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

时间:2018-09-21 16:48:24 | 来源:外国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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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修·阿诺德来说,难度要小得多。我并不是指今日令人绝望的文化困境,[1]而是(实际上,这种考虑并非无关紧要)说他可以自由地使用“上帝意志”和“我们真实的自己”之类的词。今天,人们必须面对阿诺德可以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的定义和表述的问题。例如,当开篇便指出文化总是被少数人所保存时,就有人质问我用“文化”来指涉什么,我可以(也确实是这么做的)让读者参照《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但是我知道需要更多的东西。

在任何时代,具有洞察力的艺术欣赏和和文学欣赏都依赖于极少数人:只有很少的人能够不经提示地做出第一手判断(作品通俗易懂的情况除外)。能够带着真正的切身体会认同这第一手判断的人数量较之前者要多一点,但是仍为少数。普遍公认的价值判断是某种纸币,其基础是比例很小的黄金。在任何时候,美好生活的可能性都与这种货币的状态密切相关。没有必要对这个隐喻进行详细的阐述:I.A.理查兹先生已在以下这段话中对该关系的特性给出了很好的说明,这段话如今已成经典:

“但是,批评并不是一种奢侈的职业。只有先锋往前走,社会的后进者才能获救。善意与理智仍然只为很少的一部分人所有。我们已经说过,批评家关心心灵的健康,正如医生关心身体的健康。批评家以价值判断安身立命,因为艺术不可避免地是关于存在的评价,它完全独立于任何艺术家的意图。当马修·阿诺德说诗歌是一种生活的批评时,他说出了如此显而易见但常常被人们忽略的东西。艺术家关心他认为最值得拥有的经验的记录与永存。至于我们会想到的原因……他也是最有可能拥有具有记录价值的经验的人。他是心灵的成长得以显现的尖端。”[2]

最后一句话暗含了另外一个隐喻。少数人不仅有能力欣赏但丁、莎士比亚、多恩、波德莱尔和哈代(这里只列举几位大人物),而且有能力认出他们最近的继承人,这些人在特定的时代建立起了族群(或分支)意识。因为这种能力并不仅仅属于一个孤立的美学领域:而且也包含了对理论、艺术、科学和哲学的敏感度,而这些可能影响对人类境遇和生命天性的感觉。少数人保存了传统中最精致、最容易毁灭的部分,正是仰赖他们,我们才有能力从对过去的最美好的人类经验中获益,安排一个时代的美好生活的固定标准才得以确立,才有了这个比那个更有价值、这个方向而不是那个方向更为可行,中心[3]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的感觉。使用一个引人深思的隐喻(同时也是转喻):他们保存了美的生活赖以存在的语言、变化的习语,没有这些,精神就会失去特性、支离破碎。我用“文化”来表示这种语言的使用。我并不要求自己给出一个严谨的定义,但是我想,任何愿意读这本小册子的人都会认为以上说明已经足够。

文化正处于危机之中,如今已成老生常谈。这种老生常谈被广泛地接受,却并未被广泛地理解:无论如何,危机所预示的东西变成现实。  

因此,重申显而易见的东西似乎不无必要。人类历史在现代阶段出现的局面史无前例,要证明这样一个信念只需指向机器就足够了。首先,机器以无与伦比的速度改变了生活习惯和生活环境。杰出的人类学著作《米德尔敦》对这种变化的结果进行了探讨,研究了(恐怕这样说并不多余)美国中西部的典型社区。我们在这本书中详细地看到汽车(略举一例)在短短几年内彻底影响了宗教,分裂了家庭、根本改变了社会习俗。这种变化是灾难性的,以至于各代人发现彼此之间难以适应,父母无法与孩子们相处。当生活条件以这样一种方式改变时,似乎不太可能不对生活标准(套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构成伤害:即兴创作几乎不可能取代精致的传统调适与习惯和评价的成熟、沿袭的符码而不带来严重的损失,而有的损失亦并非一时可见。连续性的打破带来了威胁:不可逆转地失落的东西,可能无法复原并遭到遗忘。

对此,有人可能会回答说,米德尔敦在美国,而不在英国。的确,美国的变化更为迅速,民族的融合强化了这种效果。但是,在英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同样的过程正在进行,并且愈演愈烈。我们正在经历美国化,这已成陈词滥调。然而,对这陈词滥调的理解照例少之又少。一说起美国化,就好像美国要负责似的。劳德·梅尔切特这位“英国英语”倡导者[5],也不能将我们从美国化中救出,尽管他成功地使我们团结起来去应付他所恐惧的美国式的商业运作模式,“可能会使我们失去一个庞大的自治的兄弟关系结构,而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在未来的持续发展来说,这种结构的普遍存在无比重要,对于发展我们现代文明中那些最好的东西来说也极其重要。”[6]那些对美国极其蔑视的人并不打算改变机器所带来的变化。我们将拥有更高的效率、更高明的推销术、更多的大众生产和标准化。如今,如果伍尔沃斯[7]代表了大众生产和标准化的最糟糕的影响的话,那就没有必要绝望。但是还存在更严重地触及社群生活的影响。例如,当我们思考由印刷的形式所体现的大众生产和标准化的过程时,伴随它们的将会是一个水准下降的过程,这显然带有凶险的意义。

电影更加灾难深重:因为电影的影响力更大。[8]它们在当今文明化的世界中成为向最廉价的情感诉求提供娱乐的主要形式;并且在感受力处于催眠状态时,由于同栩栩如生的实际生活的幻象联系在一起,它们迎合了最廉价的情感诉求,投合了较为阴暗的部分。很难怀疑结果必定对“生活标准”(如前使用这个短语)构成严重损害。人们对于坚持它采取保留态度似乎异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然而,人们将会通过引证将电影作为一种严肃的艺术媒介这样一种尝试来予以回敬。正如当广播受到争议时,他们会指出,他们在广播里听过优美的音乐和睿智的演讲。广播的标准化影响几乎无可质疑,但是由于这个行业没有一个耽于纯粹商业开发的好莱坞,因此水准下降并不明显。但是广播与电影一样,实际上主要是一种消极消遣的途径,往往使积极的娱乐,特别是积极使用心智的难度加大。对于这一点,或许没有争议。[9]而这种力量仅仅是开始。不远的未来蕴藏着这种迅速的发展。

如此刻意地发掘低级反应成为我们文明的特征,想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对应用心理学的史无前例的运用已成为一个新的历史要素。可能有人认为这是在夸大好莱坞,但是即便如此,当我们想到广告业及其在二三十年时间里取得的进展时,就没有怀疑的余地了。(并且可以认为,广告包罗广泛,而不是形式上徒有虚名。)

吉尔伯特·拉塞尔先生为“作家书架”所开的书目中纳入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圣经》、《凡尔赛世家》、《牛津英诗选集》、C.E.蒙田的《发光的微粒》以及阿瑟·奎拉库奇爵士的《写作的艺术》,他告诉我们:

“只有那些充满深情地阅读、对文字有迷恋情结以及对形象生动的语句有感觉的人,才能进行出色的模仿;这些人足够多才多艺、拥有足够的判断力,知道怎样平实而辛辣地或带着特定的感情来写作。简单地说,出色的模仿不仅仅是一种相当高级的文学技巧,而且也是一种独特的专业技能。”

在当代小说中将会看到这种技能的影响。例如,托马斯·拉塞尔先生(《爸爸,你在世界大战中做了什么?》的作者)告诉我们:如果“英语是世界上最佳的广告语言”,那么广告业也帮了英语大忙。它在推进拉迪亚德·吉卜林先生所开启的工作,并且,当涉及到某些重要词汇时,吹毛求疵的人更加难以应对。因为正在发生的事并不只是影响了文化环境,好像在外围嘎然而止。这一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于很多认可我前面所列举的老生常谈的人来说,并不如此明显。甚至那些赞成标准已遭废除、权威已消失、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的人,也似乎并不总是能明白灾难预示着什么。我的目标是借助一些具体的证据来使人认清这一点(如果可能的话)。无论如何,我希望能避免被人指责为过分悲观主义。

在《抒情歌谣集》的第一版“广告”中,我偶然间发现了这句话:

“乔舒亚·雷诺兹爵士发现,在诗歌中同在所有其他艺术中一样,准确的趣味是一种习得的才能,只有通过艰难的思索和长期与最优秀的文学范本的不断交流才能获得。”

在华兹华斯写下这句话的时代,艰难的思索和长期与最优秀的文学范本的不断交流,比今天具有更大的可能性。从那时起,娱乐开始困扰心灵生活。似乎有充分理由相信,一个世纪之前的普通受教育者是比这个群体在现代的代表更具能力的阅读者。现代人不仅自我放纵去阅读更多的各种各样的读物,而且获得辨别力的任务更难完成了。一位读着华兹华斯长大的读者游走于一套有限的所谓符号之间:变体并非铺天盖地。因此当他一路读下来就能够获得辨别力。但是现代人遭遇了一大堆的符号,变体之多、数量之巨,令人困惑,除非极具才华和天赋,否则几乎无法着手甄别的工作。此时,我们已在经历总体性的文化困境。界标在不断变动、不断增进、彼此挤压,差别和分界线已然模糊,边界消失,不同国家和时代的艺术和文学作品汹涌而入。因此,如果我们回到文化的“语言”隐喻的话,我们可以借用T.S.艾略特先生的语句这样描述知识的处境:“当有如此多的东西等待人们去了解时,当有如此多的知识领域都赋予同样的词以不同的意义时,当每个人都对众多事情略知一二时,人们要确定他是否了解自己正在谈论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困难。”

因此,有批评眼光的成人公众,实际上数量是很少的:它们是能够在新书令人窒息的层层迷雾中清醒自持的为数极少的少数人。

读者必须为自己做更多的事。我们不得不再次向美国人学习:在那里,“每月读书俱乐部”及类似的组织解决了问题。在我们这里,问题也正在迅速地得到解决,继“图书协会”之后出现了“图书行会”。

埃塞尔·曼宁小姐为“图书行会”所写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每年出版数以万计的图书——数量大概为12000册到14000册——老天,普通人怎样甄别优劣?卓越的批评家试图引导公众,但是他们常常无可救药地‘自诩清高’[10]、‘矫揉造作’,只能徒增迷乱与困惑。”

因此,当有人向我说明“图书行会”的目标时,它似乎好得难以置信:一个迎合普通才智的读者,而不是自认高雅的学者的组织;一个证实一本书可以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投合大众的口味,却仍然可以成为优秀文学作品的组织——成为优秀文学作品,却仍然引人入胜、趣味盎然,一旦你开始阅读就难以放下;一个不会只因为一些学究气的批评家之类的人对一本书大加颂扬就将其当作天才作品推荐的组织,它却会负责地过滤掉大量装腔作势、自命不凡的作品。那些作品像大肆喧哗的第三等级一样令人厌烦。

“图书行会”的乔治·伯明翰(卡农·汉内)先生以一种令人赞叹的耿直揭示了“高眉”这个词背后所隐藏的态度。这位值得尊敬的先生在1930年7月14日的《图书协会公告》中写道:

“侦探小说作者有自己的主顾,尽管他们对在社区图书馆的出纳台前挤作一团的年轻女士没什么吸引力,而那些像信徒一样遵照学养深厚的文学批评家的指示的读者对它也几无兴趣。”

为了防止被忽略,他重申:

“……不是我所提到的那些社区图书馆的年轻女士或文学信徒的食粮。”

“高眉”在英语里是一个贬义的称号。我前面已说过,文化总是由少数人所保存。但是现在这少数人清楚地看到环境不仅令人不快,而且充满敌意。有一次我听到多佛·威尔逊先生说道:“莎士比亚并不是一个‘高眉’。”的确,在莎士比亚时代不存在“高眉”。对于莎士比亚来说,既写立刻流行的戏剧,又写只能由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欣赏的诗歌是可能的。《哈姆雷特》迎合了从高到低各种层次的人的兴趣。《失乐园》、《克拉丽莎》、《汤姆·琼斯》、《唐璜》、《还乡》的情况也是一样。而乔治·伯明翰先生可能会指出,《荒原》、《休·赛尔温·毛伯利》、《尤利西斯》、《到灯塔去》的情况就不同了,这些作品只由很少量的专业人士所阅读,超出了大多数自认为受过教育的人的能力所及。最卓越的创造性才能在这类作品中得到应用的时代,正是“高眉”这个术语日渐流行的时代。但是“高眉”一词所蕴含的态度使这种才能成为对它的反拨,指出这一点也同样正确。少数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剥夺了统治世界的能力;正如乔治·伯明翰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成功地实现了精致化、标准化,并赋予‘人进行文学判断的天性中所固有的陈腐趣味’(借用马修·阿诺德的话)以权威,它们将会使“表达时代最精致的意识的作品应该非常专业,以至于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变得越来越无可避免。

“文明”和“文化”日渐成为意义相反的词。如今不仅仅权威的能力和感觉与文化相脱离,而且某些最无偏见的对文明的关注动辄有意无意地与文化相抵牾。

因此,文化的前景极其暗淡。由于标准化的文明正迅速包围整个世界,希望渺茫。看一看允许我们观察的苏联的情况,它并未提供我们偶尔受邀去那里寻找的安慰。任何看过爱森斯坦的电影《旧与新》的人将会欣赏《新共和》杂志(1930年6月4日)中的一位作家将它与美国电影作比时所做的评论:

在思考这些事时,人们想象着美国可以很顺利地把《死敌》卖给苏联,并说:“这就是跟太多机器共处太久对人造成的影响。当你无可挽回地专心致志于同一个过程时,请三思而行。”

但是,抵抗机器的胜利是徒然的。用全新的“大众文化”的承诺聊以自慰同样毫无意义。毫无疑问,证明这样一种“大众文化”可能比我们正在失去的文化更好,是可能的。但是它会是无效的:其“全新”舍弃了任何可能引起我们兴趣的东西。[11]

那么,还残存着什么希望吗?无论如何,复苏的渺茫希望必定会降临吗?I.A.理查兹先生的观点比大多数人的观点更有价值,它似乎证明了希望尚存:他谈到了“认为这个世纪是处于文化的低潮,而不是处于顶峰的原因”;还说:“在情况好转之前,可能还会变得更糟。”[12]“一旦达到最底部”,他指出,“缓慢的回升是可能的。至少这是一个有理由接受的希望。”[13]但是当面对以上所描述的加速下滑时,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绝望的希望,并且它似乎并不指向任何可能形成合力逆转这个过程的要素。

那么,我们要听从斯宾格勒[14](以及亨利·福特先生[15])的忠告,停止对必然出现的未来焦躁不安吗?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极度担心我们不得不相信的结果,那么,尽管可能显得荒唐可笑、自以为是,至少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未来负有某种责任。我们不得不坚持理查兹先生所提供的这种希望,坚持这样的信仰(可能毫无理由):我们最珍视的东西与族群紧密相关,最终无法舍弃,机器仍将被用作一种工具。

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应该“随时保持与未来的交流”

作者: F.R.利维斯,来源:外国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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