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法国文化与遗产部统计，巴黎市区正式注册的博物馆多达52家。其中国家级博物馆26家，巴黎市级博物馆14家，其他类型12家。在这个105.4平方公里的城市有如此之多的博物馆，巴黎是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都”。

世博会如何催生城市博物馆

巴黎博物馆的诞生起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革命导致大量皇室、贵族、僧侣阶层珍藏的艺术品、文物被国家征收。大革命之后，皇家宫殿卢浮宫即于1792年率先成立了卢浮宫博物馆。到19世纪初，巴黎共成立了五家博物馆，它们的出现都与大革命有关，这五家博物馆至今也是巴黎最有影响的博物馆。

巴黎最早的五家博物馆（表）。注：“法国历史博物馆”于1816年闭馆，其主要藏品为1843年成立的位于巴黎第五区的“中世纪博物馆”所馆藏。

自18世纪末成立以来，到19世纪中叶之前，从功能上来说，最早成立的这五家博物馆就如同大革命之前的皇家画廊，“不是向公众提供展示的”。五家博物馆的馆舍都是大革命后从皇室、僧侣阶层那里征收来的宫殿、教堂等，并没有专门为博物馆新修的馆舍，因此它们集中于巴黎市区皇家、宗教活动场所。而且到19世纪初，“博物馆”这个概念对大众来说并不熟悉。如巴黎第一大学博物馆学专家多米尼克·波鲁教授所说，“对于社会公众，博物馆还是未知领域”，其主要作用是储存因社会动荡而流落各地的珍贵文物。

19世纪初，社会公众印象中的博物馆“老旧陈腐，满是尘土，堆满老古董，让人无聊，是向学生和天真的游客微微开个小门的地方。平时有些游手好闲的人和退休老头进去看一看，星期三是一些艺术系的学生，星期天可以看到一些游客。博物馆里面缺少必要的参观条件，没有供人休息的椅子，那些画也没有规整的挂起来，至于‘讲解’就更不要提了，这不是博物馆看门人的擅长”。当时博物馆的内部陈列远不如18世纪的皇家画廊，“东拼西凑，胡乱摆放的藏品，原作与复制品混在一起，所谓陈列只是把所收集的东西都拿了出来”。历史学家西奥多·泽尔丁甚至说，19世纪初的博物馆是“艺术的监狱”。作为革命的遗产，其存在更多是为了向社会展示革命的成果。

19世纪是博物馆的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中叶之后，巴黎的博物馆迎来了巨大的发展，受数次世博会的影响，博物馆各项运营制度建立起来，社会服务功能逐步明确，博物馆逐渐成了城市中重要的文化、娱乐、教育空间。

1840年代开始，工业化运动在法国展开。1855年，第二届世博会在巴黎举行，此后差不多每隔10年巴黎就举办一次世博会（1867,1878,1889,1900），到1900年共举办了五次世博会。世博会对博物馆发展的直接贡献，首先是培育了相关的管理制度，促进了博物馆的现代化。

世博会期间博物馆要向公众开放参观，于是，诸如固定开放时间、门票制等博物馆相关运行管理制度因此产生；其次，世博会也让巴黎的博物馆在藏品和场馆数量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很多世博会的场馆及展品在展后就变成了博物馆及博物馆的藏品，如大宫、小宫，特罗卡代罗广场等。

19世纪巴黎5次世博会会址及建筑。

世博会不仅促进了博物馆的现代化，现代旅馆和商场也因此获得了发展的契机。随着世博会期间大量游客的到来，旅馆业、零售业、餐饮业都迅速发展，尤其在巴黎城区中西部，逐渐形成以协和广场(PlacedelaConcorde)为中心的一个现代化的时尚、休闲区。

世博会期间大量游客的到来，直接带动了旅馆业的发展。在欧洲，现代意义上的旅馆都是伴随世博会的举办而出现的，如1851年在伦敦第一届世博会期间开业的伦敦西方宾馆(The Great Western Hotel of London），又如1855年第二届巴黎世博会期间开业的卢浮宫大酒店(LeGrandH?telduLouvre）。1855年后，巴黎连续举办四届世博会使巴黎西部的旅馆业赢得了快速发展的契机。

还有巴黎街头的现代化商场，其出现也与世博会紧密相关。巴黎第一家商场是于1855年开业的卢浮宫商场。到19世纪末，各种类型的大商场不断涌现，并向巴黎的西部集中。经历过几次世博会，1900年以后的巴黎是一个全新的城市——购物、城市观光等现代时尚休闲空间在巴黎慢慢浮现。其中，博物馆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服务功能与空间定位渐趋清晰。

1900年巴黎高级旅馆及商场分布。

19世纪末，博物馆的数量因数次世博会的举办而得以快速增加。1900年巴黎的博物馆有19家。应展览之需，博物馆开始培养专业的管理人员。1882年1月24日，“卢浮宫学校”成立，其主要办学方向就是培养博物馆馆长。博物馆馆长成了职业管理者，而不再是“看门人”。1895年4月，法国成立全法国立博物馆协会（RMN），国立博物馆在管理决策方面获得了更多的独立性。同时，受“百科全书派”的影响，博物馆不仅收藏“珍品、真品”，而且是在登记与分类制度基础之上实现有体系地收藏。博物馆不再是文物的储藏室，而成了知识的传播中心。

更重要的是，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到19世纪末期，公众对于博物馆的社会认知已经相当熟悉。1900年，《巴黎旅游指南》(LeguidedeJoanne)一书向游客推荐了16家博物馆，内容几占全书1/3。到19世纪末，博物馆已经成为城市中重要的文化艺术空间。在世博会的影响下，高级宾馆、大型商场、博物馆不断涌现，并且在空间分布上也呈现一定的规律性，不断向巴黎城区中西部发展，形成了空间意义上识别性较强的文化娱乐区域。

1907年进入博物馆的流浪汉需要换上体面的衣服

博物馆如何成为先锋艺术空间

如果说数次世博会为博物馆奠定了稳定的社会地位，那么19世纪艺术领域的变革则更进一步丰富了博物馆的社会形象，博物馆不断向“艺术的圣殿”方向迈进。这些变化与19世纪沙龙(Salon)的沉浮有直接关联。

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法国艺术家的创作和艺术品的出售都受到旧制度的控制，沙龙(Salon)在其中起到了核心作用。旧制度下的沙龙是艺术家与艺术品商人、社会大众交流的重要纽带。艺术家的独立性、专业艺术评价和有艺术品购买自主权的商人是不存在的。在旧制度下，沙龙的举办由皇室和贵族主导，艺术家和艺术品都依附于皇室、贵族，而大革命后，情形迥然。

19世纪上半叶，沙龙仍然存在，不断有新的艺术家进入沙龙，艺术作品也从1806年的293件增加到1848年的1900件。即便是这样，也只有不到1/3的艺术品能获得进入沙龙的机会——当然，能进入沙龙的作品都会得到授予的各类奖项。1848年以后，被传统学院派把持的沙龙评选委员会人员组成逐步发生变化，一些独立艺术家开始进入沙龙评委会，进入沙龙的艺术作品也得以大幅增加，从1860年的3500件增加到1880年的近7000件。与此同时，一些独立于沙龙之外的独立展开始出现。主办这些展览的有画家，有商人，1874年的印象派展出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随着艺术界的不断变革，到19世纪下半叶，沙龙逐渐消失。

但沙龙的消失给博物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博物馆取代沙龙成了不定期接受画作展览的场所。尤其在19世纪下半叶，一些现代派画作首先在卢森堡宫进行展览（如印象派作品），随后即转移到卢浮宫展出。这类新现象与博物馆的自身机制调整也有一定关联。

早在大革命时期，国民会议即于1791年决定，不管是不是来自法国的画作，也不论画家是不是国家画院成员，其作品都可以入选卢浮宫并展出。由此，从法律上让卢浮宫成了第一个向大众开放的沙龙，同时，这也是一个自由的沙龙——在随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里没有固定的评选委员会。自此之后，卢浮宫不断扩大其展览空间。

1849年，艾美力·德·纽维柯尔克(émiliende Nieuwerkerke)成为卢浮宫博物馆馆长之后，卢浮宫的展厅增加到132间，在任内（1849年-1870年），他还对卢浮宫的管理机制进行了大力的调整。以前卢浮宫仅是周日开放，艾美力·德·纽维柯尔克制定了新的开放制度——每日开放，仅周一闭馆进行清扫、整理。而且，他还发起了“周五卢浮宫”的活动。由此，“卢浮宫逐渐成为旅游手册上的必游之处，经常成为公众关注的场所……那时去卢浮宫是很时髦的事在‘周五卢浮宫’，经常可以看到很多新时尚，众多地方权贵也在‘周五卢浮宫’中举办沙龙”。当时流行的L'Illustration杂志中，经常报道一些新潮事物，而博物馆往往也会上榜。“新潮”已成了公众对于博物馆的印象标签了。

1855年纽维柯尔克“周五卢浮宫

在艺术领域，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1870年，着名社会评论家德尼斯·波鲁说：“博物馆是‘社交场地’，它代表了一种新的现代性生活方式。对于去博物馆的这类人，博物馆是他们向往的一种生活，博物馆在巴黎变的越来越流行。”而根据卢浮宫副馆长让·伽拉德的研究，1892年11月卢浮宫的参观人数已达到79520人，平均每个周日有7153人，平均每天则达到2342人。19世纪博物馆领域的诸多变革拉近了博物馆与大众的距离，让博物馆成为城市中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

另一方面，19世纪的巴黎是转型的城市、动荡的城市、变革的城市。在塞纳省省长奥斯曼领导下的城市改造让巴黎脱胎换骨，而1870年的普法战争让法国陷入危机，持续的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动荡。而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各类新思想、新思潮、前卫艺术风格不断涌现，在勒南、泰纳、福罗拜倡导的理性主义思潮下，巴黎成为各类新思想的汇聚地。

随着19世纪颜料管的发明和平板印刷术的出现，越来越多艺术家从画室走进野外；在新思想的召唤下，越来越多艺术家从欧洲各地来到巴黎，汇集到巴比松(Barbizon)森林。绘画不再是给上流社会树碑立传，绘画成了新思想的表达工具，绘画成了所有人的权力。当时，博物馆的崛起正为先锋艺术、潮流提供了展示的空间，而这些艺术空间在巴黎的汇集也使得博物馆走向了艺术空间的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