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力

王克举是当下美术界公认的“老好人”，有人因此把他比作为“老黄牛”。这既是对王克举处处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性格品行之极大激赏，同时也是对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在艺术创作领域埋首耕耘的形象喻指。

王克举的创作最早进入人们视野的是一系列具有浓烈乡土味的写实主义作品，这些都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的精品。这一时期的王克举刚刚进入山东艺术学院学习油画，在当时美术界改革创新的大背景下，画家自觉自愿地选择从写实主义风格入手，从表现自己熟悉的农村生活入手，以此形成自我的艺术方向与艺术特色。与同类的画家不同的是，王克举作品中的那种“土味”，在这里“土味”并没有任何褒贬的意义，而是对画家作品风格特征与艺术内涵的某种概括。“土味”既指的是王克举如此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生活现状，使得整个作品洋溢出极为浓郁的“乡土”气息，又是指与农村的题材表现相得益彰的造型、构图与技法等等风格因素。至今人们仍对王克举这一时期创作的经典画作津津乐道：硕壮的人物造型，憨厚的人物情态，只有经过深入生活才能够把握与捕捉到的那些画面中的类似“道具性”的物什描写，以及一种戏剧化的经典场景与氛围的有意识营造。

在大多数人看来，20世纪90年代的王克举毫不留情地进行了一场风格的“反叛运动”，这是对业已娴熟的绘画命题与风格技法的背离。事实上王克举的绘画变革是经过了长期的内心挣扎，是凝聚了自我意志的智慧结晶。王克举像所有锐意进取的当代艺术家一样，并不想墨守陈规，成为自我风格的复制者甚至是奴仆。而当美术界的拓展节奏和当代社会的发展步伐愈加迅捷之后，艺术家的着眼点一方面是要谋求自我艺术与之更协调的求变转型，一方面则要进一步张扬个性，力图从众多的画家、流派、风格中脱颖而出，以成就自我艺术的最大完善。此时王克举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示范性，他对旧有风格的“反叛”并不是一种全盘的否定，而是在题材保持某种连续性的同时，通过风格表层的巨大移转而结构出全新的形式语言：即仍然以自己熟悉的农村风景为切入点，在绘画语言上做出更当代性地阐发。在作品中，高粱地、玉米地以及乡村中的寻常小景被引申为无限的“话题”，与此同时画家以现场写生的绘作方式来提倡某种眼与手的积极对应。其中油彩的能量被尽情地发挥，并在这种尽情地发挥中走向某种自在而自足的境界。

即便先期的创作转向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然而王克举并不在意任何的误解与非议，却把这些误解与非议视为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自我的动力。在此，对景写生无疑成为了画家手中的一把“利器”。凭借着这把“利器”，王克举一方面始终把握住自我意志的独立存在，一方面又能够吸收各个现代绘画流派的优长并进行有机地整合利用。写生性油画的传统在欧洲源远流长，尤其是经法国现实主义的极力提倡，并最终在法国印象派笔下达致巅峰，由此开启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新纪元。那么王克举的“写生”是否仅仅是延续着这一传统或是对此的某种反应吗？回答当然是不尽然。因为，“写生”在画家王克举这里，并不只是对西方艺术现代性的反思或溯源，而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艺术行动，是一种表里合一的创作原则：面对北方浑茂朴厚的山川自然，将个人的身心全部投入，抓住自然中最感人的瞬间，并通过手中的画笔创造出和谐统一的形式。画家似乎更倚重于使用线条与强化色彩，即以线条来形塑对象的特征并以此构筑画面的基本结构，与此同时又逐步强化色彩的魅力，运用色彩去表现空间与塑造形体，从而形成充溢于画面的热烈而抒情的艺术格调。

秉持着对景写生的创作原则，近期的王克举不断推出了大量的系列性艺术作品。在创制这些作品的过程中，画家不知疲倦地奔波于不同的地点，寻找那些能够激发出自己的创作灵感并有利于其风格完善的场景。北上河北，南下福建，东奔江苏，西走新疆，王克举总是自己扛着钉好画布的画框以及画架，对着自己所心仪的景致落笔涂抹。对别人视之为“苦”的这种写生，王克举却总是乐此不疲，毫无怨言，并由此建构起属于自己的那番艺术的新天地。从近期的作品而言，各个系列的作品都能够独具慧眼地抓住不同地点的风貌特征，北方的雄健、南方的热烈、西部的粗犷、东部的清朗，皆在画家笔下衍化为一幅幅充满诗情画意的色彩乐章。然而恒一不变的是王克举的那份执著，以及透过画面向人们充分展示出的对自我风格建构的信心与超乎寻常的色彩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