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在张仃家中的灵堂简单但不失庄严，画家荣宏君前去悼念。本报记者王俭摄
昨天上午10时，我国著名艺术家、清华大学教授、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国徽设计师张仃因肾功能衰竭医治无效在301医院去世，享年94岁。据张仃夫人、诗人灰娃透露，张仃曾留下遗言，去世后不举行遗体告别式，骨灰入土为安。张仃学生、清华大学教授邹文介绍，清华大学将于3月上旬举行张仃先生追思会，缅怀这位20世纪中国的“大美术家”。
灰娃当天在家为张仃设立了灵堂。张仃家位于门头沟西山的一处山脚下，这是一座欧式风格的房屋，四面环山，环境清幽。据称，这座房屋是张仃本人设计的。灵堂设在张仃的画室里，虽然简单但不失庄严，鲜花拥簇着遗照。遗照中的张仃红光满面，正在专注地为读者签名留念。灰娃说，这张照片是去年张仃进入医院前拍摄的，是张仃最为满意的照片之一。随着张仃去世的消息逐渐传开，许多亲朋好友纷纷来电表示慰问，因此家里的电话铃声不断，传真机信号也响个不停，那是远方朋友发来的唁电。得知张仃去世消息后，张仃的“忘年交”王鲁湘、画家荣宏君等人专程赶到张仃寓所拜谒。
据灰娃介绍，张仃患肾病已经七八年，此前一直在家疗养，“去年9月21日，他因突发脑溢血被急送到301医院，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有所好转。但紧接着肾病一天天开始严重起来，医生全力救治也没有好转，春节期间持续加重，直到今天上午抢救无效去世。”灰娃说，张仃生命力顽强，这七八年来一直在与病魔做着抗争，即使病痛难耐也坚持不上医院。“医生说，张仃在肾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以八九十岁的高龄之躯与病魔抗争，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灰娃说，年事已高的张仃这些年画画得少些了，但坚持练习篆体书法，“去年入院前几天，他还在练习书法。”
灰娃介绍，张仃去世时，全家人都陪在他身边。“对于生死，他早已看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很平静，看上去就像安详地睡着了。”她还表示，回望一生，张仃并不觉得留有遗憾，所以也就很安心地去了。张仃曾留下遗言，去世后不举行遗体告别式，骨灰入土为安。“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从来不去参加已故亲朋的遗体告别式，所以也不希望自己去世后健在的亲朋来参加他的遗体告别式。在他看来，亲戚朋友之间互相给对方留下的印象应该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人，而不是死后的一具僵硬且面无表情的尸体。”
据了解，今年1月25日，清华大学成立了张仃艺术研究中心，全面研究、总结张仃的艺术作品和美术教育成果，并且计划清华博物馆建成后永久展览张仃的作品。张仃在近80年的艺术创作生涯中，跨越漫画、实用美术、艺术设计、展示设计、舞台美术、动画电影、装饰绘画、壁画、中国画、书法、艺术批评、美术教育等诸多门类，被称为20世纪中国的“大美术家”和20世纪中国美术的“立交桥”。
艺术探索 独树一帜开创焦墨国画
在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眼中，张仃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一位重要开拓者、艺术设计事业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范迪安评价说，张仃笔下的山水世界不仅呈现出茂密、苍茫、勃郁的自然物状，而且还向外溢涨着它们吐纳、运行不息的生机，“是张仃先生不凡的人生经历和深厚的学养使他自觉地倾向了充实的境界，在画作中表现为山水形象的具体、丰富与实在。”
范迪安认为，张仃的创作跨越漫画、实用美术、艺术设计等诸多门类艺术，是美术界百年难遇的多面手与大美术家。“张仃最大的艺术成就在于：一方面，他将艺术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真正用艺术点亮生活；二是他晚年在焦墨山水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是独树一帜的焦墨国画的开创者。”
80高龄仍在雪地里写生
王鲁湘介绍，张仃80高龄时还坚持外出写生。“我记得那年我陪张老在秦岭写生，踏着没膝的大雪，张老四处寻找可入画的素材，一旦找到好素材，他就进入到忘我的境地。有一次在零下23度的雪地里写生，我们听到张老呼吸异常，摸他的额头直烫手，明显是发烧了。但张老浑然不觉，仍坚持作画，等劝下山到医院一检查，竟是肺炎。”还有一次到甘肃写生，张仃和年轻人驱车同行，一个来回就是万余公里，结果他的写生作品是最多的。王鲁湘介绍，张仃自2000年以后就搁笔不画画了，不是没有画画的力气，而是他足不出户、脱离社会生活，不再有激情使然。“张老曾对我说过，创作通常是现场与激情的产物，没有了客观的现场与主观的激情，一切艺术创作都不免显得苍白无力。”
在艺术家袁运生眼里，张仃身上除了勤奋还有着一种坚韧。这种坚韧，表现在他的画作里面，以及他的为人方面。“张先生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十年如一日地追求着焦墨山水，实际上他一直在尝试寻找一个可以表达他人生、精神的载体。尽管他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他自己总是不满意，总在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完善。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他几十年来似乎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对比当下，袁运生觉得现在的美术教育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跟我们道听途说的一些西方新理论混在一块。如果说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艺术运动里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我觉得张先生的画、张先生的为人、张先生的精神追求和坚韧态度，是我们最重要的遗产。”
为人处世 淡泊一世爱护朋友后辈
清华大学教授邹文是张仃的学生。老师去世，他格外悲痛。他说：“张老生前每一场画展开幕，都婉拒花篮；到人生谢幕的这天，还是婉辞‘瞻仰’——连遗体告别式都不举行了。张老曾说，不愿意一个人最不好看的定格形成难忘的印象，这是一个真正的美术家最职业的理想——他把完美坚持到生命的尽头。”
在邹文看来，张仃是个低调的人，“在美术界，无论阅历与资历，少有美术家与张仃可比，但在名利方面，张仃始终保持低调，从不懂得经营自己。”邹文说，但张仃很注重自己的形象。每次外出，他都很在意地先梳理一番头发、胡须，穿上他的对襟布衫，拿上手杖和烟斗。他的腰背永远挺直，一股豪迈、自信之气，会使他从人群中被轻易识别出来。“在世俗和时间面前，张仃也有许多无奈。年事渐高，他发现有些无奈不能化解，如虚伪、庸俗、权欲、阴暗面、艺术在市场化中的失魂、民间美术的消弱、‘大师’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自尊的放弃以及‘美盲比文盲多’的社会危机现实等。当然，最大的无奈是岁月的侵蚀，可对于生死，张老早已有着视死如归的沉着和彻悟。”
美术评论家、凤凰卫视主持人王鲁湘与张仃交往20余年，是真正的忘年交。王鲁湘说，当年他还在北大念书时就认识了张仃，“他是我人生路上的导师，在我最艰难的日子里，是张老给了我精神上的莫大鼓励，我才走出命运的阴霾。”艺术家袁运生也很敬重张仃，他说：“我在上世纪50年代被打成右派，在60年代初，张先生对我的态度让我非常感动，那是一种家长、亲人的感觉。”篆刻家鄂力回忆说，张仃爱才，尤其对青年艺术家常给予提携和鼓励。“记得我18岁时，得到了张老给我的生日题词，他在扇面上题下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诗句，意在鼓励我在篆刻道路上继续努力。”
■生平
张仃号它山，辽宁黑山人，1917年出生。
1932年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抗日战争爆发后曾投身“抗日宣传队”。1938年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后到文艺界抗敌协会，任陕甘宁边区美术家协会主席。
1949年设计全国政协会徽与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负责和参与开国大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美术设计工作，设计改造怀仁堂、勤政殿，设计天安门广场大会会场和新中国第一批纪念邮票。
1950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领导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参与国徽设计。
1955年参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建工作，1957年调任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1981年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后离休。199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张仃欣然复出，担任美术系第一工作室博士生导师。
张仃早年以漫画为武器宣传抗日，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焦墨画创作，晚年将创作兴趣投放到书法上。其创作涉及广泛，善于驾驭多种绘画形式，除漫画、焦墨画外，还擅长壁画、邮票设计、年画、宣传画等。他以焦墨作山水，倚重传统笔法，吸取民间艺术养分，笔力遒劲，构图豪放，画面空灵而有笔触，苍健却显腴润，内涵沉雄，风格朴拙而雄强。
他曾担任动画片《哪吒闹海》的美术设计；壁画代表作有首都机场巨幅壁画《哪吒闹海》、北京长城饭店壁画《长城万里图》、北京地铁西直门站壁画《大江东去图》《燕山长城图》等；焦墨国画代表作品有《巨木赞》《蜀江碧》等；出版物有《张仃水墨山水写生》《张仃焦墨山水》《张仃漫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