一件巨人的衣服,不免处处露短。他的画千人一面,笔墨浮浅,算不上优秀。这类画家在中国画坛可以数出一批,从年龄上看他们的水准比他们的上辈(如李可染、傅抱石、黄胄等人)差一大截。听说范曾画价很高……还有很多名不副实的画家画价都让人眼花,这就是市场与学术之间的隔膜。一些画家的画比较通俗,又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不寻常背景,吸引了收藏者的追捧。另外有一些画家靠图式吃饭,如贾又福、陈平是典型的,以不变应万变。还有像史国良这样的炒作大师,用出家人的身份赚出镜率加赚票子……再想想弘一法师,才真的让人佩服。这和眼下国内很少真正的收藏家有关,收藏者大多是些盲目跟风的附庸风雅的俗人,或者是些拿画来投机赚钞票的人。得承认,我们处在一个混乱、无序、被无尽的欲望推着走的时代,充满着原始的邪恶的活力,人气极为旺盛——当然啦,话又得说回来,人们把钱花在艺术上总比花天酒地好一些吧。

友:不是有很多画家尝试着对传统中国画进行改造和创新吗?

李:我不否认,但从实践的结果看是不理想的。譬如,有个阶段实验水墨动静很大,现在虽没有完全偃旗息鼓,也差不多仅剩余波了。我以为,对中国画问题的探讨,不应该再纠缠论说,实践本身已经给出了答案。

友:好像你对这一块一直抱有成见?

李:是吗?我一想起范宽、李唐、董源、王蒙、倪云林、八大等等,就乐意鞠躬致敬,但我不会再对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这样做,更别说他们之后的人了。二十多年前我批评那时的中国画坛,评点了当时举足轻重的名家大腕,惹了一身骂名。但我从来没有觉得错在哪里,中国画不见起色,其标志即在于从业人员的高度一代比一代萎缩。

友:吴冠中先生呢?

李:我宁愿把吴先生的成就更多地摆在油画创作的实践上,而且,他是个综合得分高的艺术家。此外,你很难再举出其他例子……黄永玉?张仃?想想还有谁呢?目前的中国画坛其实是荒芜的,看起来热闹非凡,一年有数不清的各种展览,拍卖也是搞得轰轰烈烈,前两年每个省还捣鼓什么十大画家晋京展,现在又有杂志评出十大画家,实际上都是过眼云烟。我要补充一点,我并不因此否认中国画的未来,以上的看法只是针对当下的,因为未来还没有呈现,所以只能是预测和期待……

友:我读过你对当代艺术评述的书,评价似乎也不高。

李:不对。我一直认为艺术永远是一个时代的艺术,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汉唐、宋元、明清,包括当代,各种各类的艺术成就都根基于不同的时代。当代艺术是这个时代的精神的物态,亦是国际化的产物。如果说,以往的艺术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原生物态,那么,当代艺术即是国际交流的结果。正如足球、篮球等运动项目一样,没有人追究这些项目的原创是谁。艺术尽管带有更多的文化历史色彩,带有更多的种族、人文等特质,但无论从形式上看还从观念上看,都有一种我们时代的共性。

友:我从你的文章里读到有关观点,看来你处于自我矛盾之中,一方面你把当代艺术认作是国际化的,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当代艺术模仿、借鉴、挪用西方的东西感到不满和无奈。

李:我指的是一种思想感情。创作者和受众都是这个时代培育起来的,尤其在我们这样的转折的交替的岔口,中国画的受众的年龄与受教育的背景,与喜爱当代艺术的人的情况是有区别的。据我的经验,大部分弄中国画的人的素养比较单调,缺乏丰富性……我曾请一个弄中国画的朋友(是一位名气不小的国画院的领导)看一个级别很高的油画展,他竟然说,我从不看油画展。相反,一些画油画或搞当代艺术的人,对传统文化和对中国画并不缺少了解,甚至了解得相当精深。这个事例是用以表明,艺术家如何从他的生态中吸取更多的营养,获得更广泛的资源并从中产生灵感。

友:我同意。如果选十个年纪在五十岁以下的当代艺术家,同样再选十个年纪相当的中国画家,两者进入当代艺术史的可能性是一目了然的,估计后者没有一个能进入。前阶段我看报道,天津的李孝宣自称,以后的美术史家如果不把他列为重要一章,将是个白痴。

李:我不知道这事,他可以自认为有重要一章嘛。我觉得,中国画坛就像武打小说里的那个江湖,人人争抢天下第一,自称大师的人可以装好几卡车。

友:从你以上的谈话可以看出你对当代艺术的观点有了转变。

李:与西方不同,中国当代艺术不是内部历史过程的必然,也就是说,不是自身节奏积累的结果,而是靠外力的推动。这样的话,在它的雏形阶段,势必要模仿、借鉴和挪用。但经过这一必须和必然的阶段,艺术家会把自己真正的切身的经验融入到创作里面,这时候,中国当代艺术的面貌便凸现和完整起来。从最初的老85,到后89,再到90年代末,一直延伸到当下,接力棒比较顺利地传递下来。中国当代艺术的丰富性和特色正在展开,一些艺术家和一些重要的图式已成为历史记忆,成为视觉资源……当下,第一拨冲击波过去了,第二拨尚在形成之中,但中国当代艺术展示出的可能性无疑给我们以信心。前面谈到当下拜金主义的汹涌潮水对艺术的损害,这需要时间慢慢平服,艺术家以前太穷了,我们都太穷了,就普遍性而言,贫穷不能产生持久的创造力,这就需要一个过程,把扭曲的价值观重新扭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