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九文化区的中国元素——专访M+高级策划人皮力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2-06-13 10:31:08 |
文章来源: 南华早报

2012年7月3日,38岁的皮力将赴任西九龙文化区M+美术馆的高级策划人。此前的2008年,香港立法会通过拨款216亿港元予西九龙文化区,其中,M+计划将包括今年会在西九龙文化区所在地搭建临时设施,整个项目将於2017年竣工后正式啟用。

至此,一拖再拖的西九龙艺术区终於有了启动的跡象。而事实上,最早提出兴建西九龙文娱艺术区(简称西九龙文化区)始於1998年,也是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当年的《施政报告》中宣佈的大型发展计划,冀望借此提高香港作為国际金融中心在文化方面的吸引力。之后,港府在排除了古根海姆和蓬皮杜移植的方案后,於2008年成立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由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公布委任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任期两年。经歷2009年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谢卓飞(Graham Sheffield)突然因病辞职等波折后,目前的M+行政总监是李立伟(Lars Nittve)博士。倍受各方关注的管理局,今后如何提升香港的文化软件成為焦点。随著皮力加盟M+ 视觉文化团队,西九的发展方向露出一些玄机。

皮力,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系常务主任及北京Boers-Li 画廊的董事和创办人之一。这位被业内评价為「深諳中国当代艺术运作模式的策展人」,又会如何施展才华改善当前西九文化区的发展态势,因此倍受瞩目。

南华早报中文网在皮力即将赴任前,专访了皮力。

Q:可以谈谈在M+的具体工作吗?

A:抱歉,M+的工作我签署了保密协议,在允许公布之前不能够透露任何消息。我们将会在6月13日公布一些消息。

Q:好,那我们就谈一下你的个人经歷,让香港的读者有一个了解。你当时选择上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史专业,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吗?

A:我父亲长期从事美术史研究。我读初中的时候,他在编辑《美术思潮》,是当时一本备受尊重和推崇的艺术刊物,现在很多名成利就的艺术家或学者的第一篇文章都发表在那,譬如王广义、侯瀚如等等。但是他不希望我继续搞美术史研究,当时他给我填的志愿是中山大学新闻系,档案都过去了,我坚持要上美院。提前考专业时,我是第一名。后来又托人把档案从中山大学拿出来,我就上了美院。我入了行之后,他还是挺支持的,虽然我俩现在的研究方向上有区别,我做当代,他比较侧重传统媒介。说家学也好,说父辈的影响也好,从父亲身上确实会了解得更多,我高中时,他的书橱就向我开放了。

Q:听说你上大学的时候早上五点就起来背英语单词,那是9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你就意识到自己要更多地和外界打交道吗?

A:这个八卦你都知道了……我是起来背单词,那时候我和尹朝阳(画家,毕业於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同住一个宿舍,后来他受不了了,就搬出去住了。五点起来不是刻苦,是作息习惯。我现在还是每天都五点起来,写东西,回电子邮件,六点鐘出去锻炼一小时,七点就该哄女儿起床了,送她上幼儿园。我们画廊没有打卡器,因為我每天準时9点25分走进办公室。

Q:你一点都不像水瓶座,简直是土相星座,摩羯之类。

A:(大笑)我挺懒散的,但是作息一直是这样。高中时课业负担特别重,起得更早,四点就起来了,我熬不了夜。现在给女儿讲完故事,九、十点鐘我也睡了。英语单词的话,这是我父亲一直以来的要求,多了一种语言,你就多了一个世界。信息量和阅读量都会多起来。其实我的语言关不是背单词过去的,是1997年去四合苑画廊,和Karen Smith一起工作。

Q:四合苑画廊是你的第一份工作,你在那裡收获了些什麼?

A:从1997年到1999年,四合苑算外企了,很多现在的画廊人是从那裡起步的,我给Karen做助手,但没有介入到「买卖」的部分,当时要做一个学术的画廊,要做展览、出版、写文章。我和艺术家的感情是在那个时期建立起来的,非常捻熟,有刘小东、郭晋、郭伟、林天苗……那时候刘小东的画才800美元一张。

Q:后来你去了英国的策展人培训项目。

A:对,那个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去的那个城市没什麼商业画廊,都是非盈利的,那时候我就接触了非盈利,把我的眼界一下子打开了。我后来考了美院的研究生,读书期间做了两件事:被冯博一拉去编网站「美术同盟」;给方力钧做私人助手——这是件非常有趣的事。

Q:你做方力钧助手时都做些什麼?他满意吗?

A:就和今天小孩们做的一样——收发邮件、包画、寄画……我是个非常糟糕的助手,就这样也做了两年,方力钧觉得我特别不靠谱(大笑)。所以这个行业的工种几乎都做过,连艺术家助手都做过,非常有意思。

Q:当老师是什麼时候开始的?

A:我一开始留校,学校没让我当老师,我留在了研究院,当时赶上了几件大事。2001年前后,中国要入WTO,所以要在海外展现很Open的一个文化形象,对外交流的展览都在做当代。我和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范迪安一起,从2002年一路做到2005年,从法国蓬皮杜的展览到威尼斯国家馆,我把在四合苑学到的经验都拿了出来,老范拿大主意,我们一起做了这些展览。这一阶段做完了之后,老范去了中国美术馆做馆长,我也就退出来了。空闲了一阵子,就去玩了一次电影。

Q:给王小帅的《青红》做製片人?

A:对,我们一起喝酒,他说你来给我做宣传吧。谁知道后来投资方跑了,我们就去找钱,钱找来了后他说,你管钱吧,我就莫名其妙成了製片人了。那个戏拍得很惨,我们在贵阳的山裡,过年工人们都没回家,没钱给他们买票。

Q:后来《青红》在康城拿了评委会奖,你没觉得电影很有意思?

A:对。我细想下,好玩,但是电影是一个產业化的东西。我拿了我的酬劳,就回到了艺术圈,揣足了劲要做非盈利,那时候艺术市场已经有起色了,但年轻艺术家还是很苦。我想著向国外的基金会申请资金,来做非盈利,谁知道2007年西方一些国家集体「向右转」,变得很保守,收紧了艺术的投资经费,就很难申请。我和我现在的合伙人Boers碰到一起,我们想著从基金会、收藏家、艺术家三方拿钱与作品,在北京的草场地艺术区做一个非盈利空间。后来发现,基金会的资金是不稳定的,收藏家给的资助不是持续性的,艺术家给的作品不是他最「黄金」的作品,后来做不下去,冬天连烧暖气的钱都没了,只好转商业。

Q:转商业是一蹴而就的,还是经歷了比较艰难的转型?

A:挺难的。第一是在商言商,我们都不是生意人。买艺术是买一个品牌,得花很长时间让收藏家相信你,必须看到在你手上有艺术家成长起来,譬如说「小刘伟」(刘韡)。第二个是与艺术家的关系,我们之前和艺术家是朋友、同行的关系,后来变成了商业关系。这个是比较难的转变。第三是落差,之前和艺术家不管怎麼说是平起平坐,后来谁都能给你脸色看(笑),还是有落差的。

Q:所以你要重回非盈利领域吗?

A:倒不是因為这个,我很早以前写过一篇小文章,裡面谈到这一点:「商业价值的前提,是建立在学术价值的基础上,这样才是稳定的。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商业价值越高,泡沫越大。」我还有非常民族的一面,阐释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是建立在西方人的基础上的,从栗宪庭开始。现在卖得这麼多当代艺术作品,却没有转移到美术馆、转移到教学中,我是觉得越是有钱,越是需要返回来做这些非盈利的事,做研究。

Q:内地做不起来非盈利,与基金会不能自由地支持有很大关系吗?

A:有关系,国内这一块不容易。另外的一个方面,还是有意识形态的原因,再往下研究,就会涉及到一些制度的问题。学术研究、出版、期刊……这些也都是不自由的,研究出来的结果没有平台发表,策划人就失去了权力,这个话语权又落到了外国人手裡了。

Q:谈谈你对香港的印象,有没有人问你,是不是因為想移民才去香港?

A:当然有,很多人第一想法就是这个。其实不是,这个项目(M+)有特别吸引我的地方,有作品、有馆藏的地方才会有研究,这个地方未来会有很丰富的、很系统的馆藏。它从无到有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学习的过程。香港人讲规矩,务实,这一点很明显,加上它足够国际化,许多国际化的建筑师、摄影师、艺术家会常常去那裡,也有好多内地的艺术家在那裡建立了工作室,譬如方力钧。它不会取代北京,但是个很有意思的补充。

Q:你经常会跟人说:「多读点书吧」,你现在一年读多少本纸质书?

A:(大笑)对,我一年大约读个20来本,精读。iPhone拿来读杂誌。多读书好,可以吓唬人。

Q:最后一个问题,这麼多身份,你最喜欢哪一个?肯定不会是艺术家的助手。

A:那我还是会选策划人。我从教画画、卖画、包画、寄画、评画……都做过。批评家是在展览之后发出声音,是滞后的,策划人是前置的,一个展厅从无到有,很有意思,参与其中。策划人呈现出来的东西更复杂,是作品、是展厅、是文章……有很多的形式,比单纯一篇文章要丰富。

皮力:1974年出生,湖北武汉人,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理论博士,他的独立和专业意见对於国内上世纪艺术发展甚具影响力。除了艺评家、策展人和教育工作者等身份之外,他也担当中西艺术交流的桥梁,一方面在中国介绍西方艺术,另一方面向世界各地推广中国当代艺术,并和法国的庞比度中心、伦敦的泰特现代艺术馆,以及亚洲其他机构合作。作為策展科目的导师,他也经常在中外媒体包括《Artforum》、《Flash Art》及《Third Text》发表文章,尤其在当前急速发展的中国艺术与博物馆领域,皮力对策展人的角色认知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