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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画”的宏论如梵文般不可解

艺术中国 | 时间: 2009-11-19 01:42:49 | 文章来源: 中国文化报 美术周刊

文/陈丹青

就我所见,中国油画家有过以油画画“国画”的例。一是取国画的“美学”,更换媒材(但不取可指称的经典),印成模糊的画片后,像是“改良国画”;一是取国画的“模样”,卡通式地临摹元明期青绿山水,空白处画上飞机,有波普绘画的意思。

我无意改良(“新国画”的宏论在我听来有如梵文般不可解)。波普的意思则不能说没有(利用现成品,复制印刷品,重复、单调等等),但波普艺术家篡取图象,不事写生。

古典国画的“美学”,高度自给自足,动不得。我思慕喜欢她,却从未与宣纸玩耍。如今攥着“写生”(观看)、“画册”(被观看)这两张牌,我与她一厢情愿敬而远之的关系遂出现良性的离间状态。不褒渎、不打搅她,我可以用另一种工具画她。她也可以被我画,因为画册上的“她”,只是替身。

不过这种剥离占有而不惊动“事主”的勾当,“赝品”和“印刷术”早做到了。前者需要同样的媒材(媒材也得乱真),与我无涉。后者衍生当代绘画的“复制品的再现”,借以玩味手艺背后的观念。观念艺术,有趣的,但也就不免是圈套、俗套(假如那观念可言说、可渡让的话)。“熟悉”而“陌生”,“陌生的相似”,都不难。即便做到了,换来片刻诧异,略有所思,又怎样?

一介票友。票友票戏不为职志、不期闻达,但求行为的快感。

近来,我搜罗各种国画画册,格外挑剔。大部分画册的版式并不宜于写生,许多名篇也难组入画局。空灵如倪瓒,至今未见合适的版本。堂堂宋画,山重水复,一时奈何不得。看画友刘丹案头郭忠恕《辋川别业图》册,头顶生烟。手边有日本二玄社精制的《颜真卿祭侄稿》,几近真迹,战战兢兢取出放回,未敢率尔写生。有谁愿意出借经典的真迹予我?不是先迷恋国画而后去画,是画将起来渐渐迷恋,以至耽溺而自失。

如今我与国画的关系已颠倒错乱。除了守着一摊油画工具,我变得不爱看油画。古人论画,称阅读不如背诵,背诵不如抄写。绘画亦然。倘非亲手临摹,此前我莫说不曾“懂得”,甚至谈不上“看见”国画——奇怪,经由临写国画,我的油画手艺长进了。我却恍然自以为真地是在画国画。

年少时,折服于异国的、异性般的油画魅力,为之勾引。近来我“画国画”的心理体验竟像是再次面对异性魅力、异国文化,不由得自陷于“异族”立场,如毕加索那样,仰慕,甚至暗暗嫉妒古典中国画,他对张大千说:世界上只有中国人知道怎样画画。

最后,有必要强调我是中国人么——“山林自寇,源泉自盗”。董其昌复生,分配在江南某省国画院,瞧着新中国的“新国画”和“土油画”,恐怕会误以为作者都是夷人吧。我愿脱帽鞠躬,向他敬呈纽约大都会美术馆1992年版巨型画册《董其昌和他的时代》。他一定不认得封面上英文拼写的自家姓名,在西方编辑刻意剪裁放大缩小的图例中,但愿他能够辨认出自己的上百幅山水画。

“绘画死了”,这句话,当代中国人也学会了说,自然,都是活人说的话。

西洋人喜欢阶段性地、分门别类地宣称事物的死亡。罗兰·巴特的高论即“作者死了”。南美人博尔赫斯的意见,则以为再古老的画,只要现而今还有人在读它,读到意会感动之处,那么,百千年前的作者在字里行间就还好好活着,并没有死。但他与巴特或许不在讲同一道理,各有所指、各有所见吧。

从前的中国人不作兴这一套说法。中国人讲究前生与来世。我曾听得一位师长说,松江人董其昌确知自己和尚投胎,述及前世因缘,廊门、法号言之凿凿。

我相信他。年来我天天聚精会神描摹他的遗泽。忽而一念:不知董老太爷可曾细想过自己的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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