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艺术群体”和“’85美术运动”

文/舒 群

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校园正经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潘晓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文章《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在大学校园产生了轰动效应，一时成为大学生们在课间和宿舍里争相传播的热门话题。正是从对这一话题的强烈关注开始，我和任戬走到一起。

我是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78级生，任戬是79级。由于相近的志向和兴奋点，我和任戬一见如故，仿佛久别重逢的挚友。我们经常一起散步、聊天；一起出入阅览室、图书馆、博物馆和新华书店。记得当时我俩格外留心所谓“思想意识形态舞台”上的新动向，对报刊杂志上刊发的焦点性文论每见必读，其中由潘晓文章引发的有关“人生观问题大讨论”的文字更是我俩共同关心的中心议题。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我经任戬引见，结识了王广义，那时，他正在为高考到处奔走，听说他曾三年落榜，透过他的画，可以看到他的痛苦、愤懑，乃至绝望。虽然见面时间很短，但广义还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大概为我后来与广义走到一起并成为共谋大业的“亲密战友”铺垫了“神交”的基础。几个月后，我和任戬一起分享了广义高考成功的快乐！在广义寄给任戬的信中，广义的头一句话就是：“我胜利了！”王广义在1980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记得任戬特别为我强调了这句有点宣言味道的话语的价值，意思是他的朋友都是真正的“硬汉”。那会儿，受杰克·伦敦、海明威影响，我俩天天在一起讨论的就是“强者”、“硬汉精神”这类话题，大概隐含的语义是，假如人生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在所难免的话，那就只有去追求做一个“强者”，或者去表现一种“硬汉精神”才足以抵御“虚无主义”的绝望。这种浪漫人生观在后来读尼采时更得到了强化，我们自视为“超人”，而称一般知识大众为“羊群”。

这期间，我和任戬还受到《走向未来》丛书的巨大影响，那些小册子成为刺激我们奋发向上的兴奋剂。《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一条永恒的金带》、《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东方神秘主义思想成为任戬为其艺术理想毕生奋斗的奎臬；而现代物理学的某些思想也使我深深迷恋。书中的某些段落，我至今仍能熟记于胸：

这是无声、无觉、无形、不朽的，也是无味、无嗅、永恒的，无始无终、高于一切、坚固稳定—谁要认识了这一点也就解脱了死亡。

1982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长春市工人文化宫工作。但我和任戬的学术交流并未中断，通过书信往来，反而使我们不经意形成的“共谋大业”的构想更加清晰而明朗了。

1983年，任戬的毕业作展促进了我们共谋大业的计划。在鲁迅美术学院展览大厅的一个单间里，任戬的组画《北极圈下》整然有序地布置在刻意营造的“极地氛围”当中，展厅的门窗被宽大的黑色窗帘罩住，冷色调的灯光使室内泛起丝丝寒意。

任戬刻意而为的“极度寒冷”激活了我一直在寻觅的关于“理性绘画”的构想，使我为我一直迷恋的西方古典艺术与中国古代山水画中的理性精神找到了新的载体—寒带文化！

从沈阳回来后，我开始创作《无穷之路》、《文明初期的幻象》、《绝对原则》等系列作品，并连篇累牍地撰写了一系列讨论北方文化和理性精神的论文，其中有《一个新文明的诞生》、《关于北方文明的思考》、《“寒带—后”文化的初步形成》、《试论新文明的权重意义》、《论“拉斐尔前派”的历史意义》等。

1984年初，我应任戬邀请参加哈尔滨一位诗人朋友的欢送会，这位朋友即将赴深圳就任《青年报》副主编。正是在这次欢送会上，我结识了后来一起组织“北方艺术群体”的一些文学界朋友。他们是孟凡果、巴威、吕瑛、张茜荑、张曙光。

7月21日，“群体”宣布正式成立，当时对内定名“七七七”社团，对外在黑龙江省文联成立“文学艺术信息交流中心”，由这七人为核心，即我、任戬、孟凡果、巴威、吕瑛、张茜荑、张曙光。9月，王广义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归来参加了群体在《北方文学》杂志社会议室召开的“中心”成立大会。

中心成立后最初的成果是创办《外国小说选刊》，此外，还通过在《外国小说选刊》上开辟“笔友”栏目与国内文学艺术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其中如北岛、顾城、杨炼、芒克、翟永明、谭盾等都曾与“群体”组织者之间建立过各种各样的联系。然而，这种朝气蓬勃的状态很快被组织者内部的矛盾打破了，那些最初相互抬举的搞文学的朋友们突然间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调动工作的努力有了结果，调令下达了，于是我从长春市工人文化宫调到了黑龙江省文联，就任《北方文学》杂志美术编辑。

1985年3月，我调入《北方文学》后，曾多次提议召开“群体”会议，但都得不到响应，为此，我开始独自策划和组织各项活动。此时，王广义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巨大的支持。我和广义决定，重组理事会。在我和广义的召集下，“群体”吸收了新的核心成员，其中包括刘彦、王易罡、卡桑、王海燕、林薇、倪琪等。在重组的理事会中，我任理事长、王广义任副理事长。其后，“群体”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是在我任美术编辑的《外国小说选刊》里开辟“外国美术欣赏”栏目。在这个栏目里，我们有目的地推介与我们的美学追求有关联的外国名作，并通过发表评论把我们的主张借它山之石推广出去。此外，我们还借这个栏目发表了许多“群体”成员的作品，包括发表在1985年12月号封面上的我的《绝对原则》和王广义的《凝固的北方极地》。

这一年，“群体”主办的另一件大事是召开“北方艺术风格的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

本来我们的原意是要搞一个《GOD》（北方群体会刊）创刊发布会，这个会议的实质目的是为《GOD》创刊造舆论，但要得到省美协和媒体的支持，我们就不得不取一个受众容易接受的名字。

1985年9月9日，“北方艺术风格的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在黑龙江省美术馆召开，会上，我宣读了以《一个新文明的诞生》为标题的论文，论文的核心思想是主张发展理性精神，并将这一主张提高到一个形而上学的高度，将其视为“一个新文明的诞生” ！王广义宣读了《中国北部的画家们》、刘彦宣读了《分析的边界》等论文。会议由王广义主持，黑龙江省社科界、文艺界代表就“北方文化”这一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1985年11月，《中国美术报》第18期发表了《一个新文明的诞生》的缩写本《“北方艺术群体”的精神》。作为“’85美术运动”首家自由艺术家集群—“北方艺术群体”的活动开始引起社会的关注。这期间，我和广义开始与外界展开广泛的联络，逐渐与《中国美术报》、《美术》、《美术思潮》、《江苏画刊》等报刊杂志的记者和编辑建立了联系。

1986年初，王广义调往珠海画院工作，当初我们对所谓“经济特区”抱有很大的幻想，以为可以利用那里的“特权”干一番大事，在那一段时间我和广义通信谈得最多的是构想在珠海办一份“特区美术报”，这些想法虽最终只是一个美妙的梦幻，但却激发了我们许多热情、灵感和思考。

1986年4月，我应中国美协艺委会的邀请，赴京参加“全国油画艺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全国各省市代表共70余人就会上三个学术报告的内容展开了各抒己见的讨论。这三个学术报告是高名潞的《’85美术运动》；朱青生的《当代油画隔岸观》（主讲西方当代艺术）；水天中的《西方美术思潮冲击下的中国油画》（主讲中年油画家的创作）。但问题的焦点还是集中在高名潞的《’85美术运动》上，通过高名潞收集的大量的’85新潮作品的幻灯片和高名潞刻意强化的“运动”概念，老一辈油画家们感到了压力。

会议期间，我和高名潞、张培力、朱青生、李山、唐庆年等青年代表曾多次召开“小集团”会议，讨论如何将“’85美术运动”推向高潮或引向深入。李正天提议，将这次油画会上观摩的幻灯片拷贝数份，然后组织演讲小组到各省美术家协会去巡回讲演，我和高名潞、张培力、朱青生、李山等一起讨论了这个建议。后来我和培力决定，如果做这个活动，则必须将运作的权力掌握在青年艺术家手中，否则它将变成一种大杂烩式的东西，那是无法反映出“’85美术运动”的新精神的。李正天力荐在广州举办首展，我和培力则表示和广义商量后再定。于是，我写信给广义，建议他游说珠海画院承办这一活动的首展。当时我们都对特区，尤其是对广义在特区的运作寄予厚望。果然不出所料，广义信中带来的消息令人振奋！信中说珠海画院的建院仪式即将召开，他打算以这个活动为契机，借用它的条件推出“’85美术运动”的幻灯片巡回观摩展。

接到广义信后真令我欣喜若狂！我即刻给他写回信，约他一起到北京找名潞共谋大计，并一起前往《中国美术报》社商谈合作主办及评委会的组建等具体事宜。

那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大约一周后，广义乘火车返回哈尔滨。我在宿舍里远远地听到广义喊我的名字，声音中夹杂着难以抑制的激情，接下来我和广义昼夜商谈了这次活动的具体实施方案和评选委员会的名单。我俩商订通过这次活动树立高名潞的权威地位，以便将运动的方向掌握在支持理性绘画这一思潮的批评家手中。然而，在选择“理性绘画”的支持者这个问题上，我和广义曾在栗宪庭和高名潞之间犹豫不决。经过再三推敲，我们最终选择了高名潞，其原因在于栗宪庭在当时已是誉满江湖的著名批评家，而高名潞则处在初出茅庐，羽翼未丰的初飞阶段，因此，我们断定高名潞更有大干一场的冲动，我们与之联手定能成就大业。另外，当时是一个学术崇拜的时代，“研究生”在当时是能够产生“剧场幻象”的一个学术身份。高名潞的情况刚好具备几方面的优先条件：（1）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毕业；（2）《美术》杂志执行编辑（《美术》杂志是建国以来公认的最高学术平台，90年代以后这种一元格局发生了改变）；（3）《中国美术报》兼职执行编辑。

5月至6月间，我和广义到北京与高名潞会合后，共商了整个计划，最后由高名潞调整并整理成文。拿着这份策划案及评审委员会的名单，我和广义找到了《中国美术报》社社长张蔷。最初，我和广义的想法是由高名潞与张蔷联袂担任评委主任，但张蔷用铅笔划去了自己的名字，改为《中国美术报》主编刘骁纯的名字。接着安排我和广义与刘骁纯谈判。刘骁纯是美学大师王朝闻的博士研究生，刚刚取得博士学位，这个身份在当时更是占据着学术剧场的“峰巅位置”。这一对垒反而激起了我和广义的斗志，一场斗智斗勇的话语遭遇战拉开了帷幕，从我的理论开场白到广义的机智陈述，我俩对刘骁纯展开了“轮番PK式轰炸”。骁纯终于对我和广义的智慧与能力表示折服，因而欣然同意配合我们的计划，出面主办“’85青年美术思潮大型幻灯展暨学术讨论会”（史称“珠海会议”）。只是最后刘骁纯也将自己评委会主任的名字划去，改写上《中国美术报》副主编张祖英的名字。

讨论通过后是具体的操作事宜，打印并邮寄盖有《中国美术报》公章的“集征作品通知单”，最主要的是这份通知单上印着我、广义、名潞拟定的评委班子的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我和广义都是评委副主任，我们把栗宪庭也放在与我们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他也是评委副主任。

事后，我和广义走在大街上，我俩哈哈大笑。王广义对我说，我俩仿佛是“外省伟人在巴黎”。

“珠海会议”的召开奠定了“’85新潮美术”的历史性地位，因为正是从这里开始，“新潮美术”才第一次浮出水面，从“地下作战”转为公开的社会活动。《中国美术报》会后开辟的“新潮资料简编” 栏目，第一次系统地梳理并发表了中国当代艺术运动的编年记事。由此为“中国现代艺术展”的举办营造了舆论气候。而由栗宪庭编辑推出的“新潮美术家”栏目更将“’85新潮”中涌现出来的“人物”推向了历史剧场的前台。

1987年初，“北方艺术群体”已日渐成为新潮美术论坛的舆论焦点，但却一直没有举办过一次“群体”成员作品展；此外，中央电视台“新潮美术”摄制组又要专访“北方艺术群体”，希望可以拍到“北方群体”作品展示的效果，而这个专题片又由高名潞出任总顾问，于是名潞也来信催我们办一“群体”展，这使得“北方群体”举办展览已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而举办“群体”展也一直是我和广义的夙愿，因此，我和广义商定在长春举办“北方艺术群体首届展”。展览地点所以选在长春，是因为我家住长春，办展览各方面需要安排起来方便，如果人生地不熟，则难免遭遇许多困难，此外，家住长春的“群体”成员倪琪因其父是汽车厂中层干部，曾承诺可以由汽车厂文化宫免费提供展览场地，并答应提供部分经费赞助，这使我和广义大为振奋，于是，广义从珠海赶来长春。接站后，我把广义送去汽车厂倪琪家，事先说好，广义来长春住他家，他父亲也满口答应。结果，第二天早晨，倪琪突然跑来找我，说出事了，让我赶快一起去他家。当我赶到汽车厂家属楼前时，远远看到王广义在雪地上徘徊，当时我怒气直冲脑门，跑到楼上与倪琪的父亲理论！

汽车厂文化宫的展场是没指望了，后经多方努力，终于得到吉林艺术学院院长胡悌麟的支持，在吉林艺术学院几间超大号教室里举办了“北方艺术群体双年展”。展览的名字是广义起的，他从珠海特地带来了事先印好的请柬，我想他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画展的“权威感”，因而仿造“威尼斯双年展”的展名，不过，这一不经意的仿造，却开创了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的先河。巫鸿先生曾说，通过资料他才知道，原来，“北方艺术群体”那么早就采用双年展的名字了，因此，他断定“北方艺术群体双年展”是中国最早的当代艺术双年展。

“双年展”结束后，“北方艺术群体”基本上没再组织任何群体性活动，这时，“群体”的几位干将已天各一方，广义在珠海，任戬在沈阳，刘彦还在哈尔滨，而我则前往北京与名潞、周彦、小箭、明贤等人汇合，意图通过撰写《中国当代美术史》，将中国当代艺术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