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火爆开幕的上海双年展，是众多艺术媒体聚焦的话题。但当大多数媒体皆关注“社会工厂”这个具体的议题时，却忽视了当初差点看不到第二次的双年展，已经连续进行到第十届了。
放宽观察的视界，从无到有再到众人期待，双年展是一个流动而又丰富的载体，像棱镜一样，折射出上海这座城市和当代艺术发展的脉络，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节日
11月22日下午两点三十分，望着民生二十一世纪当代美术馆门前排着的长长队伍，老人孩子全家出动的场景，第九届上海双年展总策展人邱志杰感慨万分：“二十年前，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1996年，第一届上海双年展，邀请函被扔到垃圾筒里，人们觉得那是一个不重要的展览，也不相信双年展会维持，他们认为双年展就办一次，不可能还有第二届。当时看展览的基本都是搞艺术的人，看来看去，除了作品，都是熟悉的面孔。
2014年，第十届上海双年展，距离开幕式还有两小时，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前已经人满为患，许多人因为没有那张黄色封皮的邀请函而在外等候，“大烟囱”下聚集了盛装出席，却焦急的面孔。人们开始期待这两年一度的盛会，并希望能够先睹为快了。
十届，十八年的时间，公众对上海双年展的认知，已经发生了大改变。对策展人来说，同样如此。
意大利人乐大豆(Davide Quadrio)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多年，他是第九届上海双年展城市馆项目的总策展人，和邱志杰并肩奋斗了半年多。1999年，乐大豆创办“上海比翼艺术中心”，彼时的上海当代艺术，大多是地下文化，录像、装置等作品很难见到：“那时候我的圈子里面，除了我以外没有人会说英语，所以大的博物馆一来人就没法沟通，需要翻译，这是很奇怪的事情，现在跟从前完全不一样，出现了许多新的艺术活动和空间。”
乐大豆能说非常流利的中文，还会来点带儿话音的北京腔，他和国际化的团队一起，把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带到威尼斯，带到欧洲大陆，也把欧洲艺术家的作品带到中国。比起二十年前，他更加享受艺术带来的纯粹快乐。
开幕现场的邱志杰同样如此。他曾经冒着夏日的炎炎酷热，一遍又一遍地走在世纪大道上，往返于办公室和“大烟囱”之间，终于将世博会“城市未来馆”改造成一个展示当代艺术的公共空间。两年前让他备受“折磨”的工地，如今成了老友相聚的场所，邱志杰一次又一次张开双臂拥抱曾经的“战友”，还有熟识的艺术家、策展人，笑容一直留在脸上。
时钟再回到11月21日晚十点，离上海双年展正式开幕只有不到二十个小时的时间。“大烟囱”主展厅内还停留着巨大的吊车，物料的味道仍然新鲜。走出五层展厅，正对灯光迷离的外滩，江上轮船往来，汽笛低鸣。这时，突然响起Hotel California的旋律，我问主策展人Anselm，那是作品之一吗？他说，不是。
采访刚开始，Anselm就说，双年展首先是个节日，是嘉年华。对彻夜未眠准备作品的艺术家而言，能在如此美妙的空旷空间来一曲最爱的音乐，已是无上幸福。
节日，是双年展最元初的意义。
空间
许多评论家都认为，2000年和2012年这两届上海双年展，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
2000年，首次由中外策展人组成策展团队，共有18个国家和地区的67位艺术家带来了包括油画、国画、版画、雕塑、摄影、装置艺术、录像艺术、媒体艺术和建筑等各种艺术样式的300余件作品。
本届双年展参展艺术家徐坦向记者回忆了1982年来上海看卢浮宫大展时的场景：“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很多艺术家都很热爱艺术，很认真，但认真的内容不是很现代，以架上的、古典主义绘画为主。”
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徐坦也在现场，他看到了外国策展人带来的变化：“真正开始呈现亚洲当代艺术，乃至世界当代艺术的风貌。”
引进外籍策展人，拓展了上海双年展的国际空间，是它走向国际舞台的重要推动力。
策展人高士明告诉我们一个有趣的细节：“2004年，我发现欧美艺术家开始把参加上海双年展写进简历里了，这说明我们在上海做的事情算数了，在国际艺术界也有了影响力，往深里说，对艺术界之外的公众而言，上海这座城市也通过双年展，逐渐建构起一个文化态度。”
2012年的上海双年展，则有两个层面上的空间拓展。首先，主场馆从原先的上海美术馆迁移到世博园的未来馆，“搬家总是一件大事”。
邱志杰告诉记者：“老美术馆当然跟上海历史有更深的结合，但是那样的建筑说实话完全展不了装置，是非常不好用的，每一个木线条都不能碰，展个录像投影机都得搁地上，挂在天花板上都是不行的。”新的场馆，可以任意改造、腾挪，巨大的空间对策展人来说，头疼，又令人兴奋：“虽然还需要时间再磨合，但有这么一个馆可以折腾真是幸福太多了。”
“虽然地理上偏了一点，但是它的气场大，英国泰特美术馆的馆长非常兴奋，因为这跟他们的场馆非常像，”高士明说。
在展览模式上，上一届上海双年展首次引入了城市馆项目，阿姆斯特丹等全球近30个城市参与，成为一次前所未有的盛会。邱志杰早在2004年就想做城市馆了：“这是定大局的战略问题，只要坚持做，上海双年展一定会成为一流双年展，因为中国会成为一流国家。”
邱志杰一度以为这届双年展不再有城市馆项目了，非常生气。他希望城市馆将双年展“平台化”，这样，即便主题馆因为种种因素的博弈而水准平平，城市馆却可以因为其开放性，让不同艺术家群体“打擂台”，互相竞争而呈现最好的作品。
本届双年展依然延续了邱志杰开创的“城市馆”项目，不过，是另一种思路和呈现方式。
与邱志杰“平台化”的想法不同，本次展览的城市馆更强调“在地化”，城市馆的场地上海新天地、上海K11购物艺术中心、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和上海静安嘉里中心，松散有致地座落在淮海路沿线及其延伸地带。近代以来，绵延6公里的淮海路(旧称“霞飞路”)犹如上海的文化脐带，源源不断地为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供给着活力充沛的文化养分。
项目总策展人朱晔的研究领域之一是城市社会学，他希望把场馆置入城市空间内，和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发生关系：“我自己考虑更多的是要跟城市空间发生关系，内容更重要。观众不光是观看作品，而是通过行为参与到艺术行动中来，他会觉得这样更生动一些，我想这是城市馆设定的用意所在。”
担当
联合策展人刘潇参与了好几届的上双工作，在她看来，上海双年展跟中国当代艺术的脉络是联系在一起的，对整个艺术界和艺术生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每一次我们提到转型都会把上双作为一个标杆，它在艺术界、体制、艺术生态之间，一直做权衡和推进，你可以观察到整个艺术生态是怎么被这个双年展撬动的。”
本届上海双年展开幕的前一天，民生现代美术馆新馆、震旦博物馆等私立美术馆也迎来了新展。“为什么要跟着上双的时间开？这个还是很明显的，双年展对整个上海艺术生态的带动是非常明显的，”邱志杰说。
朱晔向记者分析了世博会以后上海的艺术布局，西岸艺博会、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喜马拉雅美术馆、上海双年展……新美术馆的开馆，世博地块的不断活动，激活了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
乐大豆策划了震旦美术馆新开幕的展览：“当代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已经成为一个灵活的空间，说明上海有这样的需求，鲜活而年轻。我们可以思考的是，怎么把当代艺术这个系统做得更好，比如可以几个美术馆合作，做一个联票，一起做事，同舟共济，提高上海的艺术氛围。”
除了对上海艺术氛围的带动，上双在主题上的延续性，也成为它与众不同的特点，这是业内人士的共识：“前几年解决的是合法性问题，接着进入到城市自恋的阶段，从海上上海、都市营造、影像生存、快城快客，一个个短语可以连成一篇文章，是一场连续的、竭力的书写，而巡回重演、重新发电、社会工厂，则开始关注社会议题——这条线索极其鲜明，跟威尼斯双年展这一届否定上一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带来了颠覆和断裂，”邱志杰说。
不过，未来上海双年展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采访到的所有策展人都提及紧张的时间，他们希望能够更加从容地工作。一方面，可以有充分时间寻求赞助，另一方面，长期的计划能够带来更精彩的作品。乐大豆说：“现在还需要做那么快的东西吗？东西如果做不好，那非常可惜。时间长可以做得更加细腻，尊重观众，尊重艺术家，尊重自己，差不多跟完美的区别很大。”
总策展人Anselm希望艺术生态能更加灵活：“艺术家是非常有活力的群体，与他们一起工作，要做充分的准备，希望相关环境能够适应艺术家的工作方式。”
高士明则认为，未来的上海双年展要更有态度：“大胆、坚定地改变这个游戏，改变双年展的模式、套路。要考虑一个双年展、美术馆，对于城市、公众和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怎么去克服现代的艺术系统，这个克服不是在外面去克服，而是就在里边，我是它的一部分，但是我仍然从自身去克服。”
艺术家徐坦的思考是，艺术首先是社会的文化消费品，这是市场的部分，此外，艺术还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仅仅提供产品是不够的，双年展要强调对社会的关切，这也是当下的一部分。
“我期待未来上海双年展对世界所承担的使命越来越重，对中国所承担的使命越来越小，所有人都是靠付出、靠投入来获得的，要拿出这种胸怀来，”邱志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