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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克·图伊曼斯：你可以说伦敦的展览是外向的，而纽约的展览是内向的。我最感兴趣的是，在伦敦的展览中，我强迫自己改变制造对比(或形成反差)的方式，我通常不那么做，但在这些画中，我想那么做。也可见为何我画了六幅，因为我画这六幅画很是费劲——每一幅自身都必须是佳作。我也从不画系列作品，因为它们定会被拆散。画法也同我往常的方式相悖。我通常从浅色开始，然后制造对比。而这些画，我是反着来的，以此找到画中色彩的合适力度，以及暗色区域的质感。所以我确是循着投射的想法做的。在制作方式上也一样，因为它们都是手工着色，在早期电影中也是如此。
Nav Haq：我觉得对高更的参照非常有趣。他的地位非常特殊，主要与人们怎样用后殖民理论探讨他的生活和作品有关。人们指责他对主题的处理，尤其是对塔希提女人的表现，都非常异国情调。
吕克·图伊曼斯：他还搞过那些女人，毫无疑问。因此他们将高更用作异国情调与强暴的典型。
Nav Haq：在某种程度上，与欧洲帝国主义相伴的“他者的投射”在你的作品中并非初见。我尤其想到比利时对刚果的殖民关系。似乎这些画作也触及了他者的问题。
吕克·图伊曼斯：对，其中是有。也体现了相信这种异国情调是何等愚蠢——这些画的无情之处即为此。
Nav Haq：纽约个展中的画仿佛专注于你的日常生活。它们肯定都来自安特卫普。
吕克·图伊曼斯：对，都来自安特卫普。那展览关于“近(vicinity)”，却也关于“不可穿透”。在一幅画中，我透过这破裂的玻璃注视着街道的对面，那幅自画像则出自我妻子用iPhone为我拍的一张照片，其中也有玻璃，所以你无法进入其中。落在上面的光正是那幅自画像的佳处。此外，这是一种对自我的无情描绘，不是美化，而是呈现其实。
Nav Haq：这组作品需要被放在一起展示吧?
吕克·图伊曼斯：我从未觉得一组作品必须被保存在一起。每幅画都该是自在自为的。即便是在伦敦的那些色调相仿的作品，有人说它们应该保持一体，但正如我说，我觉得那是不对的。想想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的“十月(October)”系列作品，那些极致之作现在都藏在MoMA。但，它们什么时候展给人看?因为这组作品已经是他们的永久收藏了，这是诸多可能的噩梦中最糟糕的一种。当它们被拆散，就总有人忽悠要把它们重新汇集完整。
同样，纽约的展览是在一个明确的画廊空间中。伦敦的展览则在一个明确的居所。我觉得应该将这些异国情调的成分在更私密的空间中展示，这很重要。
Nav Haq：我感觉伦敦展览空间的规模会更接近一个家。
吕克·图伊曼斯：是一间房子。我得说那是个大空间，墙高得合宜。但绝对不是纽约展览那么大的空间。
Nav Haq：由于纽约个展中的画是如此的根植于你生活的本土，我更愿请你谈谈安特卫普，一处拥有非常重要的艺术遗产之地。
吕克·图伊曼斯：对我而言，从历史的角度看，当然如此。这儿同样是我的出生之地。这里已经变得大不如前。真正重要的是光。如果我生活在加州或西班牙，就会不一样。那些地方多数时间阳光明媚，但在这里大多时间晦暗灰蒙。但其中有种特别的光亮，一种透明的成分，能将其收入绘画之中。在布鲁塞尔的策展人们最常发觉此事，他们能够观看那些作品，以及绘制它们时的光。
我的作品中有种分离的成分越来越强，光确实极为重要。我为之着迷，因为伦敦展览中的画迫使我加强对比，却也迫使我思考如何描绘光，但不是以自然的方式。在纽约的展览就自然得多。在某种程度上，伦敦的那些画是全然夸张，全然刻意的。投射的成分清晰可见。
Nav Haq：你最近还忙些什么?
吕克·图伊曼斯：与德累斯顿Galerie Neue Meister的艺术总监合作策划一个展览，围绕着四个人物，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都以一种非学院的方式进行绘画：康斯太勃，弗雷德里希，戈雅和德拉克洛瓦。此外还有四位在世的艺术家参展：裴·柯克比(Per Kirkeby)，格哈德·里希特，杰夫·沃尔(Jeff Wall)和我自己。
Nav Haq：为何将这几位艺术家放在一起做展览?
吕克·图伊曼斯：因为这是个欧洲艺术家的群展，有趣的是在一个空间中将戈雅(在象牙上的画)与沃尔、马奈和罗斯科的作品并置。你观看这些作品的感受会完全不同。同时我还将创作两幅壁画，纪念德累斯顿公立剧院成立百年——在布展前就要画好。但我一直相信这个事实：你永远不能由艺术获得艺术，艺术必须源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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