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印象派和西方现代艺术市场逐渐成长为全球艺术市场中最稳健的主力军。一方面，该版块的藏家群体地域分布均衡，另一方面，这一收藏门类的艺术珍品也被业内普遍认为具有稳定的资产配置价值。FT中文网《谈艺录》将于2018年期间推出“印象派及西方现代艺术市场”专题，与全球印象派及西方现代艺术市场资深专家大卫·诺曼(David Norman)讨论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推动其发展的十件最重要的艺术作品。
大卫·诺曼(David Norman)
大卫·诺曼(David Norman)曾经担任苏富比全球印象派及西方现代艺术部门主席，在三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负责过大都会美术馆、纽约现代美术馆、古根海姆美术馆和波士顿美术馆等印象派作品馆藏在二级市场上的销售，以及毕加索(Pablo Picasso)“拿烟斗的男孩”(Boy with a Pipe)、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行走的人”(Walking Man)、和蒙克(Edvard Munch)的“呐喊” (Scream)等多项逾亿美元艺术品的拍卖。
吴可佳：自从我们2015年的对话之后，印象派及西方现代艺术市场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觉得有必要把过去三十年间，这个市场中出现的一批艺术珍品进行梳理，通过几个专题展开。我们首先想讨论的是毕加索的市场。他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艺术家，艺术生涯漫长，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创作风格。他每个阶段的作品都有独特的细分市场，特别是他的油画肖像作品在二级艺术市场上表现优异。
大卫·诺曼：艺术市场总是处于持续的变化之中，既代表了收藏家群体品味的改变、全球化的进程、也反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增长。艺术既是美好的事物，又是潜在的资产配置和投资机会。面对其间的种种微妙之处，我们能够有此机会进行系统的梳理，非常有意思。
吴可佳：提到国际艺术市场中出现的最重要的毕加索的作品，您首先选的是“拿烟斗的男孩”(“Boy with a Pipe”;法语“Garçon à la pipe”)。这幅油画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毕加索作品《拿烟斗的男孩》
大卫·诺曼：我选择这幅画，既和我的个人经历、也与市场的发展走向有关。这是全球第一幅在拍卖市场上成交金额超过一亿美元的油画。1984年我在纽约苏富比开始工作时，我们都在期待什么时候市场上会出现第一幅超过一千万美元的作品。那个价格在1985-1987年实现了：一幅梵高的油画以990万美元成交，另一幅西方古典大师油画以一千万美元成交。之后大家开始猜测：下一件艺术品的价格门槛是多少呢?我们就想：什么时候一幅油画会卖到一个亿?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做了大量的研究：世界上哪些最重要的印象派和现代艺术作品仍被私人收藏家所拥有。这幅毕加索创作早期、玫瑰时期(Rose Period)的作品当时属于美国著名文化慈善家惠特尼家族(Whitney Family)。我相信它有一天会在拍卖市场上出现，那时将是第一幅在公开市场上售价超过一个亿的画作。
这个预测终于在2004年实现了：我于1984年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见证了艺术市场第一幅千万美元的艺术品。等待20年之后，经历了全球第一幅亿元画作的成交，就是毕加索“拿烟斗的男孩”。
这幅油画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价格，它是毕加索创作生涯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在1900-1905年的巴黎，毕加索的事业初期，他形成了两个独特的创作风格：蓝色时期(Blue Period)和玫瑰时期。蓝色时期的作品主要由蓝色调完成，专注于表现社会的边缘人物，画面也往往非常忧郁。1904-1905年期间，他创作的画面变得更轻松，我们称之为玫瑰时期。从“拿烟斗的男孩”这幅作品，你可以看到男孩端坐的背景是温和的玫瑰粉彩色。在玫瑰时期，他的创作对象包括马戏团演员以及当时社交圈的朋友。这幅肖像的主题是一个常常到毕加索工作室玩耍的年轻男孩，他穿着的蓝色衣服是当时巴黎街头工人的着装。我们只知道这个男孩的名字叫“小路易”(Petit louie)，他喜欢在闲暇的时候到毕加索的工作室看他创作。
毕加索选择了小路易作为他的模特。小路易很年轻，但毕加索给了他一支烟斗握在手里，这支烟斗几乎成为小路易逐渐成熟的标志。有意思的是，小路易握着烟斗的方式有些别扭：很显然，他并不抽烟。
毕加索花了一段时间创作这幅油画，有一天，他回到工作室，在肖像中小路易的头上加了一圈玫瑰花环，还在小路易的背后创作了鲜花的图案。转瞬之间，毕加索将这位不知名的街头工人变成了一个王子、一个年轻的神邸、一个神秘的人物，把小路易提升到一个新的现实高度。
相比之前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比方说列奥纳多·达·芬奇创作的往往是理想的女性人物，这幅毕加索艺术生涯早期的重要作品，画的是一个喜欢在他工作室里闲逛的普通男孩。
吴可佳：在拍卖之后，有些媒体批评这幅作品的艺术鉴赏价值并没有那么高，为什么会卖到如此天价。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
大卫·诺曼：每次艺术市场出现新的高价时，都会有这样的争论。例如，纽约苏富比去年五月以1.1亿美元售出美国艺术家巴斯奎亚(Jean-Michel Basquiat)的作品，大家同样非常惊讶。从表面上看，在2004年，一幅毕加索玫瑰时期的作品卖到如此价格，的确不可思议。但这都与供需关系有关：“艺术存在于其拥有者的眼中。”
“拿烟斗的男孩”曾经出现在大量的学术著录中，被选入多个毕加索的重要展览，全球众多研究毕加索的专家也认为它是艺术家玫瑰时期的代表作品。当然一亿美元是一笔巨大的金额，也许有人会质疑：这笔金额或许对于任何一件艺术品都太高了。一幅作品的内在价值是什么呢?如果你看一幅油画，其构成只是油彩、画布和材料。但作品的价值取决于观众们认为它到底值多少(钱)的一个共识，以及有经济实力的收藏家愿意花多少资金来购藏这件作品。
因此一方面，我理解人们为什么常常觉得艺术市场的价格不可思议，而另一方面，当一幅作品在市场上实现一百万、一千万和一个亿的价格时，也反映了它的稀有性以及收藏家对于它的需求。
当我们判断一件艺术品的价值时，通常有两个标准，它们相互有交叉。一个是艺术品在艺术家创作生涯中的地位，另一个是它的稀缺性：有多少同样重量级的艺术品会再次出现在市场上，因为大多数的印象派艺术精品已经进入了全球博物馆的馆藏。当然在这个供需关系中，艺术品的高价格也反映了资金充裕的收藏家为获得一件艺术品而竞争的激烈程度。
我之所以选择这幅油画，是因为当我们讨论过去二十到三十年的全球艺术市场，没有哪位艺术家比毕加索更能代表20世纪的现代艺术、以及20世纪的艺术市场，“拿烟斗的男孩”是改变这个时期作品艺术市场价格的转折点。
吴可佳：您选的第二幅毕加索作品是“梦”( “The Dream”;法语“Le Rêve” )，画中的人物是艺术家当时的情人玛丽·泰蕾丝·沃尔特(Marie-Thérèse Walter)。那时毕加索50岁，玛丽·泰蕾丝22岁。您为什么选择这幅作品?是因为它的色彩与构图?还是因为它反映了收藏家群体的新趣味?
毕加索作品《梦》
大卫·诺曼：我选择这幅油画有几个原因，一是想阐述，像毕加索这样长寿的艺术家，拥有70年的创作历程，他的市场不仅仅是一个，而是有多个。毕加索的创作风格每十年都会发生变化，我们常常以他描绘的女性来判断他不同阶段的创作风格。他画过的女性中最知名的，是他当时的情人玛丽·泰蕾丝。
毕加索在1927年遇见她，那时她仅十几岁，毕加索比她年长近三十岁。玛丽·泰蕾丝从巴黎地铁站里走出来，在去购物的路上。毕加索见到她之后，直接上前挽着她的手臂说：“年轻的女士，我是毕加索，我们 将一起做伟大的事情。”她那时很年轻，也不知道毕加索是谁。于是艺术家把她带到一个书店，给她看了毕加索的画册，来证明自己就是毕加索。不久以后，他开始创作玛丽·泰蕾丝的肖像。他们很快成为了情人，他还为两人找到了新居。1932年，他将这批肖像作品进行公开展览。那时是普通公众、收藏家群体、甚至毕加索当时的妻子、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奥莉嘉·科克洛娃(Olga Khokhlova)第一次知道金发美女玛丽·泰蕾丝的存在。
从艺术市场的角度来说，1932年往往被认为是毕加索创作最重要的年份。当时他的绘画呈现了绚丽的色彩，与“拿烟斗的男孩”相比，两幅作品都富有浪漫的气息。他观察睡梦中的玛丽·泰蕾丝，她在画中是沉静的，而他总是凝视着她。在毕加索的描绘下，她或者在睡眠中，或者在阅读，或者陷入沉思。与“拿烟斗的男孩” 不同，毕加索的风格在此时发生了重大变化，更为抽象。在画面中，玛丽·泰蕾丝的面庞是分叉的：被分为两半，她的身体更为抽象，看上去像超现实时期的风格，没有那么自然，而是更富有幻想、更为夸张。
在几十年前，毕加索蓝色时期和玫瑰时期的作品被收藏家们认为是最有价值的。但当新一代的收藏家参与到市场中，他们的观念、感受和趣味与之前的收藏家很不同。“拿烟斗的男孩”在上一代的收藏家中被珍视为“终极的毕加索作品”;对于新一代的收藏家而言，毕加索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最富有收藏价值，符合他们的审美标准和品味。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不光是毕加索各个阶段创作风格的转变，也包括收藏家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向的变化。
吴可佳：20世纪初，毕加索也尝试了立体画派的风格。您如何看待那一阶段的作品?
大卫·诺曼：的确，毕加索立体画派的作品、即他于1909-1915期间所创作的艺术品，是他对于20世纪现代艺术发展所作的最主要的贡献。在立体主义期间，他将形象进行结构，对绘画的主题进行分解、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实体的元素变得更加透明，物体周围的透明空间变得坚实。毕加索的绘画触及了抽象艺术的边缘，但从未完全转变为抽象艺术。他创作的画面一直都有具体的形象，无论是画中的模特、静物、或者风景。
在一战以后，出现了一个艺术流派叫做“回归秩序”(Return to Order)。经历了一战的屠杀和暴力、以及战争中枪支和飞机所代表的机械元素之后，艺术家们不再关注抽象和机械及其引领未来的美学价值，而是探索人性的回归。他们重新审视欧洲古典艺术，特别是古希腊和罗马的雕塑。
1918年末，毕加索跟随他的芭蕾舞演员妻子到罗马巡演期间在意大利旅行。他参访博物馆，学习古希腊和罗马的雕塑。在那段时间里，他完成了一系列新古典主义创作，作品中的形象回归古典。在他之后的创作生涯中，作品的风格不断发生变化、颜色也几经转变，但是他一直保持着描绘自己眼前所看所感的具象世界。
当然他创作的主题会经过自己的感官进行过滤，也反映了他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想法，但是立体主义风格仅仅是他漫长创作生涯中一个很小的窗口。
吴可佳：回到“梦”这幅作品，它又呈现了很性感的元素，充分体现了毕加索对于玛丽·泰蕾丝的爱意。
大卫·诺曼：是的，毕加索非常爱玛丽·泰蕾丝，她年轻、性感、健美、充满活力，也对毕加索很包容。当时毕加索与奥莉嘉的婚姻并不顺利：他逐渐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奥莉嘉希望夫妻二人过着富有情调的生活，在小资的社交圈内交往，他感觉受到奥莉嘉的种种限制。随后他遇到了年轻貌美的玛丽·泰蕾丝，一个全新的、两情相悦的爱情体验在毕加索的生活中展开了。
在毕加索面前，玛丽·泰蕾丝是温顺的，从不争执。你可以从他所创作的玛丽·泰蕾丝的肖像中感受到。在“梦”这幅油画中，她沉浸在梦境里，对于毕加索而言，这个场景就像一个幻境：在梦中与年轻的玛丽·泰蕾丝结合。
我感觉作品的创作是艺术家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结合。人们往往觉得毕加索有意地将这幅作品画得很性感，而我认为他未必故意地表达性的元素。艺术家看待创作对象的方式，以及对于构图的感性思考，这种内在的体验和对于模特的情感反应，是潜意识的。在画面中，玛丽·泰蕾丝上半部面庞的结构看似男性的阳具，但是面部的构图也体现了毕加索在20年以前进行立体主义创作的实验：他将画面中模特的脸部分解，让观者感觉既看到了模特的正面、又从俯视的角度看到了模特的脸庞。这种绘画方式也与毕加索构图的想法有关，因此我们对画面的解读应该是更加复杂和深层次的。
吴可佳：谈到这幅作品的艺术价值，除了毕加索对于玛丽·泰蕾丝充满感情的表达之外，它也是毕加索那个时期创作的典型代表。
大卫·诺曼：的确如此，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可以根据毕加索不同时期的恋人(绘画中的模特)来判定他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因为她们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批女性中，最知名的是玛丽·泰蕾丝。1932年是毕加索创作的黄金时期，“梦”是艺术家当年完成的、最富代表性的作品，也是他那一年创作的油画中少数流通到拍卖市场的。
“梦”是毕加索绘画生涯中里程碑式的作品，从艺术市场上来看，它也代表了收藏家喜好的变化，以及这种趣味的改变对于艺术品价格的影响。
“梦”最早于1941年被美国著名的收藏家甘兹夫妇(Victor and Sally Ganz)所购买，当时他们所支付的费用是七千美元。
在他们去世之后，甘兹夫妇的收藏于1997年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出售，“梦”以四千八百万美元成交，当时的买家是奥地利金融家沃尔夫冈·弗吕特厄(Wolfgang Flöttl)。现在回头看，沃尔夫冈·弗吕特厄是当时高端艺术市场发展的主要推手之一。
后来弗吕特厄先生(遇到财务困境)从艺术市场退出，将“梦”私下售与拉斯维加斯赌场老板斯蒂芬·永利(Steve Wynn)。斯蒂芬·永利于2000年前后进入艺术市场，成为活跃的收藏家，以高价购藏了众多艺术作品。他不仅是艺术爱好者，也非常理解艺术作为品牌的力量。在购藏了“梦”(Le Rêve)之后，斯蒂芬·永利将旗下的一家赌场命名为Le Rêve，并在这个赌场里设立了一间美术馆。
吴可佳：后来斯蒂芬·永利将这幅油画卖给了对冲基金经理斯蒂夫·科恩(Steve Cohen)。这也代表了金融行业的“新钱”进入艺术市场的交易。
大卫·诺曼：很多年以前，我受斯蒂芬·永利之邀到他家里吃晚饭，庆祝他成功地将“梦”这幅作品卖给科恩，坊间传闻是他们私洽成交的价格为1.5亿美元。我记得晚餐是在一个周四或者周五的晚上。一周之后，永利先生在他的赌场里带领客户参观，他是个说话特别有激情的人，高谈着艺术、生活与商业，手臂情不自禁地往后一挥，碰到了油画的帆布表面，撕开了一块裂口。当然永利与科恩之间的这笔交易立刻就被取消了。
永利找到了全球最顶尖的艺术品修复专家，虽然仅是帆布上的一块小裂口，也花了专家大半年的时间进行修复。之后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科恩最终还是将修复后的油画以1.5亿美元买下来。
这是艺术市场中极少数的情况之一：作品的损坏反倒成了它传奇的一部分，并未影响到作品的价格。当艺术品如此稀有和重要的时候，即使有小的损坏发生，也不会使其价值降低。因为总会有富有野心和欲望的收藏家希望购藏到20世纪最重要艺术家的最重要的作品。
吴可佳：您选择的毕加索的第三幅代表性作品是“盘发髻女子坐像”(“Femme au Chignon Dans un Fauteuil”)，画中描绘的是毕加索的另一位恋人弗朗索瓦丝·吉洛特(Francoise Gilot)。这幅作品于1949年(二战后)完成。
大卫·诺曼：我选“盘发髻女子坐像”的原因，一是想强调毕加索的风格几乎每十年就发生一次转变，并与他不同时期的恋人相关。另一方面，这幅作品在二级市场上的交易也反映了全球藏家群体的变化对于艺术品价格的推动。
首先，关于作品本身，在二战之后，生活逐步恢复正常。毕加索遇到了比他年轻 四十岁的弗朗索瓦丝·吉洛特。她也是一名艺术家，至今还活着，事业也很成功。
吉洛特当时怀有身孕，在画面中穿着一件华丽的外套。在创作这幅作品之前，毕加索到波兰华沙参加共产党代表大会，吉洛特对于毕加索在她怀孕期间出行并不开心，因此毕加索从华沙回巴黎的时候，为吉洛特买了件外套作为礼物，来安抚她的情绪。他将外套披在吉洛特的身上，为她创作了一系列的肖像。
自然而然地，这件外套也成为画面的重要元素之一。你甚至不能区分外套、袖子、吉洛特的身体和椅子。它们都成为抽象构图的一部分，是基于艺术家对于构图和颜色的整体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