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杨卫
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大陆出过一个女歌手，是摹仿邓丽君的唱腔，名字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她的一首歌，题为《那一年我十七岁》。歌词大意是十七岁的时候背着吉它、穿着发白的牛仔裤去流浪，很有点蛊惑人心的意思。那是在中国禁锢了三十年之后再次开放门户不久，权力上层的拨乱反正与社会底层的求新求变合二为一，形成一股思想解放的大潮，也使得青春、苏醒、飞翔，以及流浪等长期被意识形态遮蔽的字眼频繁出现，成了那一时期暴光律最高的词汇。《那一年我十七岁》作为当年的一首流行歌曲，明确提出流浪的意向，这在过去三十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它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却跟整体的时代环境相吻合，因此而被传唱开来，风靡一时。只可惜那时候我的年龄尚小，不能像十七岁的大哥大姐们一样可以自作主张，跟着白云去流浪。但尽管如此，那种走出屋外看云的憧憬还是深深地植入了我少年的心底，让我思绪不宁，浮想连翩，以至于无暇再去顾及自己的学业。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直至后来成为劣等生，不得不中途退学。
人生有时候充满了悖论。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曾说过“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我不知道早年弃学的经历，对我这一生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我之所以能够走上艺术之旅，的确跟我早年退学有着直接关系。因为我的父母不希望看到我流落街头，就此沉沦。所以，绞尽脑汁，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要引导我走上正道，其中也包括请老师教我学画。弃学之后，走出校门的我，就是这样被自己的兴趣所降服，自觉地戴上一个审美的紧箍咒，走上了艺术的取经之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化，将西方大量的新思想、新观念引入进来，与亟待更新的社会需求汇聚成一种创造的冲动，推演出了一场文化启蒙的运动，史称“85新潮”。我没有参与过“85”，因为那些年我还只是一个青嫩的考生，忙于奔波在各个艺术院校的考场。可尽管我跟“85”只是擦肩而过，但那种崇高的热情与理想的情愫，还是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至今都有些留连忘返。那些年，我就是陶醉在那样一种激荡的情绪中，不知不觉步入了自己的青年时代。
十七岁那年，是我人生的第一次低谷。因为跟我一块学画的同伴，有不少已经考上了艺术院校，而我却几度落榜，在那一年陷入了极度的灰心之中：一边是未来的诱惑；一边是考场的失意。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使我断然告别了无忧的少年，步入了心事重重的青年时代。后来，我与文字结缘，归咎起来，最早还是得益于此。因为“文章憎命达”，有时候人生多一些坎坷，多一点曲折，都可以成为丰富多彩的素材，滋润干燥的文字。现在我还记得自己十七岁那年写的一首诗：
绿色的列车
将旅途抹上一层
厚厚漫长的神秘
铁轨和车轮咔嚓的撞击声
又将它铸成
无限遥远
和许多疲倦
今天看来，这当然是属于“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作愁”的把戏。不过，回到当初，它却是我少年维特式的烦恼。我为这种烦恼而黯然神伤，但也为这种烦恼而走出了后来的人生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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