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诞生的“文艺复兴”——一个美学概念的产生(上)

时间:2018-07-06 08:26:45 | 来源:批评理论研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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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学的角度来说,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产生伟大艺术的时代,是艺术世俗化的时代,是艺术走向自律的时代,是近代美感产生的时代,是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时代,是现实主义艺术观诞生的时代,是艺术美产生的时代,是产生自然美的时代,是艺术呈现心灵的时代,是艺术上古典主义诞生的时代,是天才的时代,是创造的时代……!这些词汇集在一起实际上代表着一个新的美学时代的到来,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这个美学时代之中,虽然已近晚期!所有这些特性都被涵盖在“文艺复兴”这个概念之下,当我们使用这个概念时,实际上已经包含着对上述特性的一种间接的认同。问题在于,这个词是如何承担起这些内涵的,为什么用了这个词,谁?出于什么目的?让它背负这样的重负!

01

“文艺复兴”一词的谱系

“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词源自基督教,在《圣经·约翰福音》( 3, 4)写道“: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西文中的文艺复兴( Renaissance)就借用了这里的“重生”( renasci)。“再生”Renaissance(汉译为“文艺复兴”),这个词颇令人回味,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词。这个词一般来说是指紧随中世纪之后的一个欧洲文明的新时期,但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分期,它的起点很模糊,而没有一个明晰的终点,而且在不同的国家起始点都不同。更重要的是,这个词不是按一般的以公历为基础的历史纪年与断代,而是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

现在国际上通用的Renaissance一词,源自法文,它又是从意大利文Rinascita转译而来的,两字的直接意义都是“再生”(Re,Ri为“再”,nais,nas为“生”)说“再生”,就和说“复活”一样,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用语中都有极为隆重的新旧交替、否极泰来的神圣意义(如耶稣基督死后的复活)。文艺复兴初期的人开始用“再生”来形容自己的新文化和新时代。最初是彼得拉克,稍晚一点薄伽丘在《但丁传》中强调的主题便是指出,但丁作为佛罗伦萨大诗人是第一个为久已不见于意大利的文艺女神开辟道路的先锋,他使死去的诗学“重获生机”。《十日谈》中提到画家乔托,说乔托艺术成就的实质就是“他使几百年湮没于幽暗之中的艺术重又发扬光大起来”[1]。这个看法大概是那个时代的共识,“重获生机”和“重又发扬光大”这些词在那个时期的文化领域中变成了常用词,而这些词都包含着“再生”这样一层意思。显然是在强调自己所属时代的重要性与根本特征。

对文化的普遍“复兴”的这种确认是文艺复兴时代所特有的,实际上从14世纪到16世纪末期,整个欧洲的文化活动家们都确信,他们正经历着“新世纪”、“现代世纪”,正在实现一种“蜕变”。这种蜕变体现在理智和情感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在价值信念上和审美精神上,发生了质变。但当时人并不能从理论上抽象出并描述这一质变,而是用了一些本来应当被扬弃的宗教术语,比如“黑暗”和“光明”,“梦”和“醒”,“盲”和“视”,“再生”等借用于《圣经》的词汇来描述这种“感觉”,而他们所能明确说出的原由,就是古典文化时代的诸种文化复活了。这显然太矇眬了!

理性对明晰性的要求当然不会停留在感觉的朦胧上。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欧洲人开始对这种感觉进行理论反思与分析。

18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思想家维柯用一种朦胧的民族意识来分析各民族的共同性,并且把历史分为“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的“人的时代”,而人的时代的特征在于:“人的自然本性,它是有理智的,因而是谦恭的,和善的,讲理的,把良心,理性和责任感看成法律。”[2]这种人的自然本性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理智性的平等”,既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种平等的原因在于:“人人在他们的城市里都生来是自由的,这就是一些自由民主城市的情况,其中全体或大多数人组成的城市的公正的武装力量,因此,他们就是民众自由体制的主宰。”[3]尽管维柯没有进行明确的历史分期,但“民族”和“理性”,特别是“平等”这些17、18世纪的精神主旨正在成为尺度,关键是,他把这个尺度用在了14-15世纪。

比维柯稍晚,法国的文化史家伏尔泰在其历史著作《风俗论》(1756)中,还没有“文艺复兴”这个历史分期,他着意描述了诸种文艺在意大利的复兴:除了但丁、薄伽丘和彼得拉克外,他还提到了其他扬名后世的诗人,也指出:“各种艺术仿佛彼此携手并行,通常总是同时衰亡,同时复兴。它们在意大利,从野蛮的废墟之中破土而出。”[4]而“所有这些美好的新鲜事物均应归功于托斯卡纳人。”[5]他特别赞颂了美第奇家族[6],却没有去把这个家族赞助的文化繁荣作为一个时代的分期,但伏尔泰似乎朦胧地把“自由”作为这种文化繁荣的原因。

维柯和伏尔泰的朦胧意识终于在黑格尔处成为了明晰的精神内涵!在1822年出版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将这个时期划为中古时代的晚期,并且看到了这个时期由于从城市中生长起来的“自由意识”[7],特别是由于这种自由意识在艺术中成长为独立的“自由精神”之后,这个时期就成为了人类自由精神的一个萌芽期。黑格尔描述到:“学术的复兴、艺术的繁荣、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群岛海路的发现,这三件事可以比作黎明曙光,这曙光第一次在长时间的风暴之后预告了晴朗的一天的到来。这一天是常人的一天,它在中世纪的可怕长夜之后终于到来,这一天的标志是科学、艺术和发现,换言之,是人类精神的最崇高的表现,这种精神已因基督教徒和基督教会而获自由和解放。”[8]同时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把这个时期的哲学又称为“自由的哲学的真正再生的前奏”。在黑格尔的论述中,这个时期的特殊性在哲学层面可以概括为“自由精神”的觉醒,在文化上可以概括与科学、艺术的复苏与新大陆的发现,这是一个新旧时代的过渡状态。黑格尔出于人类精神发展的延续性而将之划为“中世纪晚期”,但黑格尔却为这个时代成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分期奠定了思想史的基础,并且将这个时期判断为“自由”的起点。这是1822年!

“文艺复兴”这个概念的真正奠基人是法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朱立·米什莱(Jules Michelet),他在1855年以Renaissance为《法国史》第七卷题名,而这一卷描述的正是中世纪和现代之间部分。这个历史时期终于获得了独立的命名——Renaissance。独立命名意味着:历史分期获得了明确的时代特征和思想根据。这个根据就是后来被作为文艺复兴之根本特性的: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在米什莱看来,这两个特征比新艺术的到来,古典文化的恢复和古代习惯法的结束等更本质也更深刻揭示了“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而且只有这两点可以解释那一场大规模而又复杂的革命!但我们必须记住——米什莱是写完法国大革命史后才开始写这一卷的!他相信之所以有十八世纪末的革命,是因为之前的时代为这场革命准备了基础。而这个基础始自15世纪。

米什莱的思想整体上说是他所属时代的产物:他认同与描述启蒙运动和十九世纪的革命精神,认定社会是一个不断进步之历程的历史观,而这种历史观还包含着历史的合目的性,即历史从总的进程来看,是朝着更加自由和公正的道路和方向前进的。他的作品和思想反映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几次思想运动: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共和主义、革命的观念、信仰进步、崇拜天才。需要注意的是,他是维柯著作的翻译者,维柯对于人的自然本性,对于理性,以及民族意识的思考,都在他的思想中有深刻影响。米氏的“世界的发现”是指新大陆和天体等的发现,这对于后来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来说没有疑意,问题在于“人的发现”。要理解这里所说的“人”,他在1846年的著作《人民》(people)是必须给予关注的,他说:“历史是道德上一场激烈的化学作用,在这里,我们个人的激情转向了普遍性,人民造就了我们个人,而我们个人又反过来激励了人民。”[9]在米什莱看来,在那个革命的时代觉醒的是“人民”以及这个词所包含的“人性”,而不是“个人”。

就像黑格尔把那个历史时期看作是“自由理性”成长的时代一样,米什莱让这个时期成为一个革命的时代,一个进步的时代,一个人性成长、民族成长的时代,一个发现的时代!人们往往说米什莱是一位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对!因为他把浪漫主义的所有主张和深刻的民族意识扩大到了整个历史进程中,而文艺复兴就是这一进程的一个革命性环节。在这个环节中,发现与创造是主旋律,而发现者和创造者是人民,是觉醒了的“人”。

米什莱对文艺复兴的历史分期体现着十九世纪对自己的反思:十九世纪在为自己探源,在为自己书写历史,在为自己寻求根据。文艺复兴所代表的那个历史时期,在黑格尔和米什莱处,不再是一些单纯的历史事实,而是一个有待被赋予意义的“文本”。这个文本在布克哈特手中被“美学化”了。

布克哈特那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堪称史学中的《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描绘着“modern”(可译为近代,可译为现代,这是一个暧昧而富于张力的词)的开端,布克哈特所描绘的这个开端可以分解为:国家特别是共和国的开端,美术的开端,“个人”的开端,“文化”的开端,民族意识的开端,民族语言的开端,“发现”的开端。问题是为什么要描绘“开端”?

对于开端的探索并不仅仅是为了求知欲的满足,开端意味着源头,而追问源头是认识当下的基本手段!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无法摆脱自己的“时代之眼”,因此他对源头的探索,总是出自对当下的一种关怀与反思。布克哈特认为历史学是:“报道一个时代在另一个时代里认为值得注意的事”[10],那么在文艺复兴的历史时期中,什么是在十九世纪人眼中值得注意的?布克哈特发现了:个性、自由、平等、人性、文化的陶冶与塑造的力量、进步的信念、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民主政治、城市精神,市民社会等等,而所有这些被发现者,实际上正是十九世纪的主旋律或者十九世纪的理想。这些十九世纪的主流观念造就了他的时代之眼,结果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每一个部分中,他都可以看到这些观念潜在的力量。比如在解释为什么意大利会产生对古典文化的热爱时他说:“但是意大利人在十四世纪以前并没有表现出对于古典文化的巨大而普遍的热情来。这需要一种市民生活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只是在当时的意大利才开始出现,前此是没有的。这就需要贵族和市民必须首先学会在平等的条件下相处,而且必须产生这样一个感到需要文化并有时间和力量来取得文化的社交世界。”[11]平等、市民生活、对文化的需要,这是布克哈特的时代正在经历或者需要的,结果他就在文艺复兴时期刻意寻找这些东西。

布克哈特的这部伟大著作在出版30年后(1890年左右)终于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使得“Renaissance”成为那个时代响亮的名字,我们始终有理由怀疑,布克哈特是不是把十九世纪强加给了15世纪?他关于个性解放,关于自由,关于进步等等的描述,通过后来的历史学家的研究,都使人觉得有些过早,但这是十九世纪的需要。贡布里希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来描述19世纪对于文艺复兴的总体认识:“1857年,帕默斯顿(Palmerston)请著名建筑家吉尔伯特·斯科特(Gilbert scott)设计了外交部大楼,但他否决了第一个哥特式的设计方案,他坚持要采用文艺复兴风格。显然,他感觉到,在欧洲大陆,崇尚中世纪等同于政治上反动。正是在这种压力气氛中,‘进步者’里出现了对文艺复兴的近乎疯狂的崇拜。你在任何老图书馆浏览都可发现,许多书、历史小说、剧本和游记都有丰富的关于文艺复兴‘超人’的记载,这些‘超人’有很高的艺术才能,他们不受陈规陋习的羁绊。甚至严肃的历史书,如西蒙丝(symonds)全面论述这个时期的著作也带有这种倾向。在法国,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和戈宾诺伯爵是这种倾向的代表;在德国,助长这种倾向的人是哲学家尼采。伟大的散文家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和现在被人遗忘的女作家弗农·李(Vernon Lee)在文艺复兴中看到的主要东西是反基督教中世纪。”[12]这个例子说明,布克哈特实际上也是在这种氛围中撰写他的著作的,或者说,人们是在这种氛围中阅读布克哈特的。在这种氛围中,与其说文艺复兴是一个“时期”,不如说是一个“理想”。

构建这个理想时代的还有英国历史学家西蒙兹和德国哲学家尼采。西蒙兹的观念与十九世纪的进步观、个人主义与审美主义体现出强烈的一致性,并且从这三点返观文艺复兴。在他眼中,十九世纪是文艺复兴的结果,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到大革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他说:“事实是,从许多种意义上说我们仍然处在文艺复兴之中,发展仍然没有结束。新生活是我们自己的并且不断进步。正如换景时的那些伟大形象一样,在之中,愈加苍白和愈加鲜明的影像交织在一起,新的形式在最初的阴影中逐步取代旧的,和旧的融合在一起,同时旧的影像沉入背景中,然而谁能确知新的场景是否最终确立了起来?”[13]对,我们仍然处在文艺复兴中,这个信念或许就是19世纪的人之所在不断建构“文艺复兴”的原因。

“就文艺复兴这个术语而言,它是一场运动,而不能被解释为这样那样的特性,只能被接受为努力获得人性的时代,而我们仍然处在这个进程中。文艺复兴的历史不是艺术的历史,或者科学的历史,也不是文学或者民族的历史。通过人类精神在欧洲民族中的显现,它成为人类获得自我意识之自由的历史。它不是政治变异,也不是新的艺术风尚,也不是趣味的古典标准的复现。艺术和发明,知识和书籍,在文艺复兴时代突然变得非常重要,而它们在死海般的中世纪中一直是被忽视的。但并不是它们的被发现引起了文艺复兴,而是智性的能量,是智性爆发出的力量使得人类在那个时代可以利用它们。这种力量在现代世界之精神中一直持续着,重要并且富有价值。”[14]人的自由意识,人的智性(intelligence),理性的解放,才是文艺复兴的根本原因!

“文艺复兴一词的真正涵义是自由的新生——人类精神恢复自我意识和自我决定的力量,经由艺术认识外部世界和人体的美,解放科学中的理性和宗教上的良知,使文化重返智性,建立政治自由的原则。教会是中世纪的校长,文化在文艺复兴时期使人更高雅且更具人性。今天与未来所面临的问题是怎样通过教育使知识家喻户晓——即推倒中世纪在教士与凡人,在知识阶级与无知阶级之间所设立的屏障,且不论人人平等享有社会、政治和知识利益的现代乌托邦世界能否成为现实,我们都坚信不疑——从文艺复兴以来,人性一直朝着那个方向运行。”[15]

西蒙兹致力于描述文艺复兴文化运动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而在这一关系中,他看中的不是运动产生了新的艺术,而是经由艺术——人类的理智被解放了;外部世界和人体的美被发现了;思想和情感获得了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16]他看到了艺术对那个时代的深刻的影响,看到意大利人让智识的各个环节都以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社会习惯、语言、理想、道德标准、对人的认识、个性、创造力。在这样一种观念中,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审美主义都为自己找到了本源,历史在这里被建构为一个连续的过程:Renaissance(文艺复兴)——Reformation(宗教改革)——Revolution(革命),这三个“R”是一个一体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成果,就是十九世纪的革命与进步。

历史学家们对文艺复兴的研究最终在哲学家、政治家和美学家处得到了积极的响应。首先是尼采,他在1886年底到1887年春天的手稿中开始较为集中的思考文艺复兴时代,在他眼中,文艺复兴“是一个力量和刻苦、敢于创新、过度的快乐和可怕的劳作、耽于声色和英雄主义的时代”。还加了一个这样的补充:“行动、果敢、享受,挥霍自己的力量和辛劳,沉醉于当下的感觉中,始终忙碌于永远鲜活的激情,承受并寻求一切过度的反差,这就是16世纪的生活”。[17]显然在布克哈特的著作中,他主要看到的就是关于暴君,僱佣军队长,人文主义者,特别是关于那些“完人”的部分,他显然赞同马基亚维利关于德性的认识。所以他说:“文艺复兴的德性,摆脱伪善的德性”[18],或者说摆脱了道德的德性[19],而这其实就是他在19世纪看到的,在他眼中,整个19世纪的时代精神是反18世纪的,19世纪超越了18世纪,因为它“更黑暗、更实在、更强大”[20]。尼采心目中的“文艺复兴”是“超人”的时代,一个反基督的时代,一个与“消极、脆弱、人道主义的19世纪”截然对立的时代,个人主义,利己主义,非道德的英雄主义,加上对民主与平等的痛恨……。──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文艺复兴!

另一种文艺复兴观来自政治经济学家,代表性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这样描述文艺复兴:“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常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资产阶级的现代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是囿于小市民习气的人。相反地,成为时代牲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这些人物。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的感染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再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莱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分支中都有重要发现……。”[21]

那是1878年的作品,距离布克哈特的著作发表已有近20年,恩格斯侧重的是科技的发展和“文艺复兴人”。而马克思则侧重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市民政治的产生。这说明知识界对文艺复兴的认识已经深入到了政治、经济与科技领域,而这恰好是布氏的著作中没有关注的。文艺复兴在此已经转化为一个经济学与政治学概念:在科技推动下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市民民主政治!而这恰恰是十九世纪的现实。

纵观十九世纪的人对14、15与16世纪的认识,显然包含着对十九世纪自身的溯源,布克哈特曾经在什么地方说:“文艺复兴之所以被描述,是因为它是现代人的母亲与源头”[22],这句话极好地说明了十九世纪创造“文艺复兴”这个概念的原因,尽管之后的两个世纪并不完全支持这个溯源——似乎十七和十八世纪并没有直接继承14、15世纪,真正的继承者是19世纪!这有违历史的连续性。 

注释:

[1]薄伽丘:《十日谈》,方平、王科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421页。

[2]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年,第462页。

[3]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年,第466页。

[4]同上,215页。

[5]同上,216页。

[6]同上,350-355页。

[7]具体的表述详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6-397页。

[8]转引自贡布里希:《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李本正、范景中编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同时也可参看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23-424页。这个译本过早地使用了“文艺复兴”一词,故采用前面的译文。

[9]让-皮埃尔·里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法国文化史》(第三卷)《启蒙与自由: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7页。

[10] Jacob Burdkhardt, Judgment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 Beacon Press Bacon Hill Boston,1958.Introduction,xi.

[11]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89页。

[12]贡布里希:《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13] Symonds. Renaissance In Italy, The age of the despots. London. SIMTH, ELDER,&CO,15 WATERLOO PLACE,1880.P3.

[14] Symonds. Renaissance In Italy, The age of the despots. London. SIMTH, ELDER,&CO,15 WATERLOO PLACE,1880.P4.

[15] Symonds. Renaissance In Italy, The age of the despots. London. SIMTH, ELDER,&CO,15 WATERLOO PLACE,1880.P26..

[16] Symonds. Renaissance In Italy, The fine art. London. SIMTH, ELDER,&CO,15 WATERLOO PLACE,1880.PP1-7.

[17]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33-334页。

[18]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47页。

[19]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51页。

[20]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66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央编译局1995年版,第261页。

[22]转引自Evelye·Welch: Art and Society in Italy1350-1500,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9.

作者:刘旭光,来源:批评理论研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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