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笔为今年的首展《出云南记》作序时，窗外正是大雪纷飞。自然地，我又想起四季如春的云南。没去过云南的人会觉得它是一个传说；去过的会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过客；只有在那里生活过的人才能真正体味它的故事。对我而言，云南永远充溢着炽烈阳光的斑斓、异域情调的浪漫和恣意做梦的畅快。当然，更重要的是，那里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生和重要变化密切相怀。
如果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着重于对自我表达、生存经验和本土问题的关注的话，那么从九十年代开始，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它则不断面临着与世界的复杂关系——冲突、对话、交流、妥协、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云南，与四川、广州等中国很多具有独特地方人文流脉的地区一样，诞生和经历着许多激动人心的（艺术）历史变化。而其最明显的特征是艺术家的“迁徙”状态。他们分别从各自的故土离家出走，漂泊于各地，又来到国家的中心——北京，再从北京走向西方，走进世界。这里包含着地理上的离开，更蕴藏着精神上的出走。然而如今更有意义的是，他们纷纷选择重新回到当下的中国。那么由此，中国艺术将去向何方？
每年冬天，西伯利亚的红嘴鸥都会不远万里飞栖昆明的翠湖，直到春天才会离开，那种坚持让人感动，《鸟的迁徙》的导演雅克•贝汉把这种迁徙叫做“对回归的承诺”。本次策展人叶永青常年往返京滇两地，深切体会到艺术家们尽管选择“出走”云南，但却终其一生也无法真正走出。的确，所有的离开都是为了更明白地回来。而中国当代艺术也只有真正找到自身的本质和意义，才能拥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才能对人类的艺术历史贡献积极的价值。因此，作为从建立之初便将追踪艺术家的行踪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为重要学术方向之一的艺术机构，特别是在中国当代艺术身处全球金融危机巨大冲击后的“反省期”时，我们深知重溯历史对认知当下艺术生存现状和发展前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此点而言，与中国官方唯一的当代艺术学术研究机构——中国当代艺术院共同举办的《出云南记》，自然不是简单的艺术地方志呈现，而是试图通过对艺术家与“根”的关系的个案研究，深入探寻中国当代艺术未来的发生基础；通过与中国其他艺术机构的广泛合作，为中国艺术生态的良好成长做些实事。这次展览只是尝试的开始……
在我看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是一次悲剧性的生命救赎，而艺术家的个体或群体迁徙则体现着对精神自由和启蒙社会变革的渴求。真心希望大家能从本次展览中发现与历史对话的可能，并由此引发对记忆、现实以及未来的深入思考！
作者：翁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