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小曦:媒介文艺学对语言论文论的改造(上)

时间:2017-05-19 23:06:00 | 来源:文艺理论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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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西方文论主流基本没有溢出语言论文论的疆域。所谓的“内转”“外突”说的不过是专注语言内部结构,还是关注以话语实践、言语行为联接和表征历史、现实、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不同问题。此过程中,语言符号或语言实践的重要地位从未动摇。有价值的当代西方文论或者直接属于语言论文论,或者与语言论文论形成交叉关系。然而,时至今日,语言独步江湖的时代已成过去。如果说20世纪是语言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就是新媒介的世纪;如果说语言论文论在20世纪独领风骚,那么媒介文艺学将在21世纪大放异彩。媒介文艺学在语言论文论之后切入中西文论学术史,并吸收了语言论文论的重要成果,同时把关注重心从文艺的语言符号转移、扩展、深化到整体性媒介系统与媒介化活动,并以此为出发点开展文艺基本问题研究、文艺现象批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媒介文艺学视为一种“后语言论”的文艺理论。这里的“后”有时间和理论内涵上的双重含义。在时间上,它在语言论文论之后出现;在理论内涵上,它是对语言论文论的扬弃和改造。正是通过对语言论文论的改造,媒介文艺学显示着它的现实意义和学术史价值。

从“语言论转向”到“媒介论转向”

如果语言论文论兴起的哲学文化背景是“语言论转向”,媒介文艺学发生的哲学文化背景就是“媒介论转向”。在现实发展中,“媒介论转向”是对“语言论转向”的覆盖。

20世纪西方学界哲学文化上的“语言论转向”之所以发生,归根结蒂源于近代意识论哲学文化的危机。如果说意义(meaning)问题是人类哲学文化围绕的中心,那么,古代本体论哲学企图以破解世界“本体”方式抓取意义。近代意识论哲学则专注于分析主体把握意义的能力,最终在“可知”与“不可知”的争论中走向了衰落。站在现代存在论的立场上看,意义并不孤立静止地存在于主、客任何一方,也并不是一个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而是“人在世界中存在”境遇中的不断生成和开显。意识论哲学文化的危机根源还在于没有解决好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缺陷。本来任何主客、思维与实体之间都存在着一个关联性的媒介要素,而意识论哲学文化忽视、轻视或盲视了它的存在和建构作用,结果陷入了方法论上的“唯我论”不能自拔。语言论转向的出发点就是要克服二元论和“唯我论”,希望通过强调、挖掘语言这一媒介的建构功能达成这一目标,尽管在某些流派具体研究中这一目标并未实现。

西方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在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哲学和以阐释学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哲学各派中都有复杂表现,具体观点也不尽相同。不过,在语言地位的重新评估和人、语言、世界关系的重新设置上,却表现出了共同旨趣。这也是对文论中的语言论转向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方面。在传统本体论哲学和意识论哲学框架下,语言不过是外在于意义的存在物,是沟通人和世界的工具。不管这个世界是自然的客观世界,还是作为意识造物的精神世界(包括主观精神的和客观精神的),其本身都是个先于语言或与语言无涉的世界。此时,关于人、语言、世界关系的解释模式可以写作“人/语言/世界”,其中“/”表示的是分割和对立关系。早在18世纪20、30年代,洪堡特的“总体语言研究”就向传统工具主义语言观发起了挑战。洪堡特认为,“个人更多地是通过语言而形成世界观”,人“对事物的全部主观知觉都必然在语言的构造和运用上得到体现”(洪堡特72)。后世的伽达默尔对洪堡特的思想做了进一步阐释:“以语言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乃是:人拥有世界。对于人来说,世界就是存在于那里的世界[……]但世界的这种存在却是通过语言被把握的”(加达默尔566)。而更为旗帜鲜明地打出“世界即语言世界”观点的是前期维特根斯坦:“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它显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语言(我自己独自理解的语言)的边界意味着我的世界的边界”(Wittgenstein87)。毋庸再做列举,语言论哲学的如下基本观点已经霍显:语言不仅仅是沟通人与世界的工具,在人通过语言把握世界的时候,已经把语言变成了获得意义的“本体”;个体的人是被抛入先于他而存在的语言环境,无法逃离先于他而存在的语言文化的规定;人面对的世界,必然是语言建构的世界,世界就在语言之中。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不存在着外在于语言的客观世界,而是说讨论那个不与人发生关系的外在世界存在与否没有必要,因为它属于无意义的世界。凡有意义的世界必然是与人发生关系的世界。而一旦这个世界与人发生了关系,就必然语言化了。因此,“在本质上,世界就是语言的”(Gristina3)。如此一来,人是语言包裹的人,世界是语言的世界,人与世界在语言中相遇,即“语言成为了‘我’与世界相遇的处所”(Gadamer434)。海德格尔将之解释为“语言即存在之家”,人通过语言就可能成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存在者。可见,在语言学视野中,人、语言、世界关系的解释模式就可以写作“人—语言—世界”,其中“—”表示的是趋向圆融一体的关系。

无疑,这种思想的革命性是巨大的,通过语言的建构性,传统主客二元分离关系得到了克服,一种人与世界在语言中统一的图景被勾画出来了。但此处的问题是,人感知世界、把握世界的过程仅仅依靠语言能否完成?世界的意义性是否只表现为语言性?人与世界相遇的处所是否只表现为语言这一单一媒介?或者语言是否就是“人存在之家”的全部?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认为,语言论的“人—语言—世界”解释模式需要再次转换为媒介论的“人—媒介—世界”的解释模式,才是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更合理、更确切的说明。

处于人与世界之间的确切性关联要素不应被表述为语言,而是媒介。在玛丽-劳尔·瑞安(Marie-Laure Ryan)看来,语言只体现了媒介的符号学进路,“要使媒介理论更加精细,就必须追问支撑各种符号类型的原材料(如制陶的黏土、雕塑用的石头、舞蹈的人体、音乐的人体发生装置)和技术”(瑞安20)。事实上,原材料还应包括气流、石头、甲骨、纸张、胶片、屏幕、光盘、计算机硬件等各种载体媒介。而技术“对应着铭刻言语符号的各种方式(手稿书写、印刷、数字编码),乃至编码和传输口头语言的各种方式(电台和电话)[……]技术进路不仅完善了符号学范畴,而且超越了这些范畴将媒介重组成不同家族”(瑞安21)。我们要强调的是,把人和世界之间的“居间项”只看成语言,是狭隘的。首先,载体媒介和形状、色彩、线条等符号媒介可以不借助语言发挥媒介性功能。现代传播学研究表明,动物往往通过气味、发光、声波、声音、身体等载体媒介进行信息传播,语言形成之前的早期人类也是如此。就是对于人类而言,载体媒介早于语言而诞生,并在语言诞生之前发挥着传达意义的功能。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无字书(信)”或空白邮件现象,符号学家将之视为“零符号”的传播现象。相对于这种符号泛化的解释,我们倾向于将之看成载体媒介独立进行信息传播的典型形式。就是说,载媒是可以不借助符号传达信息和意义的,这类似于语言发明之前的情况。至于那种把通过体态、表情、动作传递信息的活动也看成语言(内语言)活动的说法,更是牵强的。相对而言,将之解释为载体与非语言符号的复合性媒介活动,应更合理一些。当然,上述两种情况的关键之点在于它们都是非语言的媒介化活动。其次,语言的现实存在和传播功能的发挥不能脱离载体媒介。载媒可以脱离符号而存在并发挥信息传播功能,但世界上并不存在没有载体媒介承托的抽象语言;世界上也不存在不受载体和技术制约的语言功能。无论是口语符号,文字符号,还是计算机语言符号,都是如此。再次,在一个具体的语言交流活动过程中,载体媒介和技术不仅为语言符号提供现实存在的物质基础,其本身对信息也发挥独立的建构功能。卢曼(N.luhmann)把这种功能称之为“松散耦合”。在卢曼看来,语言符号的意义直接受制于作为语言形式的“坚固耦合”,但形式的各种构造能力需要在载体媒介提供的各种连接选择即“松散耦合”中具体实现。克莱默尔(Sybille Krämer)则更进一步认为,载体媒介“给意义的‘剩余物’(Ueberschuss)奠定了基础,也给意指的‘剩余价值’奠定了基础,但这个剩余的东西完全没有被符号使用者所意向,也完全不受符号使用者控制。借助于传媒的这种物质力量,符号要比符号使用者所意味的东西表达出更多的东西”(克莱默尔编69)。克莱默尔把载体媒介比作语言符号滑行的“轨迹”,“轨迹不向我们说什么,但它向我们显示什么”(70),更重要的是这些显示是附带的和无意识形成的。而语言的这种轨迹“在语言学家那里几乎是被掩盖的”(72)。

媒介论把人与世界的“居间项”具体表述为口语媒介、书写媒介、印刷媒介、电子—数字媒介等。上述每个术语中都包含着载体、符号、技术三个媒介层次,或者每个都是三种次级媒介类型的复合体。此三者在口语媒介中表现为声波载体、口语符号、发音技术;书写媒介中表现为书写载媒(石头、纸张等)、文字和图画符号、书写技术;印刷媒介中表现为印刷载媒(纸张等)、文字和图画符号、印刷技术;电子—数字媒介中表现为模拟或数字载媒(胶片、光盘、屏幕等)、文字和图像和声音符号、模拟技术或数字技术。上述四种媒介形态也是人类四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主导媒介。语言在每个时期每个主导媒介形态中都以符号媒介这一次级媒介角色存在着。语言的符号媒介功能在不同时期不同主导媒介形态中的表现并不一致。在口语主导时期,口语功能为主导,身体、表情的媒介功能为辅助;书写媒介主导时期,口语功能被抑制,书面文字功能被推向了高峰;在印刷媒介主导时期,文字功能开始下降;到了电子—数字媒介主导时期,文字功能遭遇了巨大挑战,地位滑向低谷。一方面是图像符号、声音符号的崛起,并对语言符号形成了挤压;另一方面是电子、数字技术对语言独立自足性的破坏。书写时代书写技术(书法)决定文字的独立个性;印刷时代的标准印刷使书写文字独立个性被抹平;海德格尔晚年已经看到刚刚出现的“语言机器”(sprachmaschine)对文字价值的贬损:“机械式写作在书面文字的领域剥夺了手的尊严,将文字的价值贬低为不过是一种交流工具而已”(海姆64);数字技术把文字处理为0和1的计算关系,固态的文字被变成了随时变化的液态化存在物,语言独立功能已降至新低点。与此相对的却是载媒和技术的建构性日益凸显。麦克卢汉甚至认为,“在世界范围内,电力指向了一条意识自我延伸之路,它无需任何语言。这种集体意识阶段很可能是人类前语言时期的状态[……]无语言状态可能会提供出一种集体融洽和秩序的永恒”(McLuhan86-87)。

媒介论认为,我们处身其中的世界就是上述比语言范围更广、力量更强大的媒介给予的。正如塞尔所言:“通过媒介(在不同关系中),感觉的、认知的、工具性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和艺术的操作空间才被给予,从而形成了每一种生活范围的文化真实性”(克莱默尔编218)。这样,语言论中那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图景再次出现了,不过这次“语言化的世界”被“媒介化的世界”所取代,“所有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所能说的、能认识的和知道的东西,都是借助于传媒说出的、认识和知道的”(克莱默尔编64)。为我的世界划定边界的也从“语言知识”转换为了“媒介知识”:“把维特根斯坦的话略微变换一下,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知识(以媒介获取的知识——笔者注)的界限就是我们世界的界限”(林文刚28)。

如此说来,在深层的理论精神方面,媒介论与语言论大体相通。即它也是企图通过对居于人与世界之间的媒介建构功能突破传统主客二元对立关系,建构不同于意识论框架的人与世界新图景。如果我们把现代媒介论纳入西方人文学术发展进程,并沿着语言论转向的思路加以观照,的确存在着“媒介论转向”问题。当然,从媒介论视角看,语言本身就是媒介之一,那么语言论转向就是媒介论转向的重要表现。麦克·塞德博思(Mike Sandbothe)就认为,正是尼采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建立了重视语言媒介实践操作意义的哲学准则,他们的语言哲学实质即“实用媒介哲学(pragmatic media philosophy)”(“Pragmatic Media Philosophy and the Internet”)。倘若如此,就可以把介论转向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在广义上可理解为它与语言论转向同时发生并覆盖了语言论转向。狭义上可理解为它是数字新媒介兴起后出现的哲学文化新走向。后者更强调作为当代主导媒介形态——数字媒介发挥的文化制约力量,在数字媒介内部则是载体、图像符号、技术力量的凸显和语言符号地位的下降。克莱默尔总结说:“就像‘语言转向’通过对语言的转向取代了对意识现象的偏爱那样,目前人们又感觉到,语言自身的主题看来也向传媒中心转移了”(克莱默尔编64)。

从语言形式到媒介系统

文学理论的语言论转向首先体现在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广义形式派文论的研究中。形式派文论对文学语言及其交织而成的文本结构形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但在“媒介论转向”背景下,如要对文学形式问题予以更全面和深入认识,需要以文学媒介系统覆盖文学语言形式,需要把文学语言形式研究提升为文学媒介系统研究。

广义形式派首先集中讨论了文学语言或诗语不同于实用语、科学语、日常语的特殊性。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大都认为,日常语言更突出语言交际的工具性,而诗歌语言的构词因素则具有独立价值,符号和对象间的自然联系被进一步隔断,此时语言声音、节奏、格律和其它感性形式和自身携带的审美信息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显现。在雅各布森那里,这是语言发挥“诗功能”时体现出的特点。相对于日常语言、科学语言、理论语言的实用性、理性、透明性、单一性,燕卜逊以“含混”(ambiguity)指称文学语言的特征。“承认作者表达的意思可能是一个被置于多重观点的难题,而非明了的误读,我们将之称为含混”(Empson1)。语言的“含混”不是弱点,恰恰是长处。人在通过语言把握事物时具体是使用所指概念在概括对象,这是一个既“显”又“隐”的过程,即当事物的一面和一种意义被揭示的同时,另一面和其它意义就被遮蔽了。即人无法一劳永逸地把握到事物全貌和意义的全部,这是以语言把握世界的局限所在。而实用、理性的语言在追求单一性、透明性和抽象性的同时,也将语言的这个弱点放大了。文学语言则反其道而行之,放弃单一、透明、客观,以“含混”方式包蕴“多重观点”,尽量撷取事物全貌和复杂意义,为信息接受者提供更多更大的把握空间和可能条件。这样,含混性的文学语言在把握世界时就体现出了一定的优长。布鲁克斯把文学语言“含混”的一种表现称为“悖论”(paradox)。“悖论”即语言似非而是、表面意思和实际所指的背离和矛盾。在布鲁克斯看来,“悖论正和诗歌的用途,并且是诗歌不可避免的语言。科学家的真理要求其诗歌清除悖论的一切痕迹;很明显,诗人要表达的真理只能拥悖论语言”(赵毅衡编314)。退特则把诗歌语言的复义性、蕴藉性概括提升为“张力”(tension),即“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赵毅衡编117)。“外展”就是语言概念意义的展开;“内包”就是诗歌语言内在包含的情感色彩、联想意义、暗示意义等。越是优秀的诗歌语言,由逻辑概念意义和主观联想意义结合而成的张力性就越突出,亦即复义性、蕴藉性就越强,给读者提供的可阐释空间就越大。文学语言的上述复杂多义、丰富蕴含并不存在于个别词句之中,它来自于字句按一定的美学原则进行的组合。正如日尔蒙斯基所言,“诗语是按艺术原则构成的。它的成分根据美学的标准有机地组合”(方珊编221)。这种有机组合就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所说的语言结构。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语言个别要素相互关联为一个结构系统,不是个体要素决定结构,而是结构决定个体要素,意义来自结构系统的构造。这样,诗歌就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其中所有的因素都互相关联”。“随着诗体结构本身的变化,字词的内涵和意义也都发生了独特的变化”(塔迪埃26)。文学作品就是文学语言按照特殊规则(俄国形式主义将之称为“程序”)组合而成的文本结构。“艺术品就被看成一个某种特别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韦勒克沃伦147)。兰色姆把诗歌的文本结构分成了“构架”(structure)和“肌质”(texture)。韦勒克和沃伦将之分为了语音、意义单元、意象和隐喻、象征世界、叙事模式和技巧等层次。

具有特殊的文学语言及其形成的文本结构的价值何在呢?在什克洛夫斯基看来,日常语言的“自动化”“惯常化”效应把人对世界的丰富的、新鲜的感受消磨殆尽。如此,我们“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把事物提供为一种可观可见之物,而不是可认可知之物”(什克洛夫斯基10)。这一著名的论断深入地揭示了语言论文论一个重要思想主旨,即文学语言和文学文本的功能是对人与世界的双重解蔽,是对一个“本真”性或“本体”世界的复现。人与世界统一关系的形成需要人完整全面的意识活动,其中的感性、直觉、体验等因素不可或缺。但近代意识哲学在强化理性主体性的过程中,片面强调理性认知,而感性、直觉、体验等被抑制、削弱甚至删割。这样,就形成了人的片面主体性,同时世界的本来面目也被遮蔽起来。其实这是人与世界的双重遮蔽。鲍姆嘉通发明美学就是要释放人的感性能力;尼采推崇酒神精神反抗的是理性对非理性的压抑;胡塞尔的现象学干脆要“悬搁”传统理性认知,宣称人只有凭借“直观”才可以洞察“事物本身”。这些理论都企图在主体意识领域纠正传统理性主义的片面性。语言论转向后,人们把人与世界统一性视为语言问题。传统的理性主义自然重视逻辑性、科学性、理论化的语言。认为凭借这样的语言才能抓取到世界的本质或本体。然而,当人们获取自认为的世界抽象的规律、本质、本体的时候,世界丰富、立体、鲜活的一面却溜走了。久而久之,人的感觉、体验难免变得迟钝和退化。什克洛夫斯基把反传统理性主义落实在了语言问题上。文学语言和艺术文本是“陌生化”程序的产物,通过种种变形、反常处理,就可以使幽闭的体验从压抑中被激发,对世界的新鲜感受从沉睡中被唤醒,同时通过增加感受难度使这种体验感受的时间被“延长”。此时,人就可能“恢复对生活的体验”,这是对人自身的解蔽;就可能“使石头成其为石头”,这是对世界的解蔽。在人与世界被双重解蔽后,一种圆融一体和相互生成的理想性的人与世界关系才会出现。与什克洛夫斯基类似,布鲁克斯在谈到“悖论”形成的原因时,曾提到华兹华斯赋予“日常事物以新奇的魅力,是激起一种类似于超自然的感觉,其方法是把我们的思想的注意力从习惯的嗜睡症中唤醒,引导我们注意眼前的奇美”(赵毅衡编318)。这就是浪漫主义诗歌中使用的“惊奇”手法,它的效果相当于“陌生化”,即恢复或者唤起读者对世界的新鲜体验、感受,使世界呈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兰色姆也采取了同样的思路且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发:“诗歌旨在恢复我们通过自己的感觉和记忆淡淡地了解的那个复杂难制的世界[……]从本体论角度来看,它是要把比较繁杂的世界及较为出人意料外的世界带入人们的经验”。科学论文之所以无法把握到“本体”世界,主要是因为它作为理性语言交织而成的散文,只是一种逻辑“构架”性存在。以逻辑“构架”把握世界,“只是我们这一世界的简约化、经过删削、易于处理的形式”(赵毅衡编74-78)。诗歌则不同,语言的特殊性使其既有可以转化为散文的“构架”,还有无法转换为散文的特殊“肌质”。“肌质”即附着于逻辑“构架”之上的能引起丰富联想、想象的和形成暗示意义的审美成分。正是通过语言和作品的“肌质”,一个“复杂难制的世界”才能在诗歌中得以复现。

广义形式派承认语言建构世界这一语言论哲学文化的总观念,但认为不同的语言会建构出不同的世界。日常语言、科学语言、理论语言的理性主义倾向,使其只能建构出一个不同于世界本来样子的片面世界。作为特殊的文学语言以及由它交织而成的文学作品、文学文本则可以恢复人对世界的新鲜体验,使世界呈现出本来面目,或能够建构出一个“本真”世界。作为媒介论转向重要成果,媒介文艺学同样重视文学语言及其建构世界问题。但不同于语言论文论,它把文学语言视为文学媒介类型之一或文学媒介系统的一部分。文学世界也并不只表现为文学语言建构,更是文学的媒介系统建构。

在媒介文艺学视野中,广义形式派所推崇的特殊而精致的文学语言并不具有超历史、超语境的一般性,它不过是书写、印刷文化时期的特殊现象;形式派文论所说的文学语言种种精致化特质也不是文学语言的天然不变的一般本质,它们不过是书写、印刷文化时代的特殊建构物。在书写印刷文化之前漫长的原生口语时代这些特点无法形成;在今天的电子—数字媒介场景中这些特点也在不断退化。媒介文艺学吸收媒介论研究成果,从口传文化、书写文化、印刷文化、电子—数字文化不同文化阶段对文学形式作具体研究。在口传文化时代,最初人类并不具备后世的逻辑思维和完全的抽象能力。布留尔把原始人的思维称为服从于“互渗律”的“原逻辑思维”(布留尔71)。“原始思维形成和使用概念的方式方法与逻辑思维不同”,现代人“力求准确清楚地说”,原始人则“力求如画一般地说”;“我们分类,他们则个别化”(布留尔161)。此时,无法形成后世意义上的哲学、科学、理论,也没有纯粹的理性、逻辑的语言类别。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具备把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科学语言、理论语言作比较分析的前提条件。原始知识主要就表现为神话、史诗、故事等文学性知识,它本身融教育、游戏、伦理等功能为一身;原始语言天然地都是文学性语言。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学语言与形式派推崇的“陌生化”“反常化”“惊奇化”程序恰恰相反,而主要表现为“套话”“惯常语”“陈词滥调”。比如作为口传文学的典范《荷马史诗》就是按“套话”(formula)和“陈词”(cliché)组装起来的,“荷马把预制的语言片段编织拼凑一处,与其说他是一位创造型诗人,不如说是装配线上的工人”(Ong23)。为什么形式派极力贬低的套话、惯常语、陈词滥调,“荷马时代的诗人却如此看重并充分利用”呢?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过程呢?沃尔特·翁回答说:“荷马时代的希腊人看重陈词滥调是因为不仅是诗人而且整个口语知识界或思想界都依靠程式构造思想。在口语文化中,获得的知识必需经常复述,否则将会被遗忘:对于智慧及其有效实施而言,固定的、程式的思维模式是一种必需。但到了柏拉图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希腊人实现了书写的有效内化[……]此时知识储存方式不再依靠记忆中的程式,而是靠书面文本。于是,希腊人头脑获得了解放,可以更多地进行抽象思考”(Ong24)。这样才有科学语言、理论语言从笼统的文学性叙事、抒情语言中分化出来的情况。书写文化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文学语言一方面发展越来越精细,另一方面越来越与科学语言、理论语言对峙并拉开距离。这才形成了形式派所看到的那些诗语特质。如此看来,口传时代和书写印刷时代文学语言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特性和“程序”,主要原因来自口传和书写两种媒介的不同建构,仅从语言论出发对此无法做出合理解释。

即使立足于书写、印刷时代,文学语言、文学文本的独立价值和混合、肌质、张力、悖论、反讽等复义性、蕴藉性特质的成因,也不仅仅是语言论意义上的,更是媒介论意义上的。即要想对书写印刷时代的文学语言和文学文本予以更充分的解释,仍需要以媒介阐释改造语言阐释。在语言论视野中,文学语言复义性、蕴藉性成因,最终可归结为索绪尔揭示出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差异性。这种任意性和差异性具体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语言符号的能指(音、形)与所指(概念,其核心即意义)的关系是任意的和差异化的。这样才为同一能指创造不同所指即多种概念亦即复义、蕴藉性开辟了道路。其次,所指概念和事物—世界的关系是任意的,概念、意义的确定是在差异关系中实现的,“概念是纯粹表示差别的,不能根据其内容从正面确定它们,只能根据它们与系统中其它成员的关系从反面确定它们。”(索绪尔157)这样才可能出现以概念创造虚构艺术世界的情况。媒介论也承认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系统决定个体因素的基本观点,不过这里的结构不再是语言结构,而是载体媒介、语言符号、技术媒介等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媒介系统结构。文学的语言特点、文本特色、艺术世界以及最终意义呈现都需立足这个新结构系统来理解。从媒介结构出发,不难发现,所指概念的形成除了来自语言符号的能指外,还来自载媒和技术。同一首咏雪的诗,雕刻在巨大而粗糙的山崖上,手写在宽幅且柔软的宣纸上,印刷在现代32开书页上,几种不同形态的文本(文本并非只是语言符号的交织,不同载媒形式也是内在于文本形态并构成语言符号的基础),会把读者带入不同的审美意境和艺术世界。之所以如此,显然不是语言符号上的原因。其实,在上述审美实践中,巨大而粗糙的山石、宽幅且柔软的宣纸、小幅而光滑的页面等载媒呈现出了大小、软硬、干湿、粗细、明暗等不同信息并给读者带来不同感觉,而且它们是人面对文本时先于语言符号的第一信息。这第一信息不仅在意识论文论那里,而且在语言论文论那里都被人为地忽略了。实际上,它和语言符号的音、形即能指形式一起构成了概念所指的信息来源。与此同时,雕刻、书写、印刷等技术也在每一种文本中形成不同规约力量,助推概念所指生成。比如以“毛(泽东)体”书法手书的《沁园春·雪》就比同一首诗的现代书本印刷体更气势恢宏、气韵生动,更能彰显该诗的雄浑遒劲审美风格。这就是书写技术(书法)和“剥夺了手的尊严”的印刷技术参与审美意义创造带来的不同效果。那么,载媒和技术提供的信息生成了概念所指的哪一部分呢?借用退特的说法,它们主要参与生成的是概念的内涵意义亦即联想、暗示意义的一部分;借用兰色姆的说法,则主要形成了语言和文本的“肌质”部分。而这恰恰是文学作品中生成诗意的关键。与此同时,这个部分力量的增强也自然加大了诗语言、文本“张力”的势能和“肌质”的厚度。

在当代新媒介文学中,媒介系统中的语言符号地位已经大大降低,而计算机、手机、平板电脑、电子书等载体媒介和电子技术、数字技术力量进一步凸显。它们与语言符号的关系方面也出现了新情况,如果说原来是语言统领着载媒和技术,那么现在就是载媒和技术裹挟着语言。不仅如此,原来文学符号的位置上语言符号一枝独大,现在图像符号、声音符号则常常被新载媒、新技术邀请进入文本和语言符号形成复合符号,达成共同表征关系。原来由语言符号为主力、由纸媒和印刷技术为辅助形成的文学形式和建构的艺术世界,就让位给了新载媒、复合符号、数字技术联合形成的文学形式和开拓出的新艺术世界。原来文学语言中的含混、肌质、张力、悖论等复义、蕴藉特征,也随着语言符号地位的降低而风光不再。现在复合符号不追求把读者注意力引向语言中的含蓄、蕴藉,且长时间驻足玩赏,而是快速进入“虚拟世界”。如果说,原来的文学世界主要通过语言和其它各种艺术程序恢复读者的感受和体验,“使石头成其为石头”,使世界的本来面目得以本真地呈现。那么现在则可能是“使石头不再恢复为石头”,而是以新载媒为基础设施,以数字技术为开拓工具,以图像、声音、语言各种符号复合体为具体建筑材料,使石头投射为石头的可能形态,即开拓出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并可以与现实世界并列的新的可能世界。这个虚拟世界并非传统认识论思维中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再现,也并非像鲍德里亚所认为的是对现实的替代性“仿像”,而应被看成另一种现实的展开。它不依赖于现实世界,也并非是一种简单的虚构,而是具有自身的独立现实性,即它是与“数字此在”(Digital Dasein)——在数字媒介场景中存在的“此在”发生关联的、亦即是“数字此在”能够切身体验到的一种“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要理解这个文学虚拟世界的根本性质,需要将我们的世界观从机械论的转换为信息论的。信息论世界观把一切事物皆视为可编程的存在者,存在本身也是一种信息方式。从信息论世界观角度看,文学虚拟世界就是一种数字技术编程,其中技术与艺术已经合为一体,共同创设出了一个可以投向未来的可能世界。这样,“我们开始从一种所谓的现实专制暴政下解放出来。为了掌握客观现实,我们作为主体,曾经以一种奴隶的谦卑态度去接近它,而现在这种奴态不得不让位于一种新的态度,我们用这种态度去干预我们内部和外部的可能性领域,为的是有意识地使其中的一些可能性得以实现。从这个视野看来,新技术意味着我们正在开始把自己从一种主体性(subjectivity)擢升为一种投射性(projectivity)”(穆尔152-53)。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新媒介文学不仅开拓出了一个可能世界,也为人创造出了一种新型“在世界中存在”的存在方式——“在虚拟世界中存在”,这是完全不同于在文学语言中去蔽和恢复的那个“本真”世界和人的那个“本真”存在方式。

作者:单小曦   来源:文艺理论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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