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凡对美术感兴趣的人，除了热衷于欣赏作品图片外，有时候以影像志的方式纪录展示美术作品，往往也能得到很多共鸣。
记得大学读书的时候，除了课堂上的讲解外，老师时常能将一些有价值的与美术史相关的纪录片，穿插到日常的教学中。于是也就从那时开始，我有了接触与美术相关的纪录片的机会。工作后，在原来老师介绍的基础上，自己又陆陆续续看了很多此类纪录片。这其中，由中央电视台斥资拍摄的《故宫》，在当时曾经创造了国内此类节目的收视奇迹，而由BBC与NHK分别制作的《艺术的力量》与《故宫的至宝》两部纪录片，则更多地是通过碟片和网络的力量传播，同样也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与认可。
纪录片这一影像志的形式，对身处信息化时代的我们而言，实际上并不陌生。
纪录片是以真实的历史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艺术形式。在此，我所要着重强调的正是其难能可贵的“真实性”。由此想到的是，在现当下的美术批评与报道中，美术事件的起始点往往是由艺术家个体所引发出的。可以这样认为，美术批评与报道中最为基础，也是最为本质的一环，实际上就是针对艺术家群体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是整个美术批评与报道的基石，也是本位问题，脱离了“个案”研究，我们将无法针对某一具体艺术事件，作出准确犀利的评判，从而引发一些不必要的争论，进而在根本上导致批评与报道的失语。鉴于此，深入且真实地面对艺术家个体进行行之有效的研究，将影响到批评与报道的接受广度与价值深度。
然而，通过针对艺术家的“个案”研究，正确认识与分析相对问题，绝非如此简单。当代美术批评与报道，首先决定了我们的时间维度，即当代。这个看似无可厚非的节点性问题，实际上存在深究的必要性。由于当代艺术家多为在世，其作品的风格特征依然存在变化的问题，或是阶段性的，甚者是年年都变的，面对这一本源性的问题，严格意义上肆意的批评与报道都是缺乏依据与深度的。黄宾虹生前曾自叹“五十年后识真画”，恰恰说明了一切问题都需要时间的证明。
正是由于以上的客观原因，在我看来，当代美术批评与报道所遭遇的制约，并不能盖棺定论地归咎为资本、环境、人际等诸多客观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无疑加重了批评家与记者看待问题与认清真相的难度。但是假如我们将这些问题比作笼罩在真相之前的层层迷雾的话，作为从业人员的批评家与记者，应当具备“拨开云雾”的从业素质。此类问题，就如同很多批评与报道中，在剖析评介一位艺术家时，时常会将其定义为“具有社会责任感”一样，既然我们在评价艺术家的优劣时，常将“是否具备社会责任感”作为评价标准，那么作为推介者与评判方的批评家与记者，自身则更是应当具备上述责任。
因而，美术批评与报道的当务之要，在于深入内里地开展“个案”研究，在于“个案”研究背后的公允推介，而不应在于尽可能早地给予艺术家以定位。将“纪录片”这一影像志的形式比作一面镜子，透过它，我们应当将批评与报道的重心置于真实性上，由此给社会、给大众提供更多客观认识艺术家、艺术品、艺术事件的机会，时常能自省自我的社会责任感是否到位、是否合理、是否具有供后人借鉴的可能性。相信，唯有如此地敞开胸襟，才能让更多不同层次的人群更多地了解认识艺术的真谛，而不是简单地与“看不懂”相提并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