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名流消费与民国机制——以陆小曼、徐志摩与1920年代末上海小报为例(下)

时间:2017-05-19 23:00:31 | 来源:文艺理论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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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流消费与民国机制 

——以陆小曼、徐志摩与1920年代末上海小报为例(下)

云裳公司与小报档次

1927年8月7日云裳公司开幕,传为沪上盛事。《申报》头版刊出其开张广告曰:

要穿最漂亮的衣服

到云裳去

要想最有意识的衣服

到云裳去

要想最精美的打扮

到云裳去

要个性最分明的式样

到云裳去

云裳是上海唯一的妇女服装公司,特聘艺术图案刷染缝靭名师,承办社交喜事跳舞家常旅行剧艺电影种种新异服装、鞋帽等件及一切装饰品,定价公道,出品快捷,特设试衣室、化妆室,美丽舒适,得未曾有。定于今日开幕,敬请参观。

此广告措辞具精英色彩,一派开创时尚潮流的气概,用徐志摩式的白话,“到云裳去”套用了田汉的“到民间去”的口号。“云裳”两字采用篆书字体,为名画家吴湖帆所题,文字下方似logo的图案,一朵祥云托起一朵莲花,整个设计极富创意,非同凡响。公司座落在卡德路南京路口(今上海电视台附近),与邵洵美的“金屋书店”遥遥相对。云裳公司由留法画家江小鹣担任美术设计,和徐志摩、陆小曼、张禹九、宋春舫等都属发起人,资金方面以集股方式,如周瘦鹃被推为董事,胡适担任艺术顾问,应当说都是认了股的。

北伐前后的上海,随着国共政党政治的分合起落,知识界空前躁动,激遽分化重组,鲁迅等左倾,具有国际主义背景,试图从外面牵制国民党,或颠覆现存秩序;徐志摩、胡适等创办《新月》杂志则从建制立场批评国民党党治,结果被明令停刊。在北伐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鼓舞下,欧美、日本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文学一时并起,争胜斗强。此时上海的消费文化也呈现一派繁华景象。1926年第三大百货店新新公司、专售妇女用品的绮华公司相继开业,就妇女时装而言新潮迭出。在这样的脉络中来看云裳公司及徐、陆所扮演的角色,对于新旧文人的合流意味深长。

7月12日《上海画报》对云裳的开幕作整版报导,称徐陆为“云裳公司发起人”,除两人合影外,还有多幅照片。由《杨贵妃来沪记》一文介绍,云裳洋名为“阿透利挨杨贵妃”(Atelier Yangkweifei)。阿透利挨指公司的艺术制作室。该文说明云裳公司“以后进行的方法:(一)采取世界最流行的装束,参以中国习惯;(二)材料尽量采用国货,以外货为辅助品;(三)定价力求低廉,以期普及。”比方说,展示品有一件蓝士布的西式衣,颈项中围了白网,在下面一只秋叶式小袋,袋里放着一方小绢巾。而这件衣服,标价十元(行云、成言)。另在周瘦鹃《云裳碎锦录》一文中也说到“云裳之新计划:云裳所制衣,不止舞衣与参与一切宴会音乐会等之装束,今后更将致力于家常服用之衣,旗衫短衫与长短半臂等,无不俱备”。这些是今后的计划,要刻意表明“云裳的宗旨在‘新’,不在‘费’”,已虑及一般市民消费能力的问题,实际上这一点――下文要讲到,正成为小报争论的焦点。然而从开幕几天的顾客来看,都有头有脸,包括电影明星、名妓、张啸林夫人、杜月笙夫人等阔太太,三天里做了两千多块钱的生意,不包括订制在内,因此云裳毕竟是个高档时装店。有趣的是,同时《北洋画报》也报导了公司的开幕及刊出两人合照,并说上海各报刊登的照片“皆不真切,徐夫人尤不酷肖”(1927年8月27日,第2版),彷彿在自诩其印刷的精良。

《上海画报》对云裳公司的推毂不遗余力,不时刊出由身着云裳设计的服装的明星照片,陆小曼、唐瑛自不消说,此外还有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名妓雅秋五娘等。张丹翁尽其捧角之能事,如《捧云裳》一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中心,是曰申江。/第一美术,却在谁方?到云裳去,去到云裳。/第一美人,又在谁行?不曰唐陆,即曰陆唐。/载吾画报,炯炯有光,清真绝调,衣染莺‘黄’”。所谓“载吾画报,炯炯有光”,云裳为画报提供了绝佳的素材,也意味着品味/位的提升,尽管张丹翁心心在念的不外乎吸引读者眼球的“美人”,又如《审美》:“天下之美人,见说江南萃,江南之美人,独数云裳最。”从都市文化的视角看,自民初以来鸳蝴派“消闲”文学便在努力打造中产阶级的都市梦,而云裳公司的出现,如徐志摩、陆小曼等人的新文化的介入,使这一中产阶级消费文化走向成熟的形态。把杨贵妃作为云裳的洋名不仅蕴含着上海亦中亦西的洋泾浜文化特征,在二十年代末更是大众文化的消费指符,如梅兰芳的《太真外传》、但杜宇的电影《杨贵妃》等,皆风靡一时,或如杨贵妃“出浴”之类的图像早已流播于各种印刷传媒,更具情色想象。的确云裳给都市文化带来新的契机,将创意、审美与商机融于一炉,如《上海画报》上“汽车展览会中之云裳公司之新装表演”的照片所示(1927年11月12日,第2版),或可视作今日大陆“车模”的原型,却不失优雅范儿。或如《上海漫画》创刊于1928年初,主编叶浅予显然受到云裳的启发,为之作了许多具广告性质的服装设计图,在该画报上刊出。

我们来看其他小报的情况。在《晶报》上林屋山人作了好几首以“云裳”为题的词,其中“云裳织造都良,生出异彩奇光;上为文明之导,下为美术之倡”。此溢美之语也可视作《晶报》对云裳的基本态度,与《上海画报》一致口径。事实上在8月3日刊出小报告一则,谓云裳本打算在七巧日开幕,但因为唐瑛等人忙于慰劳会演出,不得不推迟。还抖料说:“公司之请客帖,均托陈小蝶在家庭工业社喷香水,亦需时间”。开幕前一日有江红蕉《江小鹣与银儿》一文,题目香艳,其实说“三兄”江小鹣平时喜欢养猫画猫,所钟爱的“银儿”是个小白猫,又说到如“比为云裳新装公司经营衣饰,别出心裁”等语,不无广告之意。《晶报》对云裳的开幕的报导,刊出两帧照片,《云裳中之大大银儿》一文颇有趣,因为江小鹣连日忙于公司开张,无暇顾及银儿,白猫不幸死了。而“大大”则集中在徐陆身上,说此为英文darling之谐音,乃两人在闺房的昵称。下一期中有《大大大大》一文,继续把此昵称调侃了一番。虽然不像《上海画报》那么大张旗鼓,但对于云裳同样持乐观其成的态度。

然而其他几个小报则截然不同。在八、九两月中,《金钢钻》、《福尔摩斯》和《罗宾汉》对云裳轮番围攻。《福尔摩斯》首先发难,云裳开幕第三日,刊登赵子龙《所望于云裳公司者》一文:

目下中国,民生凋敝,遍地萑符,衣食时虞不继者,触目皆是。有识之士,莫不中心惴惴,惟恐生计之不能维持。沪上繁华,为全国冠,赖洋人之保障,咸视为桃源乐土,穷奢极欲,绝不知生活之艰难。往往一衣之费,动辄数十百金,争奇斗艳,见者目眩。一般缝衣匠日夜推敲,犹虞不合时新,于是乃有留欧硕彦,艺术名家,应时世之要求,逞画龙之能手,联大家之闺秀,合资经商,云裳公司,遂告成立。预料今后十里洋场中,妇女服装之奢华,更当日进无疆矣。记者生性顽固,对于此种美举(?),始终认为提倡奢侈之怪异,所惜人微言轻,无力出而禁止,不得已作退一步想,深望云裳公司诸大老板,能稍顾国情,略循公意,竭力采用国货衣料,毋专推销东洋货,则或可藉诸大艺术家之提携,挽回少许利权,是记者所厚望也。

此文指责云裳公司助长奢侈之风,在民生艰难之时,此风不可长。但是作者自觉无力反对,于是退一步要求使用“国货”,且所谓“竭力”、“毋专推销”等语,说明这要求还是较为节制的。应注意文中的“国情”、“公意”须联系到当时的上海,正受北伐的鼓舞而爱国情绪高涨,报纸上日逐以“打倒帝国主义”作为标语,国民党也许诺要收回民族利权。就在云裳见世之时,国民党部与上海商团联合举办“国货大会”,因此《福尔摩斯》对云裳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两天后《罗宾汉》刊出千盦《为云裳公司进一言》一文,显然是跟进之作。在预言云裳将占据妇女服装界的龙头地位之后,从“国际风俗”着眼,“故深望该公司,于服装之式样,及所绘之花色,务求雅观舒适华美合宜,勿过事奇诡,风化一层尤宜注意及之,并望尽力从倡国货,为各界之先声”。这是针对“奢侈”的另一种提法,与《福尔摩斯》一样,也要求使用“国货”。最后说:“所谓穿衣问题,亦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之重要问题,若该公司而能使穿衣问题先行解决,则实具伟大之功绩矣”。搬出“三民主义”,更显得政治正确,但所谓先要讲解决“穿衣问题”则在对云裳公司的责问中,含有为谁服务的问题。

对于这一点《福尔摩斯》即有回应,数日后发表《提倡奢侈与男女服装》一文,所谓“国货,今日人人所提倡也;奢侈,今日人人所反对也”,表明其“爱国”立场。文章说在男女服装所用衣料方面,社会上皆用舶来货,如男子喜欢用人造丝织品为衣料,中国的丝织品的销售一落千丈。说到女子“爱国布一种,实挽回利权之一,然穿爱国布者,除少数女学生外,多贫民阶级中人。有钱之家,亦如男子之穿哔叽人造丝织品也。至所谓交际之花,电影明星,则所穿皆不中不西,灿烂眩目,几无一非极贵之舶来衣料,一衣之费,几数十百金,此又提倡奢侈之风者已。”在二十年代末的思想舞台上,社会主义等左倾思潮也相当流行,与起初联俄容共的北伐革命不无瓜葛,还好此文以民族主义为主导,与“阶级”斗争擦边而过。作者呼吁:“当此之时,凡有爱国心者,宜如何设法矫正,俾不流于奢靡淫恶,挽回利权之万一”。然而最后掉转枪口:“若推波助澜,质料惟尚新奇,式样专求诡异,布衣一袭,贵胜绸衣,而复号于众曰,是某艺术家之最新图案也,是交际之花之自出心裁也,是直推销外货,提倡奢侈而已,于爱国乎何有?”(俭德)原来这篇文章的根本打击目标还是云裳公司。

“艺术家”和“交际花”,当然非江小鹣、徐志摩、陆小曼、唐瑛莫属。“于爱国乎何有?”他们被指控为不爱国,倒过来说得极端点,就是“卖国”。正如《金钢钻》报一直在刊登的一条口号“中国人吸外国香烟的就是卖国贼”,就表达了这个逻辑。这么攻击耸人听闻,不过是纸上战争,与政治上扣帽子不可同日而语。《金钢钻》也加入反云裳的合唱,在《艺术界之五毒》中,说某人十年前是个在新剧社里的小混混,后来自费出洋学习绘画,回来之后“居然以美术家自命,近忽发财心切,纠合交际之名某女士等,开一裁衣店,专为妇女规划妖艳新奇之装束,美其名曰新妆公司”,明眼人一看就知这篇文章讲的是江小鹣。所谓“艺术界之五毒”指艺术界中五种败类,江小鹣属于其中一类。此文不仅以“起底”来羞辱江,更指后面的“交际”名流,这个“裁衣店”即已被炒得轰轰烈烈的云裳公司,所以文章最后说:“海上妇女,本极奢靡,一衫一履,往往靡巨金不惜,自有新妆公司出,而街上妇女奢靡之风,特十百倍于囊日矣”(禹鼎)。这就在重复《福尔摩斯》和《罗宾汉》的论调了。

咬住云裳公司不放的是《福尔摩斯》和《罗宾汉》,互相呼应,此起彼伏,如《休矣艺术家》和《提倡奢侈之背景》两文(绿衣,虎伯),都把云裳公司安上提倡“奢侈”的罪名,共同指斥主其事的乃无“心肝”者、“社会罪人”。两者侧重点不一样,好像都在维护社会的稳定秩序,却表现出某种旧文化立场。前文讽刺江小鹣从海外归来“窃以美术家之幌子,借重交际花之招牌”,而提倡服装美只能使奢靡不正之风愈演愈烈,最后为江表示惋惜:“何事不可为,而必欲为一成衣匠之艺术家乎?请抚心自问,有功于社会乎,抑有罪于社会乎?苟此美术家而稍具心肝者,则当如何以自处也”。这里对“成衣匠”、包括对“交际花”的鄙视,反映出传统士大夫思想。后面一文说,离婚现象跟“女子浸染奢侈”有关,“女子之服装日新月异,一袭之代价,动辄百数十金”,男子负担不起,只能自动要求离异。奢侈的结果拆散鸳鸯、败毁家庭,更有甚者造成种种社会惨剧,“苟以提倡奢侈为事,且助同其鼓吹者,不知具何心肝,诚社会之罪人也”。其实此文也等于将奢侈、离婚都怪罪于女子,都是因为她们喜欢打扮。

其实这些小报不老弹“爱国”大道理,通常抓住具故事性的细节,运用种种含沙射影、借题发挥等手法,甚至不乏奇谈怪论地来表示反对的姿态。如《罗宾汉报告》说云裳公司开幕日借隔壁空屋布置茶点招待客人,不料为新屋主人得知,将所有椅桌封锁,并向云裳交涉,要代付一月房租,云裳不得不与之沟通。在对云裳开幕的一片叫好声里,这豆腐干见方的“报告”意在煞风景。或如《瞥见》:“法国公园中,瞥见一少女,短衣窄袖,作唐瑛装。一少妇,长裙革履,作小曼装。一人高鼻,如诗人志摩;一人垢面,如画家小鹣。见者皆不识伊谁,后详细调查,即唐瑛、小曼、志摩、小鹣,所穿之服装,乃云裳公司新绣品也”(靡丽)。寥寥数语如惊鸿一瞥,和读者一起窥见名流的影踪,而文章署名为“靡丽”,即含评判之意。

粗看之下,对于云裳公司小报中间形成两个系统。《上海画报》和《晶报》属于补台派,而《福尔摩斯》、《罗宾汉》和《金钢钻》是拆台派。其实不仅在云裳问题上,互相角斗的阵势早已形成。《金钢钻》报创刊于1923年10月18日,发起者陆澹盦、施济群等人曾被《晶报》骂过,因而要办报出口气,和《晶报》打笔战就有了自己的地盘,取名为“金钢钻”,意谓“以钻刻晶”,比水晶更尖利。这还是属表面的,再深一层说,小报多如牛毛,同处于竞争场域,各有各的圈子,受到资本、人脉、经营策略、文化方针等方面的条件限制。像《晶报》资格老,人脉广,实力厚,如袁寒云、张丹翁、包天笑、周瘦鹃等大咖也是《上海画报》和《申报自由谈》的主要作者,自然对于云裳公司的态度是一致的。换言之,他们占据小报传媒的主流,对社会现状及“名流”有更多的认同感。相对来说像《金钢钻》、《福尔摩斯》和《罗宾汉》处于下风,圈子不同,况是后起的,要抢地盘、抢读者,不得不走偏锋、出奇招,对抗和挑战也常常是有效的竞争策略。

《福尔摩斯》创刊于1926年7月3日,主持者吴微雨、胡雄飞、姚吉光等几乎全是新面孔,颇有当初《晶报》的大胆作风,“什么都要揭发,以致纠纷交涉,对簿公堂,那是常有的事。被涉及的人往往控告该报,致屡被罚款。可以每发生一次交涉,或者吃一次官司,他们都把它公诸报端,希望获得社会人士的公允评判”(郑逸梅945)。《罗宾汉》创刊于1926年12月8日,主编周世勋与朱瘦菊在电影界属元老辈,该报主要刊登演艺圈的新闻。在经营策略上《罗宾汉》明确与《福尔摩斯》结盟,1927年元旦刊出《小报的派别》一文,说《晶报》因为牌子老,一般小报多效法之,不过现在的《晶报》“沉闷已极,多敷衍空文”,而最受社会欢迎的是讲求实事求是的《福尔摩斯》,由是自命为“福尔摩斯派”(农花)。的确,在攻击云裳公司方面可见它对《福尔摩斯》亦步亦趋的样态。

1927年9月9日《晶报》刊出包天笑《到云裳去》一文,说他错过了云裳公司的开幕典礼,那天偶然经过该公司,进去参观了一番,并对楼上楼下各个部门一一加以介绍。江小鹣对他说,公司业务不错,但资金周转不灵,考虑扩大股份,但是“雅不欲大资本家入股,大资本家长袖善舞,彼一举手,甚愿我辈同志者,共集腋以成裘也”。于是包氏议论说:

试思上海繁华之区,一二成衣之匠,略有新思想,即不难致富,其实此为不学之徒耳。今集多数之审美家艺术家,以创此业,安可与之相挈乎?且衣本章身之具,人同爱美之心,明乎社会心理学者,知非可以强事阻遏。今以云裳公司为提倡奢侈者,是昧于时势之言。依我之所谓侈者,则异乎是。裹嫫母以金珠,披无盐以罗绮,始谓之侈。轻裾丽眼,不属于美人者,又将谁属耶?我非袒云裳,中国而日进于文明之域,宜有此组织也。(钏影)

此文举重若轻,却力敌万钧,针对《福尔摩斯》等攻击之词略加辩驳,意谓女子要漂亮乃基本人权,多数审美家、艺术家从事于生活美化,是文明进步的表征,那些“奢侈”的指责乃“昧于时势之言”,正体现出包氏历史进化的立场。寥寥数语句句在理,却不剑拔弩张。且江小鹣关于拒绝大资本家的一番话,也是针对云裳的高档消费的说法,指出在资金运转困难的情况下,公司坚持小本经营,似更值得同情。包氏此文写得老到,无怪乎把张丹翁看得手舞足蹈,即作《六朝神髓》一诗:“《到云裳去》标题在,钏影写得妙盖代。左看右看看不败,眼下书家谁与赛?除非一人钱老芥,文章洛诵并可爱。对此真美欲下拜,我几搁笔无可卖。”这么称赞也是一种帮衬,其实可说是集体表态,都代表了对于云裳的补台派的态度。

此后《福尔摩斯》和《罗宾汉》虽对云裳还有些议论,已无关紧要。然而关于云裳公司的资金困难,不幸而言中。《福尔摩斯》首先刺探到消息,1928年2月11日刊出辰龙《云裳公司押得四千元》一文,说该公司开始集资一万元,到年终结算,本金全数亏损。为了继续营业,以公司做抵押,借得四千元,如果半年之后不能盈利,就关门大吉。文章说云裳的服装,“一衣之值,有贵至百数十金,极尽奢华之能事,而所制新妆,心裁别出,为一般新女子出风头计,固不能不加以赞赏也”。虽然不失该报原来的立场,基本属于客观报导,对于云裳的窘况也说不上幸灾乐祸,其口气有赞有叹,略带讥讽。从各方围绕云裳公司的褒贬表述及整个过程来看,其中有着某种公共意见与理性在起调适作用。

民国女子服饰

余论:小报与民国机制

不能不提关于陆小曼的绯闻而对簿公堂的插曲,这也是观察小报与民国机制、特别与法制的关系的一个窗口。众所周知,陆因为学戏认识了翁瑞午,也因为体弱多病,请翁为之推拿,且吸上鸦片。1927年12月6、7两日天马剧艺会在夏令配克戏院举办义演,陆小曼登台在《玉堂春》里演苏三,翁瑞午演王金龙,徐志摩和江小鹣分别演藩司和臬司。各小报争相报导演出情况,对陆、徐这一对伉俪艳羡不已。然而17日《福尔摩斯》刊出署名为“屁哲”的《伍大姐按摩得腻友》(下称《伍》)一文,用《红楼梦》索隐手法以“伍大姐”、“诗哲余心麻”、“洪祥甲”、“汪大鹏”分别影射陆小曼、徐志摩、翁瑞午、江小鹣四人,而在描绘洪祥甲为伍大姐推拿时:“大姐只穿一身蝉翼轻纱的衫裤,乳峰高耸”,祥甲“放出生平绝技来,在那浅草公园之旁,轻摇、侧拍、缓拏、徐搥,直使大姐一缕芳魂,悠悠出舍”等语,涉及色情,以致陆、徐等忍无可忍,把《福尔摩斯》告上法庭。

对这场官司始末及法庭宣判情况,在数种有关陆小曼的著作中都有评述,⑥这里不赘,只是在考察了各小报在这一过程中的表演之后,想指出的是《伍》文刊出之后,各小报并未作声,唯有《小日报》从横里杀出,在18日刊出署名“窈窕”的《陆小曼二次现色相》一文,模仿《伍》的文体把陆、徐推崇一番,实际上把《伍》文中的假名一一坐实,这就使陆、徐等无所逃遁,只能诉诸法律解决。其次,打官司方面《福尔摩斯》是老手,每次卷入法律纠纷,都将法庭审判经过披诸报端,这次与陆、徐的纠纷也一样。三次开庭,控辩双方唇枪舌剑,结果是法庭宣判《伍》文“触犯秽亵刑章”,《福》报被罚三十元,而陆、徐等人所控告的“公然侮辱”罪则未能胜诉。

法院接受了陆、徐等告状,于12月30日初审,未得结果,定于1月10日再审,然而案情出现变数的是5日那天,由于工部局刑事科发现《伍》文“秽亵”而公诉《福尔摩斯》,法院开庭审理,该报认罪而要求从轻发落,因此罚了三十元。当10日再审时《福尔摩斯》的辩护律师说《伍》文属“小说”体裁,陆、徐等人对号入座,乃系“误会”,同时引征“刑事案件一事不再罚,一案不再审”的法律条文,认为此案已结,无须再审。原告律师指出《伍》文“内容纯系新闻性质”而非“小说”,对陆、徐等人造成伤害,并要求法庭传票让原告与被告当庭对质。最后法官的结论是“此案虽与捕房所诉同一事实,其中确有二种分别”,只是刑事法庭已有结论,陆、徐等如要求赔偿名誉损失,可另向民事法庭提出告诉。⑦

工部局巡捕房因发现“秽亵”而提出公诉,乃行使其职权,只是在《伍》案中间插入给《福尔摩斯》钻了个空子。其实22日《小日报》刊出《中外印刷所》一文,谓捕房派人去甘肃路中外印刷所查问刊印《伍》文的情况(太平),《福》报应当知道,是否会做手脚?据平襟亚说,那是《福》报律师詹纪凤“化了钱叫巡捕房稽查员把这篇文字交给捕房律师,立即向法院起诉”。⑧由于詹氏谙熟“一事不再罚,一案不再审”的原则,遂施计暗度陈仓,使控方陷于被动。

从《伍》案整个司法程序来看,可谓公开透明,控辩双方律师当庭对质皆以法律条文为理据,符合专业规范。法庭遵照程序宣判,具权威性,小报也俯首帖耳。虽说是法治社会,背后有猫腻,律师能上下其手,但也是利用制度的漏洞,当然,打官司本身也是资本和权力的角逐。对于讼案结果,法院每日有公告在《申报》登刊,干巴巴几句条文,反不如小报提供较为详细的报导,对市民大众不无启蒙作用。论者认为此案“不了了之”,固然是同情陆、徐的说法,但即使他们再向民事法庭提出起诉,恐怕意义不大。双方的律师阵容就不平衡,代表《福尔摩斯》的律师,除了詹纪凤,另有“上海之著名大律师”、“律师之资格历史为最深”的陈则民(微漾)。因此官司要打下去的话,孰胜孰负仍在未定之天。一方是小报,另一方是名人,而名人的文化资本无济于事,况此案已闹得满城风雨,如果真的要当事人与《伍》文作者当庭对质,更是难堪,大约也只能“不了了之”。

但是另有一场好戏,为论者忽视,却至关重要。陆等四人要向临时法院递进告状之时,23日再度在共舞台亮相,参加了由蔡元培、郑毓秀发起的妇女慰劳北伐伤病军士的义演,此番陆、徐可谓风光不再。当陆小曼与翁瑞午的“艳屑”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之时,于众目睽睽之下再度演出《玉堂春》,情何以堪!尽管陆小曼一万个不愿意,在蔡、郑坚请之下,不得不勉为其难。24日《上海画报》又出“特刊”,记者黄梅生说:“自天马会一度表演后,即受医生之嘱,须静养年余,故有不再演剧之意。此次因郑毓秀、蔡孑民二博士再三邀请,蔡先生并亲访徐志摩君之尊人,以陆女士加入表演相要求,小曼女士因不得已,只得允诺,但自此以后,决不再演矣”(梅生)。从中不难想见小曼内心之悲苦,此后她也真的告别舞台。在蔡、郑的坚邀之后是否另有内情,不得而知,然而事关上流社会的体面,这两人不可能充耳不闻,事实上让《玉堂春》原班人马再次登台,应有维护他们的公众形象、同仇敌忾而施以援手之意。

各小报的回应甚富意味。《上海画报》一如既往力挺陆小曼,然而微妙的是作低调处理,在预告节目单中《玉堂春》的演员不像前次均以真姓名出现,所列的是江小鹣君、陆小曼君、六桂室主、海谷先生(“中华妇女慰劳伤病军士会假座共舞台演剧节目”)。后面两位是翁瑞午、徐志摩,都用了化名。这对于陆、徐来说,有点不那么理直气壮,但表面上能避开公众注意,以自我淡化为上策。而另一方面又要表明再次登台的仍是原班人马,周瘦鹃为特刊撰《红氍真赏录》一文说:“陆小曼女士、翁瑞午君、江小鹣君之《玉堂春》,已于天马剧艺会中,蜚声沪渎。陆女士之苏三,宛转情多,令人心醉。翁为王公子,潇洒可喜。江被蓝袍作吏,一洗其法兰西风,亦居然神似。此次戏目中,有一海谷先生,不知其为何许人,殆即当日御大红袍而台步如机械人之徐志摩君乎?”既和盘托出,又假痴假騃,殊为有趣。27日刊出杨吉孚《妇女慰劳会观剧记》说:“陆小曼女士演玉堂春,较上次又有进步,开场即预留嗓音,从六桂室主之忠告也”。不直接点出翁瑞午,也是障人耳目的笔法。《晶报》在27日仅刊出题为“妇女慰劳伤兵游艺会”的一幅图(“妇女慰劳伤兵游艺会·画报”),由漫画家黄文农所作,一个圆形当中画了十个人,如虞洽卿、陈群、郑毓秀、杜月笙、张啸林等,大多是坐在包厢里观剧或台上演戏的大佬级人物,而陆小曼、徐志摩等不见影踪。回过去看12月9日对于天马会游艺会的报导,则有《天马剧艺中之一对伉俪》一文(转陶),为之配图的也是黄文农,五幅速写中陆、徐及《玉堂春》占了四幅。前后风景如此悬殊,可见《晶报》对《玉堂春》的低调处理做得很彻底。

此时《福尔摩斯》忙于对付官司,正竭力撇清,如其声明对陆、徐等名人一向心怀敬意,虽然《伍》文引起“误会”,但毫无中伤之意,所以对于妇女慰劳会盛况只字不提。另外《罗宾汉》刊出《妇女慰劳游艺会趣闻》,仅三两句谓徐志摩因近视眼而走台步“如履薄冰”,略加嘲笑而已。《金钢钻》对慰劳会毫无表示。只是《小日报》较为诡异,玲珑的《共舞台慰劳会中》一文写到:“陆女士唱毕入后台,即呼曰‘冻煞了,冻煞了’。徐君即脱其所御红袍,裹女士以入”。然而接着又说:“余入座后,有数客人,殆小报癖者。当陆小曼女士上台时,彼等忽大谈其福尔摩斯小报上之稿,‘大姐大姐’,絮叨不已,心虽恶之,顾无如之何。乃移坐左首,讵意座后数人,亦复如是。再移一处,又如是,亦异矣哉。”(玲珑)此文貌似形容陆、徐伉俪情深,却刻意渲染《伍》文的轰动效应,其实心存不良,因此作者说“恶之”,乃虚晃一枪,为自己涂了一层保护色。总的来说,这些小报都显得较为“识相”,没有落井下石,应当说是因为不愿得罪主流社会,也跟妇女慰劳会的政治性有关。

如上所述,围绕着陆小曼、徐志摩及云裳公司,《上海画报》与“四金刚”小报展开了一幕幕戏剧,切入时尚、文艺、政治、经济等脉络,生动折射出二十年代末上海都市社会与文化生产丰富复杂的形态。对于陆小曼这一名媛典范的打造,或誉或毁,皆以“名人消费”为特征,体现了小报之间从象征、政治到文化各类资本的拼搏和斡旋,无不争取道德正义或政治正确,作为其立言之基石,借以取信于读者。探讨小报的社会功能,必然涉及我们对当时“社会”的认识前设,所谓“民国机制”这一概念在当前两岸学界不乏争议(王力坚35-46),在本文则强调在宪政框架中经济、法律等各种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对于社会所起的建制功能,这也可说是“共和机制”(“‘共和’的遗产”),而在二十年代末上海租界,自民初实践共和宪政以来,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经纬交错中,都市发展呈现某种稳定性,自由贸易及其法规制度始终起到中枢作用。民国时期在经济、法律、教育、文学等方面都取得现代化进展,也由近数十年来大量研究所佐证。从这一角度看,小报与印刷资本、大众欲望、文化市场息息相关,在资本运作与法规制约下展开竞争,而“名人消费”凸显了“通情达理”的特征:诉诸大众追星或吐槽心理,给不同经济阶层提供了宣泄情绪的平台。另外由竞争而产生小报之间互相牵制与监察也以公正和公平作为仲裁标准。换言之,小报具有鲜明的在地性,以满足文化消费的内需为主,面对“公民社会”自身的问题,起到暴露社会机制的缺陷及调解不同经济社团之间关系的功能。虽然小报之间明争暗斗,暗潮汹涌,也有挑战或颠覆主流价值的动作,而其实际效果是相当有限的。

二十年代末社会激烈变动,正是上海小报臻至极盛之时,对于陆小曼、徐志摩与云裳公司的造星形塑,不啻是个饶有意味的时代节点,映射出时尚与政治、新旧文化的动向。设若没有这些小报兴风作浪,我们无由得见这一段活色生香的都市文化史。小报是旧派的营盘,包天笑、周瘦鹃、张丹翁等人从民初开始即从事都市大众传媒,在二十年代通俗文坛上锋头仍健,凭他们的文化资本在小报系统中也占主流地位。的确他们对于如叶文心所说的中产阶级“经济伦理”更有认同感(Wen-hsin Yeh1-8)。十多年前在周瘦鹃的家庭小说里,女的弹钢琴男的拉小提琴,周末开派对,似乎在享受一种现代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如果说这类描画还带有想象成分,那么像云裳公司则标志着中产阶级及消费社会已成为现实,由是就容易理解何以周氏及其同人会如此热情追捧。中产阶级是个经济指标,不论其内外危机,却无法解决感情问题。这也是爱欲与文明的复杂问题,不管哪个时代和阶级都是如此。《伍》案的发生,以揭露名人隐私制造卖点,说到底隐含着中产阶级的家庭价值。陆小曼确具叛逆性,在《伍》案之后,她无视流言,依然故我。《上海画报》也不改初衷,仍不断刊出其大幅玉照,一会儿“戏装”,一会儿“旗装”,维持其“风流儒雅”的名媛典范。反过来对于陆来说,这也是一种牵制,尽管她不甘平庸,也不得不有所节制。

小报的“名人消费”也是大众的感情消费,文字表述中可见文言和抒情传统的延续,这也是旧派的主要文化表征,因此所谓新文化、白话文一统天下,也不那么简单。像《伍》文虽是一篇白话文,但使用索隐法、双关、隐喻等手法,与旧诗词藕断丝连,竟赢得不少读者喝彩,甚至被认为是“近代小报中之妙文”(窈窕),并奉之为《陋室铭》式的模板而加以模仿。当然,本文所选择的《上海画报》与“四金刚”,皆属小报主流,而小报浩瀚无际,如果依好莱坞评选“草莓奖”之例,选择《花花公子》之类加以考察,大约可见种种低俗、媚俗、恶劣等表现,对于主流价值或许更具挑战颠覆性,从而对于小报可能得到更深入的认识。

作者:陈建华  来源:文艺理论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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