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红：双行记录

文/舒可文

这里的文本与视觉像两股平行的能量，社会历史的重量和人性的固执坚韧，是哪一方在催促着生活?

“目击成长”，喻红的个人画展这样标题。集中在这个展览上的作品是她以个人影集为蓝本的一个成长记录，从她半岁时的第一张照片到2001年完成这个系列时的照片为止一共45幅。她自己说她的成长经历非常简单平常，在一所学院里长大，从小学画，然后上中学、上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过着普通的生活，到年龄结婚，然后是生育抚养。那么在哪一点上让这样的记录超越了照相簿上的平常?

喻红肯定不算是那种热心的画家，不是那种追求形式、制造效果的艺术家，好像正相反，她的主题一直盘旋在《追忆似水流年》那种由细节构成的小世界里，加上她那种纯正的苏联现实主义手法，每一个画面都隐约着一丝沉浸于心事的叙事气氛。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新生代画家出名时，喻红的画就被认为有自传的性质，即使她不画自己。对于这一点她有充分的自觉：“我生活在人群里，发现了许多令人心灵感动又无法言表的东西，这些都是关于人性的敏感、脆弱、尊严、隔膜、无助、真诚和情爱的故事……所有人都被它们驱使着，于是生活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它们成了我作品的主题。”

喻红刚刚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就参加了1989年轰动一时的人体大展、后来的“女画家的世界”和个人画展。这些机遇在别的艺术家那里通常会激发起一种对艺术、对社会的职责，尤其在那个对轰动一时的事件或思想充满渴望的时候，喻红之所以没有卷入从那以后一直持续着的风格、语言探讨的大潮，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她对任何一种时髦的警惕，还有她对叙事的兴趣，如她所说：“画画就是说话，是和语言平行的表达手段。”从她被列为新生代画家的时候起，她就使关于风格的追问变得与她无关，在画面上她坚持一种少有的冷静和主观的平铺直叙。越是这样，她在构图和色彩上的主观倾向越是突出地给人不一般的印象。那些人物无比地简单普通，但是只要你留意就会感觉到他们都是过渡性的替代物，他们总是有一种诱惑，然而，你又会出于羞于落人陷阱或别的什么原因，抵抗这种诱惑，在半推半就中它会促使你与某种空气相通，这种空气才是真正的故事核心。

在北京的远洋艺术中心的展厅里，“目击成长”带动了不少人的共鸣。从这45幅作品中的任何一幅看，叙事和自传的外貌都比她以前的作品更明确，尤其是那种标准的家庭照片的构图。依然是喻红式的主观叙述的笔调，使这些从照片移植来的画面脱离了照片的性质，照片与观看之间的时间距离是既定的，哪怕它是昨天拍的，观看时一般伴随着缥缈的怀旧感，但是绘画与观看之问没有了时间距离，记忆与事实的差别，使叙事记忆的绘画比记录事实的照片更有情绪上的真实感。

与此同时展出的是喻红对另一系列照片的成功运用。与每一幅作品并列着的是一张同时间的历史照片：半岁时坐在童车里的喻红与1966年《人民画报》上毛主席首次检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的照片并列着；两岁时在公园里，胸前戴着毛主席去延安的像章，并列的是庆祝油画《毛主席去延安》出版的庆祝会；6岁要上学了，开始有社会意识了，她摆着架势要学李铁梅，浑然不知那时候，毛主席正在跟尼克松谈话，世界上的事远比李铁梅复杂；8岁她开始学画，那时候心中的标准就是画并列在一起的那张批林批孔宣传画；1984年，18岁的她抱着吉他模拟小资情调了，那一年《解放军画报》第二页上刊登着国庆35周年的阅兵式；1993年她和刘小东在纽约结婚时，《山东画报》报道了最初的有奖销售活动。1994年以后的记录都由两幅画构成，多出的一幅是她的女儿，目击成长又多出了一重目光。

画展之后，喻红说，“你看吧，每年都有大事”，从审判“四人帮，，到大兴安岭大火、三峡大移民、特大洪水、大片别墅区的建造。最后一组是《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第37期报道“9?11事件’’的封面，那一年她和20年前的同学重返美院附中，坐在20年前的座位上，她的女儿戴着红领巾走在上学的路上……

按照喻红的说法：“出生在这个地方、这个时间，是女性，就已经决定了人的绝大部分，人所能做的只是微调了。”所以在这个展览上她采取了历史照片与成长自画像并置在同一空间和时间的结构，这样就化解了双方各自意义上的封闭性，疏通了一条可以互为参考的开放语境。虽然如此，但是这里的文本与视觉像两股平行的能量——记录与记忆、客观与主观、远和近、宏大与平凡、权威与私人——几乎没有真正的交点，也不作相互问的因果回应，社会历史的重量和人性的固执坚韧，是哪一方在催促着生活?

喻红问与答

问：这么多自画像，你没有担心太显个人化?

答：展出前是有些担心，展出以后很多人的反映并不在这点上。在画的时候根本就没担心，就是想画。画这些画的冲动和我生小孩有关。我小的时候家教很严，完全当无性的孩子养，就是让你学本事，没有一点性别教育。我生小孩以后才真正发现我是女的，并且男女不同，才真正接受自己的女性角色，才开始敢于叙述个人的主题。这不是性的问题，性太简单了，重要的是性别的社会角色，很多问题都是在生育小孩的过程中发现的。个人与性别角色的冲突，对于我不是女性主义的理论问题，那不是我的问题，我也回答不了。看着孩子的成长让我看到一个以前毫无意识的领域，比如，因为我对孩子有性别教育，她崇拜妈妈，因为妈妈能生小孩。我小时候却不是这样。比如，孩子表现出的对物质的态度和我们完全不同，就想到对情感是不是也有不同的态度。还有对学校教育，它在什么程度上塑造了人?这些个人问题不一定是自己的问题。

问：你一直使用苏联式的现实主义手法画画，是坚持还是保守?

答：首先，从小学来的，是我控制得最方便的媒介。我想表达的东西，用这种手法表达得最到位，我用它来记录我的所思所想是我的优势。并且，也因为它是中国特色，是我的背景资源——它不是美术史中那种实验出来的技法，它本身就有社会和时代的标志性，对社会背景有说明，所以现在是坚持它。还有一个原因，我对时髦的东西很警惕，跟时髦如果跟错了特别傻。

（选自《相信艺术还是相信艺术家》p.9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