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女性,有女性的地方,就有萌生解放意识的土壤。千百年的男权社会中,女性意识被无意或者刻意地趋于磨灭。男女两性差异被夸大时,往往就习惯性地强调女性的抚育特征,进而得出其不善理性思考的所谓本质特征结论,使性别的等级制度合法化,以迎合利益需要;性别差异被否定,则是漠视女性特殊性的有力托辞。女性长期处于男权社会权力机器的边缘,其独特价值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实现。长久以来,在精神与肉体、理性和感性、文化与自然、公众与私密的划分中,男性总是被自然地划向较好的一方,留女性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境地。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转型,开始用全新的思想主题、话语方式和价值观念面对文化的重建。中国女性主义艺术也由最初的萌芽到悄然隐遁,再到伴随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异军突起,女性艺术家凭借“女性主义作为方式”的艺术观念引领新时期女性对于自主、自由、自我的追逐。2004年,艺术家蒋丛忆创作了“我靓故我在”系列,使她一跃成为中国女性主义艺术代表人物之一而备受瞩目。这一时期的作品魅惑、霸道,隐喻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而她躲在画布之后与男权文化作着不合时宜的烽火对话。那些调弄着内衣、姿态撩人的女性,表面上仿佛接受了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声音,而事实上,其背后深层次的反叛意识在内心疯狂滋长,不可遏止。
蒋丛忆早期的艺术观念和叙述方式都是直面的,没有遮掩,没有隐晦,将理想安置于画布之上——如同西西弗斯终其一生托举顽石上山的宿命——与男权社会作坚决的抗争。将女性从男权社会分离、解放出来,摆脱长久以来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群体精神和肉体上的霸权!这些极具刺激性的观看,摆脱了私密空间的局限,无形中将女性的边缘话语转生为主流话语,女性形象正以局部、开放、甚至挑衅的姿态,改变着人们对于女性群体的既定看法:她们,再不是温良贤淑,相反,是一支带有侵略性、压迫性、不可一世的力量。正如美国女性学者琳达•诺克林所言:“男人不仅是所有色情论述的主体,也是所有色情产品的消费者,而顾客永远是对的。通过对性与艺术的控制,男性及其幻想也制约了情色世界的想像力。”而女性的反抗,首先发轫于群体意识的觉醒。
随后蒋丛忆创作的“北京美人”系列早期作品在图像层面实现了女性意识的自觉外省,借助个人话语传递出艺术家之于女性群体境遇感的发现与关照。蒋丛忆的目光是向外的,一切都是假设的替代体验,女人们在男权社会当中身穿各色娱衣,大同小异,形同一人。不由想到特里萨•德•劳雷蒂斯所言:“女人始终是基本的变现主题,不管是直接作为欲望的对象还是借以表达欲望,这种与力量和创造性密切相连的欲望是推动人类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动力。”女性形象俨然成为一种反思现实生活的符号代码、观念载体,为传达艺术家的独特感触和情感幻想而存在,此时,女性形象不再仅仅具有表象意义。
身体是灵魂的监狱,真正的悲伤没有形式。在蒋丛忆创作于2011年的“失眠症”系列作品当中,视觉语言再一次实现了有效突破:大面积游移的黑、苍白的人脸、以及镜子里痛苦无言的狰狞之美在简略中彼此强调,不再是早期所公示了私密的身体。此时的身体,作为灵魂的秘密驻足地,被适时藏匿,无声息地安置在黑洞般的暗处,自顾自蔓延着无边的神秘与绝望。冷寂是失眠者的呼吸,在目光所不及的区域里言说着:“可描述的火都不是猛烈的火。”(彼特拉克)毫无疑问,这些面孔归属于藏匿了身体的女性,她们的灵魂被刻刀无情地写在脸上。被过度强调的面孔,许是情绪的形状,也或是蒋丛忆早期系列作品的视觉互文:只是不再执着外省,不再寻求对话,不再肆意开放。
“艺术首先解决的是个体需求。”蒋丛忆如是说。有时候她并不见得以那种方式看到,只是记录而已,并在这记录当中完成对于多种体验的内观,日常的、艺术的、本源的。就像库尔贝说并不知道自己在画什么,只是记录着一大堆柴薪,他就只是把看到的东西画下来而已。艺术家内心的需要催化了艺术运行的自由,其个性化特征必然在作品中留下无可取代的印痕。
蒋丛忆的观念自觉是由外而内的,不断寻找重释世界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以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从油画到影像,不断开掘新的视觉经验,竭力创建个人化的艺术空间以表述外省与内观的真实。其所表现出的有异于男性视角和观念的艺术形式,实际上是对于女性群体内质征貌的表述,心理视像转生为观念载体,在现实中证明着价值。
2012年8月5日于太阳宫半岛国际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