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迷途的羔羊”朱久洋作品研讨会
主持：刘悦笛、王中文
整理：郭珍明
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中华美学学会秘书长）：
当代中国艺术需要“神性”吗？在这个拥有“关注此世”的精英传统与“宗教实用化”的民间传统的古老国度，在“政治教化信仰”与“人文主义信仰”双重失范的当下中国，建构当代艺术的“神圣之维”何其难也？
身处所谓的“后基督文化”时代，在文化移植当中来建构艺术信仰的问题，却紧迫地要得到解答。朱久洋在他的现场作品和绘画中，就直面了这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如何建立中国化的“此世”与“天国”的分立格局？第二，如何走向十字架的“真”与“美”的结合？第三，如何寻找适合于中国的“宗教艺术语言”？
王中文（上上国际美术馆执行馆长）：
我对这个作品最初的期待是一个唯美的、剧场化、情节化、神圣化的现场作品，因为上上美术馆幽暗纵深的通道，跟西方教堂的结构和气氛都很像。但是作品构想和实际操作、现场环境不太一样，和我的预想有一点差距，这是现场作品不可避免的问题。比如那只羊被吊起之后，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进行挣扎以及尖叫，底下的群羊也没有恐慌，没有表现出迷途的骚动，反而表现的很温顺，这让我们觉得很恐怖、很颤栗。
李锦纶（宗教学者，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香港）
我完全没有预料这样一种布局，那只戴着面具的羊还是很温顺的。实际的情况给我们一种提示，用羊来比喻人的情况的话，在大力提倡狼文化的情况下，羊的主题是个反文化潮流的做法，也就是counterculture。这个主题涉及到一个社会价值问题，在我观看很多美术馆的时候，很多当代作品给我的感觉是一种失去价值的状况，没有找到一个值得去追求的东西，这个展览涉及到一个价值的议题。除了羊的现场作品之外，很多绘画作品，有一种超然的维度，很多作品带给人一种希望，一种方向感，一种价值期待。但是在这些现场作品和绘画作品中的具体价值呈现有待进一步发展。
查常平（批评家、人文艺术主编，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 ）：
有四个意象是非常明确的：一是羊的确是迷途的，过道上的羊不知道做什么，而且赶羊的人也不知道做什么，这恰是中国社会真正的现实；二是在展厅被圈着的五只羊中，其他四只羊都努力把面具撞下来，并且努力去帮助第五只羊摘下面具，但第五只羊乐意扮演狼这个角色，它很固执地要戴着面具，并试图和观众去接触，这是让人很吃惊的地方。狼文化是深入人类社会骨髓的，和羊文化是个极大的区别；三是被捆绑的那只羊，我们的想象是应该挣扎的，开始的时候它确实是挣扎的，但很快它就很安静的躺在那儿睡觉了。这让我想到人类社会，在被束缚的的时候，即使是挣扎、反抗，也没有办法把自己解放出来；四是从朱久洋的油画作品中，看得出来，他个人的信仰在绘画中有很大程度的融合，所有的人物都有一种渴望在里面，像那只大手以及那种慈爱——我们人都渴望被拯救。现场作品在操作上暴露出来一些问题，牧羊人太多了，混杂在羊群里面，他们为了自家的羊群不至于和他家的羊群混杂起来，而人为地用网设置了一些界限。在这个作品中，牧羊人本应该要听从艺术家的安排，把羊混成为一个整体，但这个时候艺术家使用经济手段也没有用了，牧羊人设定的界限始终不愿意撤除，这很能隐喻中国的现实处境——文化是被一个强大的世俗力量所左右的，这让我们想到庄子当年很难冲破这样一种绝对的虚无主义，这种绝对的虚无主义是中国文化一个很致命的东西，即使阳光灿烂的日子，你也看不到希望，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就像朱久洋在面对这些牧羊人一样束手无策。这个展览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看到在今天这样一个国度里，不仅是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人生以及当代艺术都需要一种超越性的力量。
周永阳（艺术家）：
羊作为一种符号，理解应该是多样化的，没有一种固定的阐释角度。羊被人理解是温顺的、驱赶的，就是吃草，吃草，做顺民或愚民，但我对自我的定位不是温顺的羔羊或者沉默的羔羊，我是愤怒的羊，我今天还在现场作了一个行为，在被捆绑的羊旁边念了一首诗，我在这首诗里，是呼唤人生存的意义，它昭示着：作为温顺的中国人，你不能像羊一样，你的尊严在哪里？
程美信（批评家）：
从基督教这个文化背景来看，羊的隐喻意义，不管是被权力放牧也好，被上帝放牧也好，隐喻当代中国社会对信仰的回归。从当下中国现实来看，人有没有信仰?有，包括最世俗的拜金主义，但是要建立神性维度的这种可能性。当今中国社会，人们在一种价值混乱中生活。中国历史当中权力是一种最高的神圣的东西，世俗的权威被最高化，绝对化，像天子，代表了一种神性。中国社会是否因为缺少宗教信仰导致当前的价值混乱？中国社会是够混乱的，民间是没有一种宗教传统的，但是有万神论，自然崇拜是普遍的。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我就看到很多在建的寺庙，可以看见人在寻找某种东西——如果这也是一种神性的话。人是没有结果的，世界同样也是没有结果的，只是一个过程。艺术家只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混乱了，我们需要信仰性的东西。如何建立？这不是艺术家要回答的东西，所以这个作品给人很多启示。凡是宗教性的绘画，都是很程式化、秩序性的东西，它与艺术中的自由精神是很悖论的。朱久洋的绘画作品，一些程式化的东西很强烈，这是一种束缚性的东西，这是不是人性所需要的东西?神性对物性、人性是不是一种排斥性的东西？
石衡谭（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教授）：
我在现场听到羊被缚的哀鸣，心里很感动，这和人性是相通的，人也不愿意被摆布。这个作品给我的震撼是它的悲剧性气氛，因为羔羊在基督教中是代表基督的——他被钉十字架的这种痛苦。在展厅被圈着的五只羊中，我看到其他四只羊都努力去顶第五只戴着狼面具的羊。这是人生的一个隐喻，其实每个人都是羊，每个人身上都有羊性，有很温顺、很温暖的东西，但是在这个社会中间，当被某种力量所钳制，被迫变成一只狼，或者装出狼的姿态，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处于优势。但是它即使带上面具，本性还是一只羊，具有羊性，而那些羊没有戴面具，它呈现一种攻击状态时，也会具有狼性。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生存格局，人是做一只羊，还是去寻找一个牧羊人的保护？在现场作品中，我看到羊很迷惘，牧羊人也很迷惘。有一幅画《山上 》，两个人站在悬崖边，是掉下去，还是掉头回来，这是很值得人思考的，我们的真正信仰在哪里？这一切仿佛都是人生的隐喻。
罗忠学（新视觉杂志主编）：
现场作品中有个技术上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大家都说那个被吊着的那只羊没有叫，其实我注意到那只羊一直在叫，但是声音发不出来，是捆绑的那个吊袋有问题，造成它的腹部受压迫，它发出来的声音是很微弱的，所以是挂羊的那个技术没有过关。在朱久洋的作品中，我看到了一个艺术家创作中的虔诚和认真，这是现今艺术圈很缺失的一种东西。朱久洋的作品的高明之处，如果不经事先介绍的话，不知道它和宗教有什么关系，它不是直接的宣讲教义，而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你。
于洋（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史论系主任）：
我来的晚，只看到现场作品的后半部分，但是从展览整个效果来看，最直观的感觉是剧场性。一个艺术家作品观念在最终的现场语言表达中能被传达多少，也就是理想的效果与技术细节的问题，像刚才谈到羊叫不叫的问题。这看似一个细节问题，但非常重要，关系到一个现场作品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我们怎么去看待它？同时这种现场作品的偶然性有没有被过度的诠释？这是我一个小小的质疑。
另外一点，从现场作品的效果来看，产生的是一种间离感，让人想到徐冰的用猪交配的那个作品——《文化动物》，两个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给人一种直接的粗粝的刺激，这是当代行为作品给人最大的冲击。
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艺术作品传达神性的可能性，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明白。因为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一个作品要传达一个思想，如何有效的建立？作品作为一种契机，引起各个角度的阐释，宗教的，哲学的，但这种开放性也不应过度的诠释和附加，还需要艺术家本身一个观念的回归。
高师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做为一个宗教研究者，看了这个现场作品和绘画。
第一是受到一种冲击，因为现场给我的感受是羊很茫然，赶羊的人也很茫然，我们观众也很茫然。我们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人有信仰，而不是使用语言和工具。从人类文化史来看，大部分人的信仰是宗教信仰，当一个人没有信仰，没有“信”和“仰”这样一种很高的东西的时候，人和动物是一样的；
第二，看到被束缚的羊的时候，我没有去关注它叫还是不叫，我只思考是什么东西束缚它？这个束缚可以理解为社会层面的外在力量，也可以是一种心灵的束缚，是自己对自己的束缚，没有得到解放的束缚。当我在接触有信徒的时候，他们给我的感觉是没有束缚，是一种解放；第三，我特别注意到朱久洋《失落的记忆》那幅作品，芸芸众生中，有几个人是侧脸，是极少数，仿佛受到冥冥之中的某种东西呼唤。相对于14亿人口来讲，中国基督教信仰是少数，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数据是两千万信徒。但是从朱久洋作品提示出来的是，人是需要被拯救的，起码人不能拯救自己，需要绝对超越人自身的东西。所以这个作品是艺术家的一个心路历程，也是他在信仰上的一种责任感。
张海涛（宋庄美术馆副馆长、策展人）：
我想谈一个作品语言转换的问题。当代艺术中很多观念的作品很容易陷入概念空洞和情感缺失。朱久洋的作品不是针对一个直接的现实问题，而是传达一个神性或者信仰的问题，他利用了行为作品的叙事性和生动性，避免了一些概念的东西。从西方宗教绘画的脉络来说，多是利用宗教里的故事来反映信仰的精神，而朱久洋在画面更多融入了个人性的语言和他真诚的宗教情感，避免了说教性，这是他绘画作品的一个特点。当今社会信仰和道德缺失的背景下，当代艺术如果融入神性的可能，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把传统的、经典的话题进行艺术转换，产生当代价值，这是很有意义的。
周永阳（艺术家）：
我觉得不能局限在宗教层面上谈论这个作品，要从一个人性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作品，它昭示的是当下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
张羿（学者）：
大家都谈到目前信仰的缺失问题，实际上中国的状况是信仰的真空，西方的状况是信仰的堕落，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现代文化都走到了一个尽头，在人本主义的框架之下，实际上文化已经终结了。林语堂曾经说过，经过18世纪的人文主义和20世纪的唯物主义之后，中国必定在20世纪的末期和21世纪的初期回归信仰。由此来看，朱久洋的这个作品很有意义，他探索的是当代艺术的神性之维。除了走向神性，当代艺术已经无路可走了。
但是，作为神性的艺术，它面临很多困境，作为非文字的艺术，它的作用是有限的。用艺术来传播福音的时候，要避免以艺术来取代福音这样一种雄心，要在灵里。当这样一种艺术来面对非基督徒的时候，无论观众有多高深的文化，是不能被真正读懂的。即使对于基督徒来说，没有对付好自己的罪，没有一个奉献的态度，依然不能真正读懂圣经。因此这种艺术对于非基督徒来说，无非是看看热闹。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很苍白的，还不如讲一场福音。
关于基督上十字架是个悲剧的问题，我认为根据圣经的真理，基督上十字架是神的计划，他被钉十字架是为了审判整个世界，是一种得胜的行为，是为了复活，生命胜过死亡，何谓悲剧呢？
另外，谈到神性和人性的问题，在圣经上是很清楚的，耶稣基督本人就是神人合一，既是完整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人性和神性原本是是合一的，没有神性，也就没有人性。中国人失去了神性之维，所以他的人性也是无法立足的，人性也就残缺不全。艺术也是需要神性的，从所能达到的深度来说，艺术无法取代信仰。
适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
我是蒙古族，我自己家里有羊圈，现场作品让我有回家的感觉。老子《道德经》里有句话，“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就是说，如果天下人都知道这是一种美，去模仿它，那么这种东西就是一种奢侈品，不是艺术品。朱久洋的作品，给我产生的想法是，艺术不能取代神圣，但是艺术确实需要神圣。另外，这个作品，也使我在博物馆里的艺术品之外看到了基督教的艺术。
黄剑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朱久洋这几年的画比以前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符号化呈现的东西不见了，用一种非宗教性的意象来呈现一个神性的维度。这里有几个问题，当把艺术家个人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来与作品简单的对接或者跳跃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另外，我不完全同意“作者之死”的提法，一个很偶然的事情，比如技术性的问题，我们可能有过度的阐释或者误读。
郭珍明（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策展人）：
为什么和朱久洋策划这样一个展览，和我这几年一直思考的问题有关。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以及上一代人，现在都生活在一个很虚幻和空洞的时代里，既没有宗教的信仰，也没有政治的、文化的信仰。我们从现有的文化体系和国家制度里所获取的知识、思想和价值观念都是空幻的、虚无的、破碎的。我们这个国家唯一的信仰对象是权力，认为权力可以改造一切，比如国家机器和资本结合，动用暴力拆老百姓的房子，而老百姓就像那些无助的羔羊，无能为力，所以这个作品中很能隐射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
我想这种混乱可能与当代中国文化没有结构有关，即使是有结构也是支离破碎的。中国文化在古代本来有个结构，但是在晚清的时候已经基本解体了，五四的时候知识分子从西方拿来了自由主义，似乎能重建现代中国的文化了，但是到了1949年以后又被毛泽东摧毁了，一直到现在。为什么这个时代需要一个神性，需要一种宗教性的信仰，而不是其他的信仰，可能与我们在文化经验中的破碎感有关。
朱久洋（艺术家）：
二十年以前，我一直在寻找一个东西。作为一个有基督信仰的人，我不愿意从宗教的角度来谈这个作品，我更愿意从人性的角度来谈它，但是又不得不回到信仰里来。这个作品中我特别想强调羊被悬挂或者捆绑后它所发出的呼唤声，其余的羊群跟着回应，这种呼唤声通过音响设备在展厅里长久的回荡。这种呼唤声源于一种记忆，这个记忆来自我小时侯在陕北放羊的经历。那些掉进山沟里的迷路羊发出的求助的呼唤声，在空旷的山谷里长久地回荡。为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里一直缺失这种呼唤性的东西？在很多西方的艺术家，比如在梵高、蒙克、高更等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当中，他们作品中的呼唤性从哪来？我只有回到基督教文化里，寻求到这种深层的、情感性的神性呼唤。在这个肉身化、娱乐化的时代里，人性是绝望的，在绝望的尽头，我看到了终极性的希望。
李锦纶（宗教学者，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香港）
刚才朱久洋谈到“呼唤”，我觉得中国文化里缺少一种呼唤，我指的是一种纵向的呼唤。中国文化里有横向的呼唤，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呼唤，但纵向的呼唤只能来自神与人，也就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呼唤，这点很重要。
查常平：（批评家、人文艺术主编，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 ）
当代艺术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呈现方式。中国当代艺术要致力于神性探索，还要在手段和呈现方式上下功夫。艺术在表达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是哲学或者文学没法表达的，比如像西斯敏教堂的那种震撼人心的表达力。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出现了优秀的艺术家，但是没有出现伟大的艺术家。所谓伟大的艺术家，就是能逐渐地抹去我们心中的愁苦和脸上的愁苦。中国文化有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向左看，向右看，大地的力量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唯独缺少向上的仰望。我们周围是密布的乌云，这种乌云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力量，罩着我们的过去和现在。所以我们应当改变观看的方式，抬头往上看，看到来自上面的光。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拿着手电筒往世界上照，就能照亮一小片天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