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鸿堂帖》之《黄庭内景经》究竟是谁人所作

时间:2019-02-03 09:39:58 | 来源: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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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唐时止存草书六行,今此经行楷数千字,神采奕然,传流有绪,岂非墨池奇遘耶?元时在鲜于枢家。余昔从馆师韩宗伯借摹数行,兹勒以冠诸帖。杨在右军后,以是神仙之迹,不复系以时代耳。

董其昌与《黄庭内景经》

董其昌刻《戏鸿堂帖》卷一,除了一篇《唐人惟识论注》是章草以外,其他都是历代小楷。和以往独重钟、王小楷不同,董其昌将传为杨羲的《黄庭内景经》(图1)置于帖首,并作长跋(图2)云:

右晋上清真人杨羲字义和书。黄素《黄庭经》,陶穀跋以为右军换鹅书,米芾跋以为六朝人书,无虞褚习气。惟赵孟頫以为飘飘有仙气,乃杨许旧迹。而张伯雨题吴兴《过秦论》,直以为学杨义和书。吴兴精鉴,必有所据,非臆语也。按,《真诰》称杨书祖效郗法,力同二王。

《述书赋》亦云:“方圆自我,结构遗名;如舟楫之不系,混宠辱以若惊。”其为书家所重若此。顾唐时止存草书六行,今此经行楷数千字,神采奕然,传流有绪,岂非墨池奇遘耶?元时在鲜于枢家。余昔从馆师韩宗伯借摹数行,兹勒以冠诸帖。杨在右军后,以是神仙之迹,不复系以时代耳。其昌。(注1)

这件小楷是当时流传有绪的名作,收藏在韩世能家里。根据董氏题跋可知原帖有“行楷数千字”,而且帖后原有宋元各家题跋。董其昌从前曾在韩世能处欣赏并借摹数行,刻帖时便将自己的摹本“勒以冠诸帖”,这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说法大不相同。沈氏曾经调侃董氏刻帖的粗劣,说董其昌刻《戏鸿堂帖》的时候向韩逢禧借摹此帖,韩氏唯恐董氏借去不还,遂“信手对临百余字以应之,并未曾双钩及过朱”:

董玄宰刻《戏鸿堂帖》,今日盛行,但急于告成,不甚精工,若以真迹对校,不啻河汉。其中小楷,有韩宗伯家《黄庭内景》数行,近来宇内法书,当推此为第一,而《戏鸿》所刻,几并形似失之。予后晤韩胄君,诘其故,韩曰:“董来借摹,予惧其不归也,信手对临百余字以应之,并未曾双钩及过朱,不意其遽入石也。”因相与抚掌不已。(注2)

沈氏意下这件《黄庭内景经》号称是杨羲的墨迹,是韩世能家中的秘宝,而且是收藏界公认的法书名作。从前董其昌不敢向前辈韩世能随意借用,但与韩逢禧平辈便容易开口,所以韩逢禧唯恐董氏借去不还,便随手对临应付他。

此说从常理上便行不通,不过是文人相轻的陋习。沈氏平日对董其昌的鉴赏颇有微词,《万历野获编》中还有其他几个例子表达了他对董其昌的不满。现于《戏鸿堂帖》中可见,此帖字数绝不止沈氏所说的百余字,而且董其昌曾见过原作数千字,并亲手临摹过,岂能连韩逢禧随手临写的百余字都认不出呢?从董氏平日提到韩氏的口吻来看,他与韩氏父子关系还不错,韩氏也绝不会明知其刻帖而故意为难他。况且,如果董其昌明知韩氏戏弄自己还以此置于卷首并加以详细题跋,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不啻于自毁门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沈德符的叙述,便可以知道此帖并不唯独受到董其昌的欣赏,而且得到历代收藏家的珍视,韩氏甚至不愿意借给他人。

韩世能、韩逢禧与《黄庭内景经》

万历丙戌,先宗伯任国子祭酒时,手临王右军《黄素黄庭内景经》真迹,授余姊临学。余姊才九岁耳,因其颇解法书故也。至癸巳年出嫁于太仓王氏,此经随往焉。十六年后姊故无子,所有书籍并此经悉为散失不存。余故竭力访求,经年始得,不胜庆幸。孰意又为人窃去,历四十年之久,复遭世变,家藏书画器具等皆荡然一空。余惟郊居野外,高卧草庐,苟延残喘。忽有人持此经来,检阅之不胜悲涕,随焚香百拜,庆幸先宗伯之手迹犹存。六十年来,此经三失之,余复三得之,真是奇事。余年已八十岁,光景计不多时。有幼女淑英,年九岁,亦能学书,性颇聪敏,大都与先姊相仿佛。故欲以此经授与之,效先宗伯当年之故事。忆先姊授经时九岁,今幼女授经亦九岁,年庚相同,授书之事亦相同。父子相仍,姑姪相继,若合符节,实为造化主持,奚容人力所办。明窗净几,以清泉涤半砚,和墨笔之于书以示。将来幼女淑英若长成立,能念祖父如是之情悃,当世守勿失为幸。半山老人韩逢禧识。时癸巳年嘉平月也。

故宫博物院藏有韩逢禧《临黄庭内景外景经》(图4)一卷,纸本,其自跋曰:

岁在癸巳八月十五日,弟子韩逢禧敬临王羲之《黄素黄庭内景经》全卷。喜舍九华山地藏王大菩萨殿庭内供养。仰祈神力护持此经,以垂永久。逢禧焚香百拜,谨书。

又临摹王羲之《黄庭经》并跋曰:

余十七岁时,即临摹王右军内景法书。今年已八十余,未尝一日废书也。宦游两都,遍索观天下法书,晋唐真迹,委无及于内景经真迹者。每思《黄庭外景经》,并无唐宋名人临摹真迹。如莫廷韩、吴澈如所藏,不过是宋搨耳。乙未三月,董孟履世兄携观乃翁思白宗伯越州石氏本。细鉴之,是宋高宗手摹,然亦是宋搨,差胜于廷韩、澈如本。兀坐松院,郁寂无聊。闲庭若秋水,窗明几净。和墨临此,以附装于内景经之后,是称合璧。余生平无好尚,惟有法书之癖。每执笔临书时,不闻疾雷之在傍也。老迈龙钟,犹望海内好法书之知己,共为讨伦(论字之误)斯义。四月初八浴佛日,半山老人书。(注3)

由以上三段题跋可知,这件《黄庭内景经》在当时收藏圈中的重要地位。韩氏非常推崇此卷,认为是王羲之所书。韩世能曾亲自临摹传授其女,其女后来嫁给王世懋的儿子王世駪,便以己临本陪嫁。韩女不幸无子早卒,故物失散。韩逢禧四方访求,复得先人墨迹,不料后来又为人窃去。直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癸巳,才又见其父临摹此卷。前后数十年“三失三得”,令人兴叹。故韩逢禧不胜悲涕,效仿父亲授经于其姊,亦将韩世能临摹卷传授给其女淑英。韩世能摹本后为吴湖帆收藏,吴湖帆不仅加以题跋,而且还用小行书手录《南阳书画表》附在卷后,在《杨羲黄素黄庭经》左侧加按语曰:“是否即此卷祖本?”由吴氏按语所问可知,韩氏藏本未能传世,至少吴氏未曾看过。

韩逢禧从17岁开始临摹《黄庭内景经》,到80多岁仍临摹不辍,可惜传世不多,目前有确切款署的仅见此一件。可知其小楷得力于此经不少,且与原作神髓相仿佛。然而故宫此卷还临摹有王羲之《黄庭经》,结合两跋来看,韩逢禧晚年认为黄庭内、外景经的作者都是王羲之。

而台北何创时书法基金会收藏有一卷《黄庭内景经》(图5),黄绢本,朱丝栏界格,仅有本幅而无古代题跋。卷末中部多出“褚遂良奉为燕国于公书”双行十字,为他本所无,意在托为褚遂良摹本。其上古印甚多,有“绍兴”“天水”,及贾似道、柯九思等人印章,可惜全伪且劣,钤盖位置亦不合规制,从篆法和印色来看是同一人所造。如韩氏父子与董其昌、沈德符的眼力,又过目众多古代书画作品,绝对不会看不出这些伪印。然而卷末左下角有“韩逢禧印”白文方印与“韩逢禧书画印”朱文长方印。虽然绢本经装裱导致文字、界格、印章均略有扭曲走形,以韩氏此二方印章对比真印,应该是韩氏所钤,但是书法笔意与韩逢禧笔性相去较远。因此,此卷很可能是韩逢禧收的一个摹本,也是明代的物事。

南京博物院还藏有一卷倪瓒款《书黄庭内景经》卷,纸本。“倪瓒临”三字当属后人添加,其上“台仙”二字与此倪瓒款均在末行下方。此行末端仍存“朝”字白文半印,应是韩逢禧字“朝延氏”白文残印,与上博藏赵孟頫《光福重建塔记》卷韩逢禧崇祯五年(1632)题跋所钤“朝延氏”为同一方印。对照传世各临本,只有南博本“台仙”二字位置独特,且“仙”字写法不同,可以判断此经卷应有格式:“台仙”二字本在正文后一行中部,再后一行顶部应有“黄庭内景经”五字。以此卷笔法细劲清健,后人便裁去“台仙”之后的卷尾,另添“台仙”和“倪瓒临”五字于正文末行之下,冒充倪瓒书法以增值。(图6)刘九庵《中国历代书画鉴别图录》收录此卷,其下说明云:“此经文原为明末韩逢禧所书。‘倪瓒临’三字为后加。附韩逢禧一真迹及倪瓒《幽涧寒松图》上的题识以对照。”(注4,图7)

韩逢禧卒年不详。然故宫博物院藏其《临黄庭内景外景经》卷的《内景经》款署为“癸巳八月十五日”,即顺治十年(1653)八月十五日。其跋韩世能《临黄庭内景经》卷款署为“癸巳年嘉平月”,即顺治十年(1653)十二月。而故宫博物院藏其《临黄庭内景外景经》卷的《外景经》云:“乙未三月,董孟履世兄携观乃翁思白宗伯越州石氏本……四月初八浴佛日,半山老人书。”根据《董氏族谱》卷八沈荃为董祖和所作《行状》,祖和生于万历丙戌(1586)二月十六,殁于康熙壬寅(1662)四月初一,享寿七十七,可知“乙未”乃顺治十二年(1655),“四月初八浴佛日”乃韩逢禧传世作品最晚的年款。考虑到韩逢禧自述“余十七岁时,即临摹王右军内景法书。今年已八十余,未尝一日废书也”,他应当多次临摹此卷,并对其个人风格影响甚巨。南博藏倪瓒款本,应是其早年所临,原卷应有其本人款印题识。

相比各卷,何创时本与韩氏父子临本比较相似。韩世能用笔颤抖,较有个人风格。韩逢禧临本,横、竖、撇笔画的起笔多为露锋扭动之态,撇画末端多为回锋上扬,而非向下出锋收笔。南博本笔力较为细劲,笔势波动起伏明显,至晚年的故宫本则显得端正厚重。《戏鸿堂帖》刻本虽然也部分体现了这种上扬扭动的用笔特征,却不似韩逢禧书写得那样夸张。对比韩逢禧临本与《戏鸿堂帖》刻本,笔意并不相似,可以断定,董其昌刻帖所用的底本正如其题跋所说是他自己所摹,绝非韩逢禧随手临摹的,进而断定沈德符乃是妄言。

《黄庭内景经》之鉴定

董其昌鉴赏《黄庭内景经》主要依赖于历代鉴赏家的题跋,特别是赵孟頫的题跋说此帖“飘飘有仙气,乃杨许旧迹”,而且赵孟頫本人曾学习过杨羲的书法,所以董氏认为他的话是值得相信的。“神采奕然,传流有绪”是董其昌认定此作的重要依据,但他也并不是单凭一位艺术家对作品风格的感觉进行判断,他还找出文献记载来对应,即窦臮《述书赋》中的描述。因此,除非发现作品中透露的硬伤,历代题跋、文献记载、作品风格以及对作品气息的感受,成为董其昌鉴赏的最基本方法——这与现代鉴定家的方法相差无几。事实也证明,现代科技手段在鉴定中国古代书画中所给的帮助是微乎其微的,一位优秀的鉴定家更多的还是依赖经验与修养。只是因为每位鉴定家的修养和感受力的差别,往往会造成不同的结果,这恰恰也是鉴赏过程非常神奇而有趣的地方。

传为杨羲的《黄庭内景经》之后又被王肯堂刻进《郁冈斋帖》卷二。王氏在题跋中也给出了自己的鉴定意见,《郁冈斋笔麈》卷四云:

吴郡韩敬堂先生家藏黄素《黄庭经》,陶穀与米芾跋皆无之,想入宣和御府重装去之矣。徽宗题云:“晋王羲之黄庭经。”米氏《书史》以为是六朝人书,无唐人气格。赵魏公以为杨许书,而董玄宰不知其何据,盖未考之《真诰》也。按《真诰・翼真检》云,真经出世之源,始于晋哀帝兴宁二年,太岁甲子,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琅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杨羲,使作隶字写出以传。护军长史句容许穆,并第三息上计掾翙,二许又更起写,修行得道。凡三君手书,今见在世者,经传大小十余篇多掾写,真㖟四十余卷多杨书。又云三君手迹,杨君书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细。大较虽祖效郗法,笔力规矩,并于二王而名不显者,当以地微兼为二王所抑故也。掾书乃是学杨,而字体劲利。偏善写经画符,与杨相似,郁勃锋势,殆非人工所逮。长史章草乃能,而正书古拙,符又不巧,故不写经也。据此,则此绢本若非杨君始写之本,即是许掾书。今《真诰》所列,皆三君手书,多荆州白笺。梁时去晋不远,已首尾零落,鱼烂缺失。而此卷黄素如新,虽历代尊奉,少见风日,非有神物护持,亦不至是。晋人笔意,一坏于王著,二坏于文氏父子,而小楷尤甚,不可不使世人见此本。韩长公昨见过,以油纸模本相示。已付工刻之矣。(注5)

此跋在容庚《丛帖目》中著录,与王氏集中小异:“右黄素《黄庭经》,吴郡韩敬堂先生所藏,屡出以示予……徽宗题为右军书……真受四十余卷多杨书……掾书是学杨……殆非人功所逮……不可不使世人见此本,遂摹而刻之。万历丁未大雪后一日,延陵王肯堂记。”(注6)“丁未”乃万历三十五年(1607),此年王肯堂已经题跋并刻《黄庭内景经》卷。此跋收入《郁冈斋笔麈》当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之后,且文字有所修改。增加一句“韩长公昨见过,以油纸模本相示。已付工刻之矣”尤其关键,可知王肯堂见到韩逢禧“油纸模本”是在刻帖之后,否则绝不能“昨见过”便“已付工刻之矣”。

通过王肯堂题跋,很多细节得以澄清。之前的陶穀、米芾等人的跋早就已经不在了,他推测是宣和御府重装时裁去了,然后由宋徽宗题签。王肯堂的鉴定方法与董其昌几乎一样,他就此帖的作者杨羲作了进一步的考证。王肯堂说董其昌虽然认同了赵孟頫的观点,认为此作是“杨许旧迹”,但是董氏不知其所以然,因为他没有考证《真诰》的记载。于是,为了将作者问题弄明白,王氏详细考证了杨羲和许穆、许翙书法的关系,最后他很肯定地将作者确定为杨羲或学习杨氏书法的许翙。并且,为了解决绢素过新的疑问,他将原因归于“神物护持”。他对宋代王著、明代文氏父子的摹刻并不满意,认为他们没有表达出“晋人笔意”。不知王肯堂所说韩逢禧“油纸模本”为何,或可以王肯堂刻本与韩逢禧各临摹本相比较。

值得注意的是,与现代鉴定家努力将一件作品弄得水落石出的执着态度不同,董其昌给某件作品定作者时,他往往不是确指,而更多的是一种涵泳的状态,只是根据作品传达出的信息,将之与历史上的某一家相对应。换言之,就是将某一类风格相似的作品都在历史记载中找到相应的解释。否则,明代中后期市场上出现的大量书画作品都将无法确定身份,没有什么会比这种混乱更让一位传统鉴定家更为恐慌的了。如果董其昌未能弄明白《黄庭内景经》的作者,之后的王肯堂也一定要考证出来。董氏的鉴定看似缺乏考证而不严谨,却留下了一些余地,而王氏则将作者坐实于杨羲或许翙,就无可商量了。就像董其昌鉴定董源画那样,他其实并未百分之百说某件作品一定就是历史上某个董源的亲笔,他只是尽力勾描董源的风格,并将那些拥有类似风格的作品都与历史文献中的董源画相对应。这不得不归因于中国书画历史的悠久而造成的文化重负,相对于绘画而言,书法所承受的负担还要重。目前看来,《黄庭内景经》定然是托名晋人的伪作,但这在当时却是董、王等人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相对来说,王肯堂要比董其昌在谬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作者:颜晓军,来源: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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