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画兴起后，中国人物画逐渐沦落为山水画的附庸，汉唐时期的重要地位不复存在。虽然山水画在笔墨韵味和意境表达上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成为在世界艺术史中独具特色的绘画门类，但是，文人画对人物表现的忽视却让中国画的审美范畴显得过于单调，与现实世界几乎是疏离和隔膜的。因此，20世纪初陈独秀、徐悲鸿等人改良中国画的努力主要在人物画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西方绘画中，自文艺复兴以降，人一直是艺术表现的主体，特别是在强调历史画价值的学院派艺术家眼中，对人的表现更是压倒一切的。徐悲鸿深受法国学院派的影响，在中国人物画创作中推崇注重造型能力的写实手法，揭开了中国人物画创作的崭新一页。新中国成立后，艺术一度服务于政治需求，现实主义成了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主导风格。改革开放后，中国画的处境最为复杂，一方面它要面临西方现代艺术的冲击，同时，曾被视为封建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再度得到继承和高扬。于是，人们在品评中国的人物画时便有了双重标准，一会儿要求造型的肖似，一会儿又强调笔墨韵味，中西艺术理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中国人物画家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人物画的境遇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陈序经在《东西文化观》一书中，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时提出的三种不同主张，即复古、折衷和全盘西化。最终，他认为，“从东西文化接触以后的事实和历史发展的趋势以及目下的需要上看去，中国是不能不整个的全盘西化的。” 近百年的历史发展证明，如果我们抛弃传统，全盘西化，显然是不明智的。具体到艺术上，我们该如何面对传统与西方艺术呢？著名人物画家冯远指出：“这里既不是简单的传统继承，又不是泼水泼掉了孩子；既不可能全盘西化，也不再是老子天下第一。而是将传统中合理的内核提纯出来，注入现代东方文化观的血清，以建构中国的现代绘画。选择不是目的，选择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起步，选择将提供多样可能，选择的目的在于建构新的中国画体系。” 对于中国画的发展而言，冯远的回答切中肯綮。
回顾冯远的艺术道路，我们发现他从未停止叩问与求索，这让他的艺术日趋成熟，也让他的思考终于超越一位画家的视野而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52年，冯远生于上海。政治的动荡让冯远的青少年时光在艰难中度过，是绘画给了他心灵的慰藉。17岁那年，他离开上海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年的艰苦岁月，不仅磨练了他的意志，同时也养成了他勤于思考的个性，他开始尝试用绘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由于出众的艺术才华，1976年，在宋雨桂的帮助下冯远进入辽宁文艺创作办公室，并创作了《李自成》、《上海的早晨》、《扑不灭的烈火》等多部优秀的连环画作品。事实上，正是连环画对造型和捕捉事件高潮的能力的要求，为冯远后来在主题性创作上获得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冯远的勤奋与谦和的为人也为他创造出更多机缘。1978年，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任伯宏的介绍，冯远结识了方增先先生，并在方先生的帮助和鼓励下，考取了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的研究生。
冯远在读研究生期间，不仅在艺术创作上博采众长，更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使其艺术理论素养得以跃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1980年，对冯远而言是非常关键的一年。他的研究生毕业创作《秦隶筑城图》入选全国青年美展，并获得银奖，他也因此留校任教。这是一幅长约5米的巨制，冯远用带有强烈表现主义意味的手法刻画了构筑长城的秦朝奴隶。画面气势宏大，充分展现了冯远把握大场面的能力。堪称世界奇迹的长城，出自在兵戈驱遣下身体羸弱的奴隶们的血汗，人们在赞叹劳动者的创造力时，是否也会想到长城脚下的累累白骨？在这貌似壮阔，其实充满残酷的画面里，冯远特意在近景表现了几个奴隶相互扶持的细节，让人在沉重之余体会到一点人性的温馨。可以说，《秦隶筑城图》是冯远的艺术创作走向成熟的起点。
从1980年一直到1999年，是冯远最为多产的时期，且多次在国内的重要美展中获奖。也是在这个时期，冯远的艺术思想日趋成熟，发表了数篇颇有影响的论文。冯远不断地审视中国艺术的历史与现状，提出问题，同时进行学术思考与创作尝试，然后总结凝练成自己的观点。如他所言：“作品能够表达我的理想追求，文字可以承载我的思想，借助文字，我的理论素养也因此获得了提升。”
在这个阶段，主题性绘画是冯远创作的核心，也确立了他在中国美术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改革开放后，当人们摆脱了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束缚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艺术具有的唯一功能就是审美功能，因此很多艺术家有意无意地回避主题性绘画的创作。在中国画领域，很多艺术家执着于悠闲野逸的小品创作，而鲜见有气势有力度的作品，让人感觉中国画重又回到了文人画的老路上。其实，“知神奸”、“明戒鉴”同样是艺术的重要功能，同样是中国画追求的境界之一。作为一个人物画家，冯远认为：“人物画是最为直接，也是最有责任反映当代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的艺术形式。” 因此，他对主题性绘画的选择是基于对艺术本质的思考，同时也体现了一位中国艺术家应有的责任感。
英国艺术史家约翰•伯格认为：“当一种文化肯定、确认它的价值时，它提供给它的艺术家以创作的题材。当他们完善地达成一般关于什么是有意义的协议时，对于某一特殊题材的意义就可以衍生成他们的传统。” 冯远的题材范围主要集中于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它们记述了中国人不断抗争的艰辛历程，注定会成为中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作于1982年的《英雄交响曲》，是冯远的成名作。画面采用了三联画的形式，由一条回旋的乐谱联系在一起。绘画表现了在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为祖国的振兴和崛起而奋争的中国人，既有领袖，也有普通百姓，正是他们共同谱写了英雄交响曲的乐章。1984年，冯远创作了由“百年家国耻”、“义勇军进行曲”和“北定中原日”三幅画面组成的《保卫黄河》，其中“百年家国耻”获得了浙江省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美展优秀奖。如果说这两件作品采用了比较传统的叙事语言的话，那么他在1987年创作的《百年历史》则更注重画面的构成。画中表现了慈禧、溥仪、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等几位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人物。1993年完成的《画坛四杰》，表现的是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和潘天寿。冯远不仅追求人物形象的肖似，同时还采用画中人物的笔意来创作背景和书写题跋，画面浑然天成，别具生趣。当然，四个人物的选择也代表了冯远对中国绘画史的态度与思考。1994年创作的由五幅画面组成的《我要读书》用朴素的画面揭示了一个中国当代社会必须面对的沉重话题——教育。画面背景中醒目的红色标语“集万足之力，兴千秋大业”将画面统一在一起，与前景一个个渴望学习的孩子相互映衬。《孙中山与中国》（1996年）、《世纪梦》（1997年）也是冯远主题性绘画中的代表作。在作为艺术家的冯远眼里，对题材的诠释一定要体现出艺术家的创造性，而不能是对历史的简单图解。因此，他每次都会抛开以前的作品，进行绘画语言上的创新和探索，如何创作出一幅具有深刻内涵的优秀绘画是冯远最为关心的问题。
在这近20年时间里，冯远也在尝试用西方现代艺术的语言来丰富中国画的表现，显示出他在艺术观念上的开放与大胆。冯远1985年创作的《创世纪》，在绘画的形式语言上明显有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借鉴，只是画面中来自彩陶的纹样减弱了这种感觉。到1987年，他的探索更加大胆，其《蓝色系列》是采用中国画材料进行抽象绘画创作的尝试。而他的《抽象水墨——文字系列》则是将中国的汉字与水墨的抽象图式相结合，浓淡相参的墨色与遒劲有力的书法相得益彰。1989年创作的脸谱系列，虽然仍然能从画面中隐约看到脸谱的局部，但主要还是点、线、面的构成。这种对抽象绘画的探索直到1998年的《水墨抽象》系列仍在继续，如《炎上》、《未盈》、《不淫》、《润下》等。西方抽象绘画是对绘画语言纯粹性的一种探索。同样，当画面中不再表现具体形象，仅剩下墨色干湿浓淡的变化、板滞流畅的对比时，其实也是对中国绘画的语言——笔墨的纯化和提炼。
作为一位学者型画家，冯远有着深挚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他在进行主题性绘画和风格实验的同时，还创作了大量取材于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的绘画。在1993年创作的《屈赋辞意》中，冯远以白描手法表现了屈原的《离骚》和《天问》等楚辞名篇。为了传达屈原辞意的神韵，真正体会诗人的情怀，冯远对楚辞进行了深入研读。最终，冯远把握住屈子辞意中强烈的忧患之意，让这件白描作品呈现出瑰丽斑斓的精神色彩。冯远的另一幅白描巨制是1994年创作的《秦嬴政称帝庆典图》。这幅纵2米、横4米的五条屏表现了秦始皇称帝时接受百官朝拜的盛大场面，画面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凸显了中国画中线的独特魅力。与这两件作品风格迥异的是他1997年创作的《金陵十二钗》，冯远用彩墨结合的表现手法重新诠释了这个被很多艺术家表现过的题材，生动地再现了曹雪芹笔下性格各异的十二位女子的风貌。
与冯远的创作实践相伴的是他的艺术思考。在这个阶段，他发表了多篇重要的论文，其中包括“并非背叛的选择”（1986年）、“面临困境的当代中国人物画”（1989年）、“重归不似之似——关于中国水墨人物画的造型、色彩和形式构成问题”（1992年）、“现代日本画的启示”（1994年）和“‘人’的艺术和‘艺术’的人——浅谈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问题”（1997年）。它们充分体现了冯远的美学思想和艺术追求。
在“并非背叛的选择”一文中，冯远指出，今天我们所推崇的中国画形式和理论体系，实际上是建立在文人画的美学原则上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文人画虽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高度，但它“不能也不会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唯一代表。对于明天，尤为如此。” 事实上，在文人画成为主流之前，中国的绘画语言是非常丰富的，它们同样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冯远看来，在继承文人画优秀传统的同时，一方面应该回到文人画之前的中国艺术传统，另一方面也可以借鉴西方绘画的长处，从而创作出属于我们时代的艺术。正是基于这种看法，他提出了本文在开始时引用的观点。但是，如何做到既借鉴外来文化丰富自身的艺术语言，又能充分展示中国审美精神的内涵呢？冯远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东邻日本。他在“现代日本画的启示”一文中，梳理了现代日本艺术的发展脉络，分析了日本现代艺术发展的得失，同时也提出了中国艺术家应该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让中国艺术既有自身的特点，同时又能拓展未来。
从较为宏观的对中国画境遇的思考，冯远将目光转向了相对具体的中国绘画美学范畴。冯远在“重归不似之似”一文中，通过对中国人物画的造型、色彩和形式构成等因素的分析来阐释未来中国画的发展。不似之似是中国画最重要的创作法则之一，最早明确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明代的王绂，他在《书画传习录》中指出：“今人或寥寥数笔，自矜高简，或重床叠屋，一味颟顸，动曰不求形似，岂知古人所云不求形似者，不似之似也。”此后，黄宾虹和齐白石对此都有明确的主张。因此，冯远认为西方绘画的绝对写实和完全的抽象都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理想，“真正动人的艺术，往往不是那些纯写实和纯抽象的东西，而是二者不同程度的结合所产生的作品。” 这种结论，显然也来自他多年的写实主义创作经验和对抽象水墨的实践。此外，冯远还对中国绘画强调黑白而排斥色彩的传统表现方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把水墨黑白和与之相适应的技艺形式视为中国绘画的不易法则，既不符合人的天性，也不适应文化发展的历史要求。”因此，“中国绘画由色彩丰富走向素朴单纯，而由渲淡之极再复绚烂辉煌，这时历史的必然选择和未来中国画发展的必由之路。” 事实上，冯远再次强调了中国画发展的未来必然是建立在对中西方艺术都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融合借鉴。
在“‘人’的艺术和‘艺术’的人——浅谈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问题”一文中，冯远更加具体地讨论了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的未来走向。冯远在文章中指出，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呈“以写实，具象风格为代表的主题性人物画、多样形式风格的非主题性人物画和商业性人物画”三足鼎立的局面。在分析了三种形态的人物画特征后，冯远认为，它们彼此之间并非水火不容，“唯有那些关注了艺术家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人’和‘我’，又创造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艺术形式和语言，才可能真正具有艺术史意义。”而针对中国人物画的创作而言，冯远认定：“以学院派艺术为前导（或为主干力量）走现实主义人物画创作道路是推动当前人物画发展的主要力量和重要途径。” 在今天中国的美术界，很多艺术家拒绝深入系统的理论学习和思考，认为那不过是理论家们的事情。当理论和实践脱节或缺少互动时，理论往往是空洞的，而实践是盲目的。冯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的现实主义主题性创作就是对这种理性思考的践行。在他眼里，“中国美术史自宋后期至清末期，在长达数百年的艺术历史变迁中，弱化了人的入世精神，将语言、笔墨的趣味化、技术化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忽略了它所应承担的历史功能，这不应当是中国美术发展的必然路向。艺术离不开技艺、技术，但艺术不能以炫技为能事，甚至以技来限制艺术。精妙的笔墨要为内容、为人、为人的理想张目，中国绘画在现代的发展，一方面要拓展它语言的多样性、丰富性，另一方面，也要注重表达人性、社会及历史方而的价值。” 而这正是现实主义美术的优势，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
1999年，冯远由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任上被调到文化部艺术教育科技司任司长。2000年，担任文化部艺术司司长，负责全国艺术产品的生产管理。2003年，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2004年，任中国美术馆馆长。2005年9月，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2008年开始，兼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名誉院长。对于一位执着的艺术家而言，这一系列变动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冯远对此有自己的看法。还在担任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时，冯远就曾面临同样的问题：“从事专业和行政管理是两门完全不同的学问，其间的矛盾多于契合，这常常置我以必得有所舍弃、无法两全的境地。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未尝不是在参与创作一幅既抽象又具象、既现实又写实、由学院百千活生生的老师同学共同制作的大作品，不管我最终能否得其道而渐入佳境以达成理想，我都有责任和义务克尽职守。” 正是这种使命感，让冯远为中国的文化艺术发展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而他的视野也从当初单纯的对绘画的关注，转向思考中国文化的当代发展。
冯远在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后创作的大型画作明显减少了。1999年创作的《世纪智者》就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完成的。随着工作性质的转变，冯远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他那敏于观察的个性并未稍改。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一方面，城市生活所表现出来的活力、激情和前卫都让它充满了吸引力，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的人的异化在城市生活中表现得也最为明显。早在1998年，冯远就创作了《都市百态系列》，表现了女作曲家、车队调度、守门员、老艺人以及外科大夫等城市生活中的不同阶层。2000年创作的《都市系列》则多以年轻人为对象，表现了他们积极而充满活力的一面。与众不同的是，冯远用遒劲的书法书写的古诗作为画面的背景。其中一幅表现了一位正在激情舞蹈的年轻女子，飘舞的长发显示出强烈的动感，而画面题诗却是：“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画境与诗意可谓南辕北辙。对此，水天中认为，冯远“对组画题跋的处理与传统书画中的题跋立意完全不同，它使我们感受到中国文化正在经历的裂变。” 冯远2002年创作的《虚拟都市病症系列》，则带有更为直接的批判色彩。在一个个表情夸张的形象旁，冯远书写着吸毒者、骄宠、诞忘、伪善、贪婪、浮躁、势利、奸诈、焦虑、冷漠、自恋、谄媚、自闭、功利等等，这些病症有的来自人性的丑恶与贪婪，有的则是在一个冷漠环境中的人格扭曲，其实这些标签也在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与都市的纷乱和浮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雪域高原的相对平静和纯洁，冯远创作了一批表现西藏题材的作品，如2004年的《圣山远眺》、2005年的《雪山祥云》。实事求是地讲，来自现实生活的形象对艺术家创作多少还是会有一定束缚，倒是表现古人时，想象力可以纵横驰骋，毫无挂碍。因此，2010年冯远创作的《诸子像》借一位位古人将自己的理想和诗性情怀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
冯远仍然喜欢写作，但是繁忙的工作让他很难再写出前一阶段思考缜密的长文。不过，在他的倡议和指导下完成的很多重大活动和工程充分体现了他的艺术理想。他曾经组织策划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以及“二十世纪美术大师作品收藏奖励基金——国家大型历史题材创作工程”（简称“百年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担任中国美术馆馆长期间，在他的倡导和组织下，先后与70多个国家的相关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推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大型展览，使中国美术馆在国内和国际的学术形象得以显著提升。2011年是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身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名誉院长的冯远组织造型艺术专业的老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艺术清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造型艺术教师作品展”，这是清华美院自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个以造型艺术为主体的展览，它同时昭示着艺术将成为清华大学这座百年名校的一个重要品格。
今天，冯远的叩问与求索已不仅仅局限在个人的创作，而是中国文化艺术的未来发展。这是他创作的一幅幅更为宏伟的画卷，也是他撰写的一篇篇意义更加深远的文章。
张 敢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