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朵云轩第一场拍卖会，左起为戴小京、曹晓堤、祝君波。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朵云轩只是一个商店，“文革”后，朵云轩成为一个出版社，在原朵云轩基础上又延伸出拍卖行，古玩店，文化经济公司。它的思路、业务范围在不断地扩展。当时第一次拍卖最重要的拍卖人就是祝君波、曹晓堤、沈毓琪。
在1993年朵云轩第一次拍卖之前，尽管深圳、上海等一些南方地区也有组织过零零星星类似的艺术品拍卖，但是影响力远不及朵云轩此次拍卖，朵云轩是在专业单位首开先河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但是具体操作艺术品拍卖的人员不够专业，上海也有一家是同一年比我们略早几天拍卖的，但也不是专门的经营艺术品公司，可能什么都做，兼带着做艺术品。我觉得朵云轩的成功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当时朵云轩是一个长期经营艺术品的百年老店，在整个中国的南方艺术品市场一直是代表。我们是“一社一店”这样机制的单位：一个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个商店。上海书画出版社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在全国出版业也造成比较大影响，特别是书画出版业方面，所以整个朵云轩的专业品质非常好。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拍卖前期调研准备工作很充分，整个的准备过程很长。当时我在社长室担任总编助理，工作侧重编辑室这一块。祝君波是社长，他总揽全局，但是更侧重于经营管理这一块。他投入此次拍卖的精力比较大，从一开始想到要办拍卖行这件事，我觉得他是比较有胆识，有眼光的。还有一个重要时代原因就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机遇和时代背景。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强烈的要把经济搞起来，给上海一个特殊政策的明确信号，我想北京也和我们一样。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国营单位，能够迈出这一步，如果换一个人的话，也许这件事未必能那么早地做起来。那么上海的先机就失去了。
朵云轩以前长期的经营方式是把从市场上征集的作品，通过朵云轩的包装，卖给境外的艺术公司，由对方通过商店零售或拍卖再加价再卖出去。令祝君波触动比较深的就是张大千的一套春夏秋冬山水四屏条从上海到香港卖出，两地的价差有10倍之多。因为当时在会议上和私下接触中，听过他不止一次提到这件事情，我想可能这个是对他触动最深的，激发他创办朵云轩拍卖行的重要原因。要知道，在上海这么一个出版和经营文化艺术品的国营单位，要迈出这一步是举步维艰的。祝君波从设想到策划到做成这件事可能花费了大量精力。
1993年6月20日上海朵云轩首届拍卖会上的风云人物，无疑是香港的张宗宪（举手者）。他着橘色西服，领1号牌坐前面，旁边坐着米景扬（二排左二）和陈逸飞（二排左四）。
在朵云轩拍卖行筹建的时候，我还在出版社的编辑室，不涉及到经营管理方面，所以有时候隐约听到这个事一开始也没有太上心，因为觉得跟自己没有太大关系。当时大多数人是对这件事情没有抱很大希望，是冷眼旁观的态度。因为当时我们是一张白纸，什么都不懂，不像国外的拍卖行都是很长时间积累下来的品牌，在国际上有很高的知名度。大概是1993年2月有一天祝君波通知我去香港一趟，让我着重观察一下人家的拍卖师是如何操作、叫口，节奏又是如何掌握的。就在那时，我才突然觉得这件事和我有点联系了。那次是我和曹晓堤一起去香港，之前他已经和那边有了一点接触，到了那边张宗宪、陈德曦好几个在香港的上海人接待了我们，还有与香港有合作的永成拍卖行的老总黄应豪。他们都是我们去香港的一些连接点，也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我们的向导。哪天有拍卖会他们会陪着我们一起去，我就注意观察拍卖师的叫口，不明白的就问他们，由此掌握了一些拍卖的节奏和叫口。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一个拍卖协会和拍卖师的培训机构，对我个人而言，拍卖师的一切内容都是空白的。通过那次在香港的拍卖观察，我掌握了一个比较好的叫口就是“三声报价”。后来回来后，看中国一些小拍卖会上，都是其他的叫口方式，比较后我觉得英美的拍卖师叫口非常干净、利索。当地很多香港的拍卖师说粤语，但也是三声叫价的。我把自己的感觉请教了一些资深的藏家，他们觉得可以。后来到了1995年在中国拍协刚刚成立，在我的母校中山大学举办全国拍卖师的培训，我现场演示了拍卖，大家互相探讨拍卖中叫口方式，后来也验证了这种“三声叫价”的方法是比较合理的。当然，特别高价位的艺术品又另当别论了。另外我总结了两点：叫口要快，眼观六路。
第一次拍卖前夕，祝君波在朵云轩的大堂组织过一次拍卖现场演示，让朵云轩的工作人员当买家。因为当时国内艺术品拍卖业是一张白纸，我是一张白纸，但是在中国的大陆绝大多数买家也是一张白纸。可以说我是无知者无畏。因为对拍卖不懂，对拍卖有关的太多规矩也不懂，便没有太多忐忑、紧张的感觉。后来，拍卖中的一些技巧，很多深奥的地方，包括一些学问，比如说和买家眼光的对接、如何与客户更加融洽地交流，更多的都是后来慢慢摸索学习、积累的。我们第一次拍卖当时现场也有很多博物馆、文物商店、准备做艺术品拍卖的公司，比如翰海、荣宝斋都来观摩这次活动。因为他们也在着手准备做拍卖，而朵云轩正好在这一点领先了。这次首拍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当时第一批朵云轩的员工的工作条件是很艰苦的，在各方面待遇上低于全国的同行工作人员。但是他们很认真、勤奋，为朵云轩赢得了市场、先机，奠定了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南方朵云轩的龙头老大的地位。可以与北京的大公司并驾齐驱，在整个中国拍卖的第一阵营之内，这与我们整个工作团队的工作作风是紧密关联的。我们当时的工作同志的收入是非常微薄的，拍卖一场之后的钱也都是归单位的。这次拍卖结束以后，我记得发给了整个朵云轩拍卖行所有员工一共4万元奖金。我觉得朵云轩的第一代拍卖从业人员的这种创业精神、奉献精神和打拼精神都是值得赞许的。
后来，当时其他地方慢慢开始的一些拍卖行基本都是民营的、股份制的，他们的分配体制从今天来讲也比朵云轩要先进得多。所以我觉得朵云轩的第一、二代工作人员是很不容易的。我尽管没有非常深入地参与第一次拍卖的过程，但是我看到很多片段，尤其第一次拍卖找东西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所以说，要举办成一场拍卖会，组织拍品和组织买家的准备工作，那次都是准备得比较充分的。这与我们的首拍成功，和那次在南方产生很大的影响都是有关系的。
作者系上海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朵云轩首席拍卖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