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绍君
认识冯远，还在20年前；我最先看到的不是他的画作，而是他研究中国画的文章，所以我们碰到一起，总有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冯远有出色的管理才能，相继担任浙江美院教务长、副院长，20世纪90年代末调到北京，又先后任文化部艺术司司长、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在我的印象中，他精力旺盛、思维缜密、善于倾听意见、敏于接受新事物，能迅速适应时代变化，总有能力做好不断变换的新工作。他每天都有繁重的行政事务，却从未间断过作画著文，没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如他自己说的，“供职之余”的劳作，“每废寝食，迷不知返”。
在1978年入浙江美术学院读研之前，冯远是黑龙江的上海知青，主要靠自学习画。黑龙江的那段艰苦经历，磨练了他的意志，使他变得坚韧，也催生了他的早熟。他后来在工作和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立奋斗精神和关注社会人生的艺术选择，都与这段经历有内在的联系。在浙美的学习和工作，他接受了严格的学院教育训练和传统艺术濡染，十分重视造型和笔墨能力；与此同时，他也接受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激发了个性追求和探索意识。两个方面相互促进与制约，构成了冯远艺术追求的“路线图”。
在80年代前期，他的创作带有回顾与反思历史的倾向，以悲壮的笔调表达英雄主义主题，画法与风格主要追随新浙派写意人物画。这从《秦隶筑城》（1980年）、《英雄交响曲系列》（1982）、《保卫黄河系列》（1984）和大量习作可以看得很清楚。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仍有像《百年历史》这类延续上述主题和风格的作品，但对变体、变形、象征、抽象的探索，成为这一时期的基本倾向。典型者如《逍遥游》《创世纪》《彼岸》《恶之花》（1985）、《文字系列》（1986-87）、《蓝色系列》（1987）、《戏剧脸谱系列》（1989）等。从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了观念的变化，形式的实验，恣纵的想像，无所顾忌的画面结构，对传统规范的分离与挑战。他这一时期的文章，如《并非背叛的选择》，也强调中国画的变革，强调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实质重新思考”，以及对中国画“观念精神内核”加以“改造”以求其“现代化”的论述。90年代，冯远虽没有放弃多元性的探索（如1998年还有《水墨抽象系列》），但基本倾向是回归―――题材内容向现实性回归，形式风格向传统性回归。《星火》《凉山女》《苍生》（1991）、《画坛四杰》（1993）、《我要读书》（1994）、《孙中山与中国》（1996）、《世纪梦》（1997）、《都市百态系列》（1998）、《世纪智者》（1999）等作品可以为证。《屈赋辞意》（1993）和《秦嬴政称帝庆典图》（1994），虽属历史性题材，但它们的写实性造型和传统白描画风也应该纳入这一范畴。所谓“回归”，不是回到80年代前期的现实性和传统性，而是对它们的创造性接续―――精神指向加宽了，形式风格也有了变化。而且，“85新潮”时期的激荡式探求作为一种分离性过程，也成为这种回归的促进因素和滋养因素。
冯远新世纪以来的作品，承继90年代而有所升华，这突出地表现于《都市系列》（2000）、《苍生・藏人组画系列》（2001）、《虚拟都市病症系列》（2002）、《蹉跎岁月・邓小平在江西》《圣山远眺》（2004）、《雪山祥云》（2005）和《远山・拉哈屯的父老乡亲系列》（2006）。这些作品，都采取巨幅肖像或群像方式，其中除《虚拟都市病症系列》借用了漫画夸张手法之外，其余都具有严谨的写实性。这里的“严谨”二字，是指水墨写意画法中写实造型的严谨性。其总的特点，是近距离描绘，刻画表情，弱化或排除情节，适当借鉴传统戏剧小说中的绣像方式，焦墨阔笔、重笔、意笔，局部着色，适当表现光影，赋予人物以雕塑感和重量感。
在冯远看来，现代人物画必须突出人，如其《“人”的艺术和“艺术”的人》一文说的：“人是作品的第一要义。……所有的形式语言、笔墨技艺等等表现手段都服从于这个中心。”在他看来，“人”是“社会人”和“我”的合一。当下多元化的人物画，虽然打破了传统人物画的“封闭性”，带来了视觉形式的多样化，但“‘纯语言形式’的任意操作”，也消解了“人”和“人物画”的意义。“唯有那些关注了艺术家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人和‘我’，又创造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艺术形式和语言的，才可能真正具有艺术史意义。”他由此认为：“以学院派艺术（指当代中国接受了规范严格的基础训练和创作实践的艺术）为前导或主干力量，走现实主义人物画创作道路，是推动当前人物画发展的主要力量和重要途径。”
冯远正是这一主张的积极实践者。虽然他也画仕女或古代题材的小品，有过一些单纯的形式追求，但关注当下社会与人，追求作品的社会意义，重视革命史、世纪伟人、社会变革和各式劳动者的题材，颂美英雄主义的救世精神，始终是他中国画创作的主线。
就风格而言，冯远可归入豪放派，其特点是雄强、凝重而沉郁。雄强，是指一种远望不离座外的大壮之气。凝重，是指他喜用焦墨、重墨，作品的色调是厚重的而不是飘逸的、淡远的。沉郁与凝重相关联，但这里主要是指包涵着“忧患”意识的精神之重。冯远不属于幻想型、才子型艺术家，而是理想型、写实型艺术家。人们也许会说，“理想”“写实”“豪放”是冯远的选择，这选择与他的工作和职务有关。我想，工作与职务可能会作用于一个人的艺术选择，但决定性因素还是画家的气质、个性与思想。
看冯远的作品，有时会感到还缺少点什么。挑剔些说，他的作品较多地植根于理性思考和认知，而较少源乎个性化的生命体验。理性的思考、认知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如果心理的、体验的东西少了，作品就容易缺乏那种难以言传的生动微妙的感性特质。此外，他的笔墨风格雄强有余而精微不足――“精微”在这里不是指精细、秀美，而是指粗笔、阔笔、雄强本身所具有的精到。古人有“豪放”本于“精微”之说，大致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