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艺术的实验场

德国是一个当代艺术的试验场，我相信这不是一句夸张的话。在二战之后，德国的当代艺术仍然充满了无限的活力，出现了一批影响世界艺术的重要艺术家。而能够亲身在这个实验场中去观察，思考以及参与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幸运的。我在德国的这二十年大致可分为学院内的试验期和独立的试验期，之前在国内的那个十年充其量也只能称之为“摸索”而已。在这个实验场为我们提供了世界一流的艺术案例，各种媒介语言材料的技术支持。影像，实物和装置等多媒介运用在九十年代初拓宽了我对当代艺术的视野。另一方面我的独立工作的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仅在绘画这个领域就进行了大量的实践与尝试，包括对材料和色彩重新认识，不是原来国内那个系统的而是从另外更广阔是视角。

如果我当年是以被邀请的身份来德国做展览，或许对这个实验场的认识仅仅会停留在表面上。而作为艺术学院的学生直接进入到最初的体系亲临现场，这就完全不一样了。

1989年虽然几乎同时拿到了两份德国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和布伦瑞克美术学院的通知书，但我还是选择了后者，条件是可以马上从第四学期开始上课。从内心而言我早已经没有了做学生的那种心态。但我对德国的学院教学机制和艺术培养还是感兴趣的，也在那里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艺术”真正意义所在。学生可以按各自的需要同时选择各自媒介，首先是想法，通过同教授大量的讨论再进行语言尝试，最主要的是思想的活跃和没有局限。

在这所学院里有两位教授对我影响比较大，一位是在学院的图书馆翻阅画册的时候被其作品深深吸引，让我一度冷却的血液开始重新燃烧起来。全名汉斯·彼得·齐默尔（HP Zimmer）生于1936年，柏林人。五十年代末就读于慕尼黑美术学院在学期间，同德国艺术家Helmut Sturm，Lothar Fischer， Heimrad Prem等组成艺术团体“SPUR足迹”在六十年代初开始在德国艺术界产生影响。受到艺术大师杜布菲Dubuffet和阿斯格·乔恩Asger Jorn等的赞赏和支持，影响很快波及到欧美。属于二战后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延续。他早期的绘画色彩浓重，流动感强。中晚期强调表现社会性，越来越重视画室之外的世界，并用画面做为传达个人观点的媒介。 他的作用实际上是让我从国内的那种绘画状态和德国的新表现绘画找的了对接点。而真正使我在艺术理念上得到收益的是瓦尔特·丹（Walter Dahn），他是七十年代末德国新野兽派绘画的领军艺术家 ，博于斯（Beuys）的学生。在七十年代德国艺术界更多的是关注绘画之外的新艺术媒介。一九八零年瓦尔特·丹和六位年轻艺术家在科隆用“Muelheimer Freiheit”为德国艺术家提供了全新的绘画图式，引发了德国在博于斯之后“对绘画的再饥饿”。八二年他的这些绘画作品参加了卡塞尔文献展。我很喜欢他80年代的作品，九十年代开始更多使用摄影，装置，实物。

我的绘画的发展实际上正好是走了从表现绘画到新野兽绘画的这么个过程，从外在的自由到内心的真正解放的过程。我也需要这个过程，因为从国内的美术学院出来的人一般来讲注重的常常是绘画的技术问题，而且也无法脱离学院绘画单一的造型思维的束缚，“自由艺术”的概念不是你仅仅明白它的道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内在解放，人格突破和理念重建。这几个问题必须在学院里解决，否则一旦走向社会很难作为独立的艺术家生存。这是从事自由艺术的几道门坎。

我说到德国艺术学院作为艺术的实验场的一部分，不仅仅是艺术学院为学生提供的实验可能，同时形成的探讨辩论和畅所欲言的思想表达习惯，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一直和瓦尔特丹保持着很好的联系，以至于 我们之间每次的合作，我一直为他的灵敏幽默和时时发光的思维亮点所激励。学会了最大限度的放松状态和追求挑战的气质，记得有一次在德国克姆尼茨VOXXX画廊（实际上是一座原东德废弃的厂房）的一个展览，当我束手无策的面对破旧的空间时，他对现场的作品调整和临时发挥，以及严谨和不屈不饶的工作态度，为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不知道这些品质是否和日耳曼民族共性有多大的联系，也不知道是否亦是否其导师博于斯的影响发挥着某种魔法。但我来到德国这个实验场的最大收获就是在不断的实践中找到了我自己。

德国，和瓦尔特·丹讨论展览

李迪在德国画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