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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王璜生:
我们只是坚持一种价值观
标准———我们的定位在国内是超前的
记者:您觉得,广东美术馆在国内如此受关注,是否在于形成了某种独特的价值取向?
王璜生:筹建广东美术馆的时候,汤小铭老师当时是美术馆筹建办主任,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今后这个美术馆能不能活下去,会不会变成卖衣服、卖家具、出租场地的地方。”但是很快,我们就对广东美术馆有了一个基本定位:林墉、汤小铭、林抗生等老先生就提出了收藏、研究、陈列展览、教育、交流、服务的六大功能,这在上世纪末的国内美术馆基本没有人提出过。
应该说,确立这个目标是广东美术馆后来逐渐成功的一个原因,我们最开始就不是做一个为了展览而展览的美术馆,我们的定位当时在国内是“超前”的,以研究为出发点,狠抓研究或者说狠抓所谓的学术,这包括了对每一个细节的把握,包括一个前言的文字表述、一个标签字的大小,都有一个很基本的标准。
记者:很多人认为,您对广东美术馆最大的价值影响,就是深入地参与到当代艺术的领域里。这几年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崛起,广东美术馆的影响力也由此奠定了。
王璜生:2000年我开始接任馆长之后,就开始有了办广州艺术年展的想法。2001年初,我在美国跟著名艺术批评家巫鸿具体地交谈了举办广州三年展的想法,很快就敲定了。2002年11月,首届广州三年展就成型了,我们当时的主题是“中国实验艺术10年”。这是具有开创性的,因为当年,还没有哪一个官方的美术馆敢正面地面对中国的实验艺术,我们是第一次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先锋艺术、实验艺术进行有历史意义的梳理,因此一下子牵动了很多国际的眼光,奠定了广东美术馆后来在艺术界的影响力。
追求———每个展览都要对得起纳税人
记者:要致力于做一个公众的美术馆,广东美术馆做出了哪些求索?
王璜生:开馆的时候,我们办了一个跟少儿美术有关的展览,因为我们想让广东美术馆成为一个公共美术馆。我记得,林抗生馆长当时特别提到,一个少儿进美术馆时,至少能带动6个人,包括父母、父母的父母。
还有一点,广东美术馆的年鉴在国内首屈一指。上次故宫博物院院长、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来广东美术馆参观时看到了我们的年鉴,马上对他的秘书说:“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他就带了我们一套年鉴回去。为什么要做年鉴?这是我们对美术馆公共性的一种追求。美术馆的年鉴能够公之于众,因为任何收藏艺术、办展览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我们有责任将这种成果这种信息公之于众,反馈给社会。还有另一个意义,社会大众可以共用这些资料,可以监督我们做了什么工作。公众对于美术馆有知情权、监督权,也有使用权,我们应该把美术馆的所有成果提供给学者,提供给大众。我们不像有些博物馆,怕资料外泄。
价值———广东美术馆短时间不会大变
记者:广东美术馆好像是广东文艺领域里带有先锋姿态的一个地方,这是如何做到的?
王璜生:文化应该是多元的,先锋的和传统的应该是并存的。我一直强调当代艺术里面有很多鱼目混珠的东西,也有很差很差的东西。我们主要是通过展览,让大家知道好的当代艺术是什么。有人说我们特立独行,其实我们只是坚持一种价值观。进入广东美术馆开办展览,需要很高的艺术门槛,并不是交钱就能进来,这是我们坚持的底线。我们觉得好的或者是有意义的才会去做。
我很自信或很自豪的一点是,尽管有人说广东美术馆的展览太高端,曲高和寡,但是我现在能看到这种高端的追求对于广州市民文化的影响,去年广州三年展游客量差不多10万人,并且很多参观者就是普通老百姓。所以,我也不担心广东美术馆的未来,因为现在形成的这种价值取向饱含了很多人对于艺术以及人格的双重坚守,至少短时间里,广东美术馆的价值追求不会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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