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民生:写意精神与中国油画的当代性建构

时间:2018-10-30 09:31:15 | 来源:民族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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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油画的民族特色构建中,写意精神成为中国油画的精神内核和重要内容。写意作为中国艺术的重要范畴,凝聚着中国艺术精神,已形成了系统的艺术方法论体系,不但从实践层面影响中国油画的发展,而且从理论建构上都成为中国油画的精神性因素。写意精神是建构当代中国油画民族特色和体现中国风格的重要因素。

写意,作为中国艺术的核心内容和重要范畴,它不但是一种风格样式,而且是一种艺术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中国艺术家建构画面视觉图式的先行意识,也是体现中国艺术精神的重要表现内容,甚至可以将其看作艺术的系统方法论。尤其在中国油画实践中,写意更为突出地体现出方法论的意义。从中国油画发展的宏观历史视角审视写意精神,它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凝聚和艺术基因的鲜明体现。如果从中国画的风格看,在中国绘画中有“写意”与“工笔”之分,从这方面看,写意就是一种艺术风格,一种画法。但是写意作为一种艺术范畴,它已经超越风格层面成为包含艺术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的具有体系性的方法论知识,承载着民族文化的质底和艺术精神。

从“写意”这一词的本意来看,它包含了“写”与“意”两层意思:“写”是“抒发”和“书写”,有“表达”的成分;而“意”则包含“意志”“意图”“思想”等含意。除此之外,如果从绘画的层面理解,意还有神韵和精神的含义。写意也可以看作写事物的神韵与精神。在这一过程中,“写”是“意”的物化和显现,是手段;“意”是“写”的目的和旨归。没有“写”,“意”就无法显现;没有“意”,“写”就没有了生命和精神,因此写意是互为表里的,其构成不能分割的整体。从其呈现状态分析“写意”正好就是作画的过程与方式。概括地讲,写意主要是指艺术家通过艺术形式表现思想感情和对社会、生活、艺术的感悟,体现精神情怀。

对中国油画的发展历史进行考察,对其从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加以系统探究,我们发现写意性因素不但存在于表现性油画中,而且也明显地体现在写实油画中。从我国油画家徐悲鸿和吴作人两位画家的写实风格作品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写意因素的存在。徐悲鸿的油画作品《田横五百士》《徯我后》,尽管其画面写实、人物造型严谨、空间效果真实可信,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出整个画面在色彩和形体处理上的写意特征,尤其是在主题气氛的表现上,体现出鲜明的感情色彩与审美取向,充满着中国艺术精神和文化价值;而吴作人在油画作品《齐白石》《三门峡》中,虽然以写实的表现手法进行描绘,但是对整体画面的处理和气氛的营造明显体现出写意的特点,在色调和空间处理上已经超越了写实的局限。

作为系统方法论体系的写意,不仅包含艺术思维方式、表现方式和一系列的思想观念,也包含意象这一范畴。如果说写意是中国艺术表现的旨归的话,那么意象就是实践这一旨归的重要环节。意象也是一种艺术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

从中国艺术的历史去梳理意象,我们发现意象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艺术创造的方式,甚至包括一些艺术观念。意象有着“意”与“象”两部分内容的含义,其中“意”就是指画家的主观情感和思想。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意”还指主体因悟道而产生的一种感觉、感受、思想,体现着主体对客观事物的理解,是一种可以直观把握的精神意识。“象”是指画家对客观对象进行概括与提炼后所产生的形象。是画家主观情感、思想与客观对象有机结合,并依照艺术规律创作的艺术形象,其既不同于客观对象,又不脱离客观对象而造就艺术形象。从审美意象产生的动机和过程考察,其以象达意,以象抒情,因象而获得感性愉悦。在意象创构过程中,主体起着主导作用,无论是有感而发,还是情不自禁,都是主体受到客观物象的触动后的精神状态的一种呈现,这种状态尽管是一种物我交融的状态,但是主体在其中的主动性并没有被模糊化。因此,意象生成的过程是通过主体积极的能动作用来完成的。意象在中国艺术中更为明显地体现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表现方式,是写意的核心内容。作为写意核心内容的意象,是其艺术思维活动中的基本内容,是以艺术化和审美化指代事物,以唤起存在于事物的美感与艺术因素,使得客观对象幻化为艺术形象。意象是外在对象与信息在主体内部依照艺术规律所建构起的精神体,是艺术思维和艺术形象建构的本质所在。因此,意象创造成为写意的关键环节之一,没有意象化的过程写意也就成为简单的概念而无法获得其旨归。

在中国油画实践中,“写意”往往和“写实”“表现”等概念联系和交织在一起,更为突出地体现为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并集中体现出意象化特点。中国油画的写意性能够成为思考和理解中国油画实践历程和发展特点的精神因素,它带有明显的文化质底和艺术基因。在油画表现中,写意与写实成为相对的两个概念,主要是从风格特点上划分的。如果说写实在表现中注重对客观对象的真实再现,使画面空间成为现实空间的真实幻象的话,那么写意则是突出主观与客观融合后的感悟与情感表达,使画面成为表达主观感情和承载文化意义的载体,但在视觉展现上却不失真实的成分。如果说写实是偏向于再现的话,那么写意就偏向表现。需要指出的是,写意在表现中强调主客观融合所生产的新的意象,注重感悟和直觉,它是对画面进行现实和主观理解相融合的改变和处理的,而这种改变和处理符合中国艺术的创造规律,在“似与不似”之间进行取舍,重视“传神”“意境”“趣味”“气韵生动”的体现。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油画的发展过程中,写意和写实不是完全对立的,写实风格的作品中也体现着写意的特点。写意在中国油画的创作实践中更为突出地体现在油画表现中对中国文化精神和审美趣味的自觉融入,以其统帅表现的整个过程,使油画表现成为中国艺术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审美趣味、艺术理想的自然流露和视觉展现。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油画中,写意不能离开客观对象以臆造形象。

写意作为艺术范畴,是由诸多艺术范畴相互凝聚而形成的一种方法论体系。它既包括精神性因素,体现为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也包括形态性因素,体现为表现方式、表达方式、实践运用等诸多方面——这为中国油画的当代建构,不但提供精神和思想源泉,也提供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成为中国油画当代建构的主要理论和实践基础。

随着新时代社会文化建设的需要,中国油画的当代面貌的特征无疑是中国油画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这样的写意精神在中国油画的当代性建构中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不可少。从中国油画的发展历史来看,其无疑把写意精神的体现作为发展目标加以实践。在中国油画的本土化发展历程中,写意成为精神性因素使中国油画在发展中不断向民族艺术回归。可以说中国油画的写意精神追求与20世纪以来中西艺术融合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联,中国油画在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西方油画的知识,同时不断注入民族艺术精神。从20世纪上半叶起,尽管中国油画还在向西方学习,但是有志向的第一代油画人在学习中已经开始思考和践行油画的写意性。林风眠以“中西调和”的观点,把中国民间艺术的趣味融入油画表现中,甚至以彩墨作为表现形式,来体现写意精神和进行意象化表现。刘海粟则以意象化的处理,在表现中十分注重线条和墨色的表现力,使得油画作品更加概括化和富有中国艺术的精神气质,体现出写意精神。我们看他创作于1929年的《快车》和1931年的《雪霁》,画面表现中尽管是色彩和笔触的胶合,但却体现出笔墨意味,写意特征非常明显。正如他发表在1924年12月1日《晨报》上的《艺术与生命的表白》中写道的 :“我常常看见一种瞬息的流动的线,灿烂的色彩,心弦便不惜地潜跃,自己只觉得内部的血液要喷出来一样,有时就顷刻间用了色彩或线条表白出来。表白出来了,自己觉得生机盎然,异常高兴。”从刘海粟表述的状态来看,这依然是写意的心身体验。既是提倡写实绘画的徐悲鸿,在他的油画作品中,加强线的作用,把中国画的笔墨意味融入油画表现中,以体现写意精神和民族特色。他于1931年创作的《徯我后》和1940年创作的风景画《喜马拉雅山远眺》,其中人物的处理和色彩意味的表现及其空间的营造,已经体现出明显中国绘画的特点,尤其在主题的表达上写意色彩浓郁。当然我们从当时的颜文樑、王悦之、汪亚尘等人的油画创作中也依然能看到写意性因素。当中国油画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油画民族化所展开的实践之路,就是以体现民族特色为追求的,其中所包含的写意精神则是明显的。随着中国油画的发展,写意精神融入中国油画表现之中愈加成为油画家的自觉追求。董希文、吴作人、罗工柳、艾中信、吴冠中、詹建俊、靳尚谊、朱乃正、妥木斯等的油画作品中无不体现出明显的写意精神。而这种写意精神就是在油画表现中融入民族艺术精神和人文价值。

从中国油画的当代现状来看,无论是具有写实特点的油画实践和表现性油画实践还是在写实与表现之间的油画实践,都不约而同地追求中国油画的本土化与民族特色,而构成中国油画本土化与民族特色的一个主要建构内容就是写意精神的注入。无论是詹建俊、钟函、靳之林、谌北新、戴士和、闫萍等具有表现性特点的油画作品,还是靳尚谊、杨飞云、朝戈、张祖英、郭北平等具有写实性特点的油画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中国的民族审美趣味和艺术精神,具备写意精神的特点。

中国油画的写意性,更多的是精神性体现。以系统的方法进行写意,以凝聚中国艺术精神。但是要在中国油画表现中体现写意精神,画家不但要掌握油画艺术的表现规律,而且要研究民族艺术,谙熟中国艺术的规律,将中西艺术融会贯通。油画的写意精神只能体现在中国油画家的油画表现中,而且这种写意特征的显现是依靠画家的意象化表现来实现的。如果仅仅依靠对油画表现技巧和规律的掌握,而没有对中国文化与艺术的研究,也许能画出较为优秀的油画作品,却不能创作出具有写意精神和特征的油画作品。对中西艺术的全面学习与修养也成为写意性油画实践的基础,尤其是油画家对中国艺术的修养。正如尚辉先生所言:“油画的中国写意性追求首先应当是以书卷气的文静、儒雅和内敛为其审美品格的总揽,这意味着那些完全着眼于形色的视觉冲击而缺乏文化内涵与心性修养的画作被排除在写意性之外,以此,便界定了西方印象派之后的画作为何不可能完全归入中国写意性审美特质的缘由。”其次,油画性写意精神的实现还体现为,油画表现除表现技巧外的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的中国化介入,使表现的全过程统筹在“民族化”的驾驭之中。为什么我们谈起中国油画的写意精神总会与中国油画的民族化和本土化实践分不开,总会以林风眠、刘海粟、颜文樑、倪贻德、吴大羽、王悦之、董希文、罗工柳等具有本土化实践特征的油画家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的作品更加明显地体现出中国艺术的审美趣味和精神。这也成为他们的油画作品更具写意精神的原因所在。

从中国油画的历史来审视写意精神,专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认为,写意性在中国油画中的体现与其历史进程是同步的。中国第一代油画家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颜文樑等的油画实践就已经包含了写意精神和建构意象油画的实践。尚辉曾在《意象百年》这篇论文中写道:“中国油画历史有多久,意象油画的历史也就多久。”其实这种判断是对中国油画总体特点的一种概括,是对其写意精神的揭示。纵观中国油画发展的实践历程,不能否认的是,中国油画写意精神的生成离不开中西艺术融合的时代背景,也是在中西艺术融合的背景中强化的。写意精神的融入一直是中国油画人追求的目标和理想,是凸显中国油画民族特色的有效途径。

写意作为中国艺术的核心范畴,它不但是一种风格,而且更为明显地呈现为出一种系统的方法论体系,其核心内涵是中国艺术的精神和品格。它不仅有实践层面的整体要求,也有形而上的系统观念,两方面互为表里,相互依存,构成了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因此,在当代中国油画民族特色的构建中,写意将会成为不可或缺的,既包含精神性因素又包含实践性因素的体系性知识深深地融入中国油画的实践之中,也将成为思考中国油画未来发展的理论基础。

 作者:冯民生,来源:《民族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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