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包括馆长辞职的种种非议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于4月3日开幕的年度特展“帝国时代：中国古代秦汉文明”再次向公众证明其宝刀不老，吸引了美国艺术界内外的瞩目。

此次展览由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的中国艺术主任孙志新担任策展人，精心筹备七年之久。通过与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交流中心进行合作，大都会博物馆得以从国内30多家机构借展百余件艺术精品，首次将众多考古成果带出国门。展览的规模之大、协调方之多、策划时间之长使它的成功举办尤为不易。

开幕首周的展览现场人流攒动。图片来源：徐安琪

特展开幕的第一个周末，展厅内人流攒动——前来的参观者不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更有许多本地居民。其中，不少外国观众拿着博物馆派发的讲解器，驻足在一件件展品前，认真地聆听介绍。但同时， 华裔的面孔并不占观众的少数，中文的交谈声此起彼伏，更有留学生模样的孩子与不同族裔的朋友一同参观。

开幕首周的展览现场人流攒动。图片来源：徐安琪

即便如此，时代久远的秦汉文明对大部分观众仍是陌生的领域。这种陌生感一方面给予这段历史独特的神秘性色彩，另一方面却给展览施加了一份普及这段历史的压力，使其仿佛带着“势必要惊叹观众，使他们铭记于心”的教育使命。这样的“使命感”尤其体现在展览对同时期欧洲文明的反复引用上。

早在观众踏入主展厅前，展览宣言中的第一句话便透露了策展人的这番苦心：“横跨四个世纪，秦汉两朝对中国悠久的历史至关重要。它们合起来代表着中国的‘经典’时期，在时间与重要性上与西方的希腊罗马文明重合且相当。”这句开幕词不仅强调了秦汉时期对中国的意义，更把它和西方文明的始源联系起来，表明它们的相似性。这样的“中西等同” 将秦汉文明放到全球发展的进程上，定义了它们在世界史上的分量。

策展宣言。图片来源：徐安琪

通过这样的方式，展览显著地促进了海外观众对秦汉两朝的了解，也在另一种程度上，使展览透露着从西方发展回看秦汉文明的意识。这样的“回看意识”在外国人形挂灯、刻有希腊文的圆片等作品上均有体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展品便是位于第二展厅中的陶百戏俑。这尊陶俑同其他十件相似作品发掘于秦始皇陵。它等真人大小，身形厚实硕大，展现着杂技表演中“壮士”的角色。根据展签介绍，这件作品尤为惊人的是它对人体结构的正确表现，佐证着在解剖学远非盛行的中国古代，希腊化艺术通过商业贸易对秦时中国产生的重要影响 。

五枚刻有希腊文的圆片（约公元2世纪，来自汉代或中西亚，铅）。图片来源：徐安琪

外国人形挂灯（东汉，青铜）。图片来源：徐安琪

陶百戏俑（秦代，陶器）。图片来源：徐安琪

或许同样为了化解异国的陌生感，展览在深色幕墙的烘托下显得浓墨重彩，在唤起厚重历史的同时夹带着肃穆的戏剧性。特展以秦国的扩张为开端，终结于汉代统治下的多元文化。在第一个展厅内，复杂精美的铜车马、真人大小的兵马俑、保存绝佳的武器等展品将观众带入一个戎武强盛的大时代，引起游人的无数感叹；而在最后展厅与它们遥相呼应的是一面引得观众靠近展柜、细细观察的铜镜，给整个展览画下大大的惊叹号。

首间展厅内的秦陵一号铜车马（现代复制品）。图片来源：徐安琪

展览以一面铜镜结尾（汉代，青铜）。图片来源：徐安琪

在这一首一尾之间，窦绾金缕玉衣、青铜鎏金编钟、舞者人俑、“摇钱树”等众多风格化、流光溢彩的独特作品活跃在展览的各个关节。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或写实或虚构的动物形象贯穿整个展览，这些陪葬品不仅勾勒出生动的生活场景，更展现古时中国的生命观与宇宙观，阐述“死亡并非生命终点”的概念。

窦绾金缕玉衣（汉代，青铜）。图片来源：徐安琪

展览内丰富的动物形象（汉代，陶器）。图片来源：徐安琪

然而，展览的“回看意识”与它的戏剧性究竟有没有逃脱“好莱坞化”的魔咒？这是需要仔细推敲并引以为鉴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秦汉”特展印证了中美博物馆合作的可能性，并势必带动这一潮流。但它也并非完美。

首先， 展览仍在揣摩海外公众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展签的模糊便是其一大不足。比如，笔者身旁的一对游客因为缺乏对中国古代货币的了解，在阅读完“摇钱树”的介绍后，仍不知展品究竟何意。看到他们的困惑，笔者自己在读完介绍后，甚至都有些尴尬的云里雾里。比起这样的问题，更值得人警惕的是，此次秦汉展的大框架定位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转型期，对于这样的转型，展览的设置仍然呈现“重介绍”、“轻讨论”的特点：如何将展览沉淀下去？如何在绚丽的视觉展示之外，使海外公众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提出问题、深度探寻？依旧是所有策展人在规划展览时必须关注的重点。

“摇钱树”（东汉，青铜）。图片来源：徐安琪

在笔者看来，要解此毒，最重要的渠道之一便是挽救展品的“扁平化”——展品绝不仅仅是验证时代特点的“论据”，而应当被看作是问题本身，使它成为“论点”并以此激起讨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中国古代艺术的研究中，考古分析倾向与艺术史分析倾向的分叉。随着前者的逐步发展，后者有极大潜能来解决这个问题，使作品不仅成为定位历史进程的物理标尺，代表“什么年代产生何种情况”，更使其作为进一步挖掘的入口，探寻“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不仅如此，学术界对这两种方向的态度定会引领公众。

打个比方，大都会博物馆于2015年举办的“萨金特：艺术家与朋友们的肖像”展（Sargent：Portraits of Artists and Friends）正是很好的例子。作为展览的焦点之一，萨金特的名作《X夫人》（Madama X）通过展示艺术家对女主人公皮埃尔·古特劳夫人（Madame Pierre Gautrea）裙装吊带的修改，在向公众输出学术成果的同时，激起普通观众对巴黎社会中阶级、性别、名誉、丑闻等多个领域的思考。

萨金特名作《X夫人》（1883-1884，油画）于大都会博物馆2015年举办的“萨金特：艺术家与朋友们的肖像”展。

萨金特的《X夫人》。图片来源：大都会博物馆。

当然，比起西方公众更熟知、学术体系更完整、策展经验更完善的欧洲绘画展览而言，海外中国展的进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无论如何，大都会博物馆的“秦汉文明”特展为中国古代艺术的国际普及化设定了新的目标。它是一个大胆的选择，有勇气与资源在主题上回避更容易获得展品、西方社会也更加了解的明清王朝，向西方公众展示一段他们仍感到极其陌生的中国历史。但更重要的是，此次展览是一个带有责任感的选择，不论这样的责任感背后是策展人的社会良知，亦或是中国软实力的宣传，古代中国都需要像当今中国一样，被放到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被学习、被研究、被审视——因为文明虽有隔离，但从未带有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