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国桢的艺术——写在周国桢先生八十华诞暨从艺六十周年之际

文/ 侯样祥

今年是周国桢先生八十华诞暨从艺六十周年。六十年来，周国桢先生勤勉不息、耕耘不辍、创新不止，在艺术创作、艺术教育、艺术理论研究诸多领域硕果累累、成就非凡。在世界现代陶艺发展史上，主要以动物为题材进行创作的陶艺家甚少，能坚持一辈子者更是寥若晨星，而周国桢先生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六十年来，周国桢先生创作的系列动物题材陶艺，不仅在中国陶艺史上独树一帜，而且在世界陶艺史上也可谓影响巨大。周国桢先生的陶艺之路，堪称中国现代陶艺发展历史之缩影。他不仅在现代陶艺之技法、形式、语言等方面做了大量先锋性开拓，而且在陶艺作品中深深融入了中国的艺术精神、哲学思想和人文情怀，还在中国现代陶艺教育和现代陶艺理论研究等方面贡献甚巨……无疑，周国桢先生六十年的努力和成功，对推动中国现代陶艺建立自己的民族语言与美学价值观，对于中国现代陶艺的长久、健康发展等都贡献卓著。周国桢先生是中国现代陶艺创作的先锋，是中国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代陶艺家，是中国现代陶艺发展的一面旗帜。

追溯周国桢先生动物陶艺之源流，不难发现其艺术所具有的东方和西方相结合之特质。周国桢先生最早受诲于我国著名动物雕塑先驱周轻鼎教授，而周轻鼎教授是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的学生让•布舍的弟子。无独有偶，日本动物陶塑先驱沼田一雅先生也是罗丹的再传弟子，并成为日本先锋陶艺家八木一夫的老师。由此可见，东方动物陶雕与欧洲雕塑艺术之间的关系。但留法归国后的周轻鼎却和沼田一雅走上了不甚相同的创作道路。沼田一雅的动物陶塑在西洋写实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了日本的审美观，独具特色，但其作品始终以整体团块式造型和雕塑手法为主，从陶艺发展史角度讲未能取得更大突破。周轻鼎教授则自觉将中国文化精神融入其动物雕塑之中，其作品生动洗练，既重视写实，又注重师法自然和表现动物的生命力。遗憾的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以及对陶艺技法和材质的生疏，周轻鼎教授虽然已开始尝试雕塑与陶瓷材质的结合，但最后未能在动物陶塑方面做出很大成就。令人欣慰的是，周国桢先生很好地继承了周轻鼎教授动物雕塑的思想精髓，并有机地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宫廷艺术、文人艺术之精华，最终创造性地完成了雕塑与陶瓷材质的完美结合，成为中国现代陶艺第一代领军人物。在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陶瓷雕塑虽然已成为一种独立的装饰性雕塑门类被社会所接受，但由于其动物陶塑以装饰性小品为主，因而总体来讲在技法和观念上成就不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世界现代艺术发生的巨大变化和突飞猛进的进步，世界现代陶艺运动也取得了重大突破，现代陶艺的美学观念也得到极大更新。然而，值得研究的是，这种突破与变革并没有在日本和美国造就新的著名动物陶塑艺术家，相反身处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周国桢先生却凭借其对民族之爱心以及悟性、刻苦和对陶瓷艺术的深刻理解，经过数十年的学习、实践和探索，终成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动物陶塑大家。

在动物陶瓷雕塑艺术上，周国桢先生在技法、材质、审美观念等方面都很有突破和建树，其几个时期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中国风范和时代特色，在此领域的艺术成就至今可以说无人可与媲美。

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央美术学院西方古典美术教育的影响，以及周轻鼎教授动物雕塑艺术和郑可教授形式美学教育的影响，周国桢先生很早就树立了追寻个性、表达自我和勇于创新的现代艺术自觉精神。在创作方法上，受童年时期奶奶捏糯米鸡、妈妈纳虎头鞋等影响，特别是从周轻鼎教授处学到了随身携带泥巴对着动物直接写生塑造的手法，通过用泥即时写生所培养出的敏锐观察和准确造型能力，结合西式造型理念，确立了从生活中直接体验和获得艺术灵感的原则。在艺术形式上，他注重作品形式的抽象、概括和简练。

永不停歇地进行艺术探索和创新，甚至不断进行自我否定，是周国桢先生六十年艺术生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朦胧时期”的无釉之朴素无华的写实雕塑，到“唯美时期”的注重抽象形式美和高温颜色釉效果的瓷塑作品，再到“古风时期”缺陷肌理美的偶然发现与合理运用，特别是“新表现时期”从民间借用来盘条成型法和泥饼卷筒法所创造的一个个富有深刻内涵和情感的视觉艺术世界，周国桢先生始终保持着勇于自我否定的革新精神。更为可贵的是，二零零九年，年近八旬的周国桢先生又让一向陈列在室内的陶艺雕塑走向室外，在其家乡湖南省安仁县“周国桢陶艺馆”前一大喷水池的周围创作了一套十二生肖瓷雕，作品最高的达到三米二，因而荣获了“基尼斯中国之最”。艺术家只有在自我意识觉醒的前提下，对自己的“过去”那怕是十分成功的“过去”不断进行否定的选择，才能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达到理想的彼岸。可以设想，长期生活在如此封闭、保守和庸俗的环境里，没有这样的不断突围和自我蜕变，怎么可能产生如今“功成名就”的陶艺大家周国桢？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们这代人应该有自己的陶瓷艺术，反映这个时代的特点和这代人的理想、审美观。”“过去的东西究竟是过去的，它只能代表过去，决不能代表今天，更不能代表明天。只有代表了今天，才更有价值留给明天。”

在艺术界，一种新材料的发现或原有材料得到新的发掘和运用，往往能引起艺术创作上的重大变革，进而产生一代艺术新风。天才艺术家往往是发现材料、驾驭材料的高手。六十年来，周国桢先生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发现、研究陶艺材料，从丰富的高温色釉到全国各地的陶土材料，他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予以创造性地运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率先将景德镇的高温颜色釉运用到动物瓷塑上，充分发挥色釉自然流动和互相渗融的特性。其作品不但使“动物世界”毛色绚丽，令人赏心悦目，还能与简练、流畅的雕塑形体相呼应，达到雕塑形式美与釉色美的完美结合。八十年代，周国桢先生又率先将素被人们视作“低贱之材质”的匣钵土等粗质材料引入陶艺创作中，结果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粗质材料使周国桢先生那种写意式的“意到笔不到”的创作手法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和运用，其作品更能表现一种质朴的感情和粗犷的气魄，使人产生更加浑厚、原始、古拙、纯真而毫无修饰的美。在此基础上，他还将景德镇大缸泥、宜兴陶土与瓷泥等结合使用进行艺术创作，充分发挥不同泥料自然色彩和肌理的对比效果。其作品呈现出的那种对立统一、朴质生动之美在中国现代陶艺史上乃是前所未有的。周国桢先生还是我国倡导缺陷肌理美的第一人。在艺术探索与实践中，他偶然发现了釉的开裂与起泡所产生的效果，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缺陷所产生的奇特的艺术表现力，并自觉探索其在动物陶塑上的运用，这种大胆而成功地将传统陶瓷界视为“缺陷”的肌理转化成“缺陷美”的探索，为中国现代陶艺创作打开一片新天地。对此，周国桢先生总结说：“新风格的产生是鉴于对新材料和新审美观的认识；在美术陶瓷的创作中研究和运用新材料，创作出新风格的美术陶瓷作品，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必然。”“材质的贵贱和艺术效果并不成正比例，好的材料若造型艺术水平低可能表现为低级的艺术效果，低级的材质在真正的艺术家手里可以表现出高级的艺术效果。关键的问题是‘因材施艺、匠心独运’。”

在陶艺界，造型、材料、工艺是人们衡量作品艺术水准高低的重要因素。但是，当人们面对周国桢先生诸多高水准现代陶艺作品时，这些因素却有意无意间被忽略了，人们叹为观止的是其作品所呈现的“大巧若拙”、“天人合一”的那种独特的东方艺术精神和哲学思想。“大巧若拙”乃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自从老子提出“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之后，“大巧若拙”这一充满艺术辩证法的命题便逐渐被诠释成中国传统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乃东方哲学之根本，是东方艺术的灵魂之所在。“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有着十分重大的支配作用。周国桢先生艺术精神和哲学思想的重大转折发生在一九八二年的汉代霍去病墓之行。在那里他遭遇了汉代雄浑壮阔、大气磅礴的石刻艺术，灵魂受到极其深刻的震撼。中国汉代雕刻艺术之粗犷的力量美和大写意的表现手法，让周国桢先生深刻领悟到中国雕塑艺术历史之伟大与精深，并认定这才是中华民族艺术的精髓，才是自己所要追求的。从此，周国桢先生不再过分执著于作品的形式美，而是将中国古代雕塑的艺术精神和哲学思想赋予现代陶艺创作，将东方远古艺术的富有意象韵律的生命力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将“物我同化”、表现生命的“神性”和“精神”作为自己的艺术理想。这一转变，使他实现了创作上质的大飞跃，一批颇具东方气度的优秀陶艺作品由此诞生。巧的是，恰在这一年，周国桢先生成功创作出《雪豹》这件被喻为中国现代陶艺发展史上的第一件代表作。今天，当人们面对周国桢先生《落叶归根》、《黄河》等一系列妙不可言的优秀作品时，寥寥几处印压和刻划就从一块黄土疙瘩里塑造出令人过目难忘的艺术形象，不得不承认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已然使他“很中国”“很东方”的陶瓷艺术达到了“大巧若拙”、“天人合一”的极境。而这正是“一种植根于我们自己的深厚土壤之中的元气淋漓之风”（钱绍武语）。

研究周国桢艺术，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重要年份，那就是一九八八年。正是这一年，周国桢先生成功从民间发掘出泥条盘筑法和泥饼成型法，开始探索民间陶艺技法与陶艺雕塑技法的结合。毫无疑问，周国桢先生的泥条盘筑和泥饼成型之陶艺语言的现代再创造，整体上大大推进了中国现代陶艺的独立性和本土化的进程。这是“本土意识”的觉醒。真正的中国现代陶艺的崛起，必须有赖于“本土意识”的觉醒；没有“本土意识”的觉醒，就不可能有中国现代陶艺的崛起。这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陶艺来说都无一例外。泥条盘筑和泥饼成型的古老技法被周国桢先生发掘之后，在中国现代陶艺史上首次突破了长期以来雕塑观念和技法对陶艺雕塑的限制，进入了完全独立的陶艺雕塑新领域。而且民间原始泥条盘筑技法的远古性、原始性和特殊肌理还深深触动和激发了周国桢先生，让他深入思索这种古老技法能否产生新的艺术价值。凭借多年中国书画艺术的涵养和对泥性的充分了解，周国桢先生领悟到盘筑之泥条正是立体之线条，不仅可以通过虚实、粗细、浓淡、枯涩之变化，还可通过泥条在空间的穿插变化自然形成空间，以及不同线条和点线面的有机组合来充分调动泥条的能量，使作品达到“一笔成型，下笔无悔”的写意要求，进而产生节奏、旋律、神韵等特殊艺术魅力和美感，令作品一气呵成、气度自然且力量饱满。就这样，周国桢先生对泥条盘筑的创造性运用，不但赋予泥条以中国书法艺术的东方独特审美价值，从而在古老技艺、本土精神以及现代陶艺之间架起了桥梁，而且突破了雕塑手法的约束，不再需要通过掏空以形成烧成所需要之中空结构，将装饰结构化、结构肌理化，从而强化了中国现代陶艺语言的独立性和表现力。其审美意味正如周国桢先生所说：“泥条盘筑陶艺是最纯粹的手工艺术……它浑身布满手指的痕迹，它通体充满感情的印记，艺术家自由创作的主体精神可以在这里得到充分宣泄。”同样，泥饼成型这种古老的技法也自然形成空间，能发挥泥土的可塑性，并可根据需要印制成各种肌理效果，其天然的泥味和残缺美正是现代陶艺所追求的重要品质。周国桢先生对泥条盘筑和泥饼成型的创造性运用，大大解放了泥性，使之获得新的美学力量和艺术精神，从而突破性地实现了陶艺雕塑语言的独立自主，这在中国陶瓷史上乃至世界陶艺史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难怪芬兰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的塔皮欧教授会题词：“在您的作品里我感受到了您是泥土的主人”。

在不断探索泥性解放与追求陶艺语言创新的同时，周国桢先生从未忘记艺术创作的根本在于对现实人生的关怀，其作品看似对动物百态的刻画，却是对丰富、复杂人性的深刻揭示。周国桢先生一直认为，可以通过动物的情态来表现人生世相，因此在塑造动物之时，除生动刻画动物的相貌特征之外，更重要的是将对中国社会之深切的人文关怀贯注其中，借动物的千姿百态来表现对社会人生的感悟。因此，在周国桢先生栩栩如生的“动物世界”里，有忠厚、善良的，有天真、活泼、无邪的，有健壮有力的，有狡猾多疑的，有贪得无厌的，有张牙舞爪、凶猛异常的……每一只个性鲜明的动物都体现出丰富的现代人文价值。而这种寓于动物形态之中的人文精神正是周国桢先生作品的深刻性所在。重视写生，从生活中获取灵感是周国桢先生六十年一以贯之的创作原则。“要热爱生活，要随时关心生活……创作上的大胆想象，必须来源于深厚的生活基础。没有对生活的感觉和冲动，便不可能产生艺术的激情。没有艺术的激情，便不可能有艺术的生命。”“只有下苦功真诚对待生活的人，才能从自然中获得与时代、与自己气质相感应的东西。”周国桢先生总是喜欢向人们讲述每一件动物陶塑背后的故事，那既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也是其作品中所深深凝结之人文情怀的表现。正是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密切关注和对丰富人性的细致体察，使得周国桢先生的陶艺作品能够贴近时代脉搏，并以其卓越的艺术表现力还原自然美好的人性。而这正是周国桢先生艺术创作得以突破形式主义和技巧主义的束缚，从而始终保持艺术之树常青的关键所在，也是其动物陶塑艺术能够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所在。

或许受益于现代高等教育的缘故，在精心创作了系列令人叫绝的陶艺佳作的同时，周国桢先生还特别注重其陶艺文化的传承。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是周国桢先生传承陶艺文化的主要方式。如果说创造文明需要的是智慧和艰辛的话，那么传承文明需要的则是宽广的胸怀，特别是在深受“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传嫡不传庶”等传统落后观念影响的中国。对于从一九七六年即开始在景德镇陶瓷学院任教长达二十一年之久，曾担任过美术系主任、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的周国桢先生而言，其实教书育人是他的本业。二十一年里，周国桢先生培养了大量陶瓷艺术人才，有大学生，也有研究生，还有外国留学生，甚至专业陶艺家，几乎可以说当今景德镇陶艺界、中国陶艺界乃至世界陶艺界的许多人都与周国桢先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学缘和师生关系。用“桃李满天下”来形容周国桢教授在陶瓷艺术教育上的突出贡献和崇高地位毫不为过。值得一提的还有，在周国桢先生遍布国内外的众多徒子徒孙里，许多人业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陶瓷艺术界的学术带头人，甚至已成新一代现代陶艺的领军人物，朱乐耕、吕品昌、罗小平以及美国陶艺家杰西卡等即是。以现代陶艺作品《生死时速》在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上荣获金奖的孟福伟是他的徒孙。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在著书立说方面，周国桢先生撰写并发表了系列学术文章，如《本土意识的崛起》、《动物雕塑的写生与造型》、《漫谈现代陶艺创作》、《美术陶瓷的新风格与粗质材料》、《我的一点创作感想》、《我画动物速写》、《中国的现代陶艺与陶艺教育》、《中国民间陶艺与现代陶艺》等等。当我们将周国桢先生这些学术文章连串起来细细品读时，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一部凝聚了周国桢先生六十年陶艺探索心血的现代陶艺教科书，其积极影响对中国现代陶艺界乃至世界现代陶艺界难以估量。

周国桢先生整整六十年的动物陶艺雕塑创作，不但为中国现代陶艺奉献了大批优秀作品，并且在中国现代陶艺语言、技法和审美观念的开拓与创新上贡献卓著，展现出一代大家非凡的智慧、毅力和创造力。而周国桢人格化的动物陶塑作品更是反映鲜活现实之极富人文内涵的人性化艺术，周国桢先生对社会、文化以及民族的深切关怀，使得他的“动物世界”充满了人性的魅力、人性的美与光辉。周国桢先生的陶艺作品和艺术思想启示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陶瓷传统就像一座丰富的矿藏，需要我们细心发掘和再创造；中国现代陶艺的崛起必须建立起与陶瓷艺术传统及东方精神之根的联系，并为之注入深厚的现代人文内涵。周国桢先生既是中国现代陶艺史上的高峰，也是世界现代陶艺史上的巨擘。正如奥地利维也纳科技应用大学教授沃特题词所言：“……我仿佛看到了中国的毕加索，有过之而无不及……”

……

“一个遥远遥远的梦，逝却多年的梦，萦绕天际的梦，暗香飘浮的梦，影迹诡谲的梦，元气混沌的梦。我一直在寻觅它、追索它……”这是一九八七年周国桢先生关于自己追梦三十余年的一段自白，今天在周国桢先生八十华诞暨从艺六十周年之际，我们欣慰地看到，周国桢先生是我国乃至世界现代陶艺界少有的圆梦者。

祝贺周国桢先生！祝福周国桢先生！

2011年10月30日于北京东四八条

（这是为《周国桢现代陶艺作品集》（大型画册）和“周国桢现代陶艺回顾展”写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