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与志气的“厮打”

文心雕龙句     郑孝胥书

    谈郑孝胥，无论其书其诗其人，目前都还是一件不太讨俏的冷门。关于民元以前郑之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曾出版过评传专著以及《近代史研究》上若干论文；关于民元以后郑之研究，就更加寥若晨星了，甚至20世纪90年代所编纂的书法史书中十有八九还是只字不及郑书。

    究其原因，倒也不甚复杂，盖为其“大节有亏”则难免“因人废言”也。

    郑孝胥（1860—1938）是福建闽侯人，“八闽解元”的举人出身，在晚清维新政局中一度是个活跃人物，和张謇、汤寿潜一起被称作“民间立宪”运动三杰。曾任中国驻神户大阪总领事，是张之洞幕府的“总文案”，被誉为“一把手”。以后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职。民元以后则“万人如海一身藏”，以逊清遗老自居，不出任民国之官长达二十载。但1932年后，他孤行独往以“老不朽”自居奉一废帝，不惜依托日本军国打造其心目中的“王道中国”。因此，郑孝胥虽然身为同光体闽派诗的领军人物，书法更在当时誉满天下，却因晚年“落水”出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政治失足，为后世研究带来相当难度与忌讳。

    细览郑书，可见风格兼容碑帖，喜欢放笔刷字，险劲外露，筋骨内含。有颜真卿、苏东坡的底子，而汉魏六朝气相充沛，尤其受张裕钊的影响很大。诸多传世作品中均体现为结字修长、擒纵分明、用笔坚挺、清刚劲悍的品质，绝无当代书坛某些顾影自怜的书法匠人“故作痉挛”的恶习，却又并不火气暴戾，殊为难得。

    郑书努力追求能集雄肆与疏秀为一体，但平心而论，又尚未圆融，顿挫甚佳而缺少变化，其折笔处几必横重竖轻、断而后起，这样的笔力用多了，就难免夸张，更是矜夸。说郑书与含蓄、凝重、温厚之格局缘分不大，此言不过。

    笔性如人，师心使气，在笔者看来，郑孝胥书法之骨力强势，原与他天性中的好胜乃至执拗须臾不可分隔。然传统中国人文教育尤其是书香世家的文化修养中，却有着刻意追求淡泊、装点隐逸趣味的倾向。当其修为方向与执行者的天性相违合，这场“个性与志气”间的“厮打”往往是惊心动魄，乃至两败俱伤。具体体现在郑身上，几乎可以窄化为“出世”与“入世”间的挣扎。要知道，郑孝胥的另一面，可是一个并不讳言“我辈今所冀者”乃“有权在手上也，有饭可吃中也，有名可传下也”的人物。

    就诗学而言，郑孝胥尊慕韦（应物）、柳（宗元）之造语生峭、清言见骨，甚至前期学五古时更步踵孟郊苦寒清寂、简穆淡远，但其成熟之后的代表作，却多半气英意激、不可一世。他更为神似的人物，当是同样在青史之上备受争议的王安石。

    俗谚有谓“三岁见老”，我们再拿郑孝胥1882年中举之前的日记为例，稍微管窥其深心自我。

    这一年，在这位22岁的年轻人日记当中，“独立不惧”、“强哉矫”之类语汇就已经屡见不鲜。而对于“兼有狂狷，质美未学”的遗憾，明确显示了郑孝胥对于“文化修为”、对于“工夫”的看重。另外。对于“纨绔子弟”的讥弹、对于“稍有聪明，浅而易盈”、自满特甚而器识未必者的不满，更是在在皆是。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郑孝胥书名已盛，该年日记中，他应邀为人写扇、书联、刻石的记载不绝于书。

    20世纪初郑孝胥隐居沪上，曾创设“有恒心字社”课徒授业，其对生徒评语中有“专习篆书，可偏视一切；专习隶书，可避免俗气”“笔姿甚美，当令学北碑以壮其骨”“行草亦须从凝重入，放纵者多难进步”等语。其所看重的，都是习得对于习性的“纠正”。

    汪辟疆著《光宣诗坛点将录》将郑孝胥定位为“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以为“若就诗论诗，自是光宣朝作手”，然而“日暮途远终为虏，惜哉此子巧言语”，正是影射郑孝胥晚节不保；“只缘英气平生误，未信寒蛟竟可罾”，见出惋惜与同情并在的两难。汪尚且引证陈宝琛、张孝谦等人的说法为此事作注，道是“苏戡急功名而昧于去就”，可谓一语中的。

    究其实，郑孝胥其书其诗其人的复杂艰涩，乃至非议重重，未尝不是天性与教化、个性与志气的一次冲突范例。郑在他的时代，对于某种文化的负效与悖谬都不具备反省的条件，更何况以郑天性中的孤傲自负，他又多少先天缺乏反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