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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心沫
1988年 ，在肖鲁的毕业展上她做了装置作品《对话》：在两个铝合金制作的电话亭里，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照片），在打电话，但是连接两人的中间的那个电话是悬挂的，也就意味着，这场对话是无法沟通的。肖鲁在她的叙述中说：“作品《对话》的原始创意，源于个人情感的困惑。对情感生活的失落使我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状态。就像作品所显示的那样，一对男女在打电话，但中间那悬挂的电话又明显地在告诉人们，对话的不畅通。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状态，是作品《对话》产生的原始立意。”【1】 在肖鲁的成长历程中，遇到过与弗洛伊德笔下的杜拉相似的困惑。在她的一些谈话里面她已经流露过这样的困惑。在她作为女孩的经历中，一个异性者的入侵就像挥之不去的梦魇，时刻纠缠着她的精神世界。那个创伤迫于世俗的压力变得隐晦而无法言说，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对于类似性侵犯的任何暴露都会给自身带来巨大的麻烦，值得注意的是麻烦不是带给施暴者而往往是带给作为受害者的女性。那个创伤成为隐疾潜伏在肖鲁的人格内部，它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一个出口。
肖鲁在经过早期的创伤之后，依旧对异性恋充满期待。但当她的情感生活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她陷入了一种对自我和世界的怀疑状态。她感受到了两性之间的巨大差异性和不可融合性。装置《对话》恰好是对这种感受的一种陈述。电话亭作为一个封闭的空间，封闭住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语言世界还有精神世界，他们之间是隔离的。他们都在自己的空间和生活世界里，依据着自己的方式言说。一个电话亭中的男人和一个电话亭中的女人，他们试图交流，试图相互了解，他们在进行对话。但是在他们之间的电话筒却是悬空的，她们的对话是中断的，虽然都在说，但彼此都没有接收到彼此的信息。男女的对话于是以不可能而告终。在杜拉的故事里，几乎发生着同样的事情。首先杜拉的父亲与母亲之间就是无法沟通，他们的性格与兴趣是截然不同的，但他们依旧要保持着夫妻的关系。在杜拉与K先生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杜拉期待着理想中的爱，而K先生则明显的是在欲望的趋势下对杜拉进行引诱。
肖鲁仿佛看到了这个被镜像化的世界的扭曲性。她对这个充满他者的世界里感觉到无限的创伤和孤独。这也就能够解释她为什么要用开枪的这种方式解决掉镜子里面的自己。
1989年2月5日，中国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肖鲁走向作品《对话》，望着镜子里的自己。那一刻：她低下头去，刹那间，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停止了，空气凝固了，她听到了心率的跳动声。枪声又一次在耳边响起，天堂和地域，仇恨与困顿，胸口的窒息，最后一次冲击着她的大脑神经，什么都不存在了。她抬起了头，举起手中的枪，直视自己，枪口对准了自己。【2】“砰”的一声枪响，她打中了镜中的自己，幻像消失了。那个作为他者的我被我击毙了。她的蓄积心中的疼痛和困顿一时间释放出来。
肖鲁的枪声是给了以异性恋为中心的镜像世界的一记耳光。
由肖鲁的枪声引起的一系列事件，最后在国际媒体的介入下变成一次具有轰动效应的政治事件。许多国内的男性批评家广泛的把枪声与社会政治联系在一起。1989年2月，在《中国美术報》第11期上，刊登了栗宪庭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声枪响：新潮美术的谢幕礼！”。由于从事创作的中国女性艺术家普遍缺乏艺术的理论背景，尤其是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清晰认识，所以导致她们无法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有力的阐释，而中国同时缺少女性主义艺术批评，所以肖鲁的作品被男性批评家运用男性的视角进行解读是在所难免的。这也就给唐宋成为作品的阐释者和署名者找到了空隙。原因是每一次需要自我阐释的时候，肖鲁或者躲在了唐宋后面或者不在场。同时问题出在肖鲁又一次恋爱。她没有从被击毙的镜像中吸取到经验。她又一次将自己舍身于异性恋的幻象之中。在国外，肖鲁和唐宋生活了15年，肖鲁尊重唐宋的意愿，没要婚姻也没要孩子。但十五年后，他们的爱情走到了尽头，以分手而告终。这时肖鲁才慌然领悟——这不过是一次异性恋幻象的再次重演。她于是对着自己的照片打十五枪，以表达自己与过去十五年的诀别。然而对于一个女性，十五年也许是太长了，她为了爱情给出了几乎多半生。肖鲁44岁了，从医生的咨询信息得知，这是一个女人人工受孕的最后一个时期。
2006年5月21-23日，由北京“长征空间”策划的，在延安举办的一次名为“长征计划”艺术研讨会上，有十多位当代艺术家参与，肖鲁是受邀的艺术家之一。她做了装置行为作品《精子》，她准备了十二各空瓶子和一个冷藏柜，她的行为是向与会者和参观者的男性征集精子，并将这些精子放在特定的温度下冷藏，在作者每月受孕期间，将所捐献的精子与自己进行人工受孕。但结果是没有一个男性愿意奉献他们的精子。
在作品方案中她说：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毛泽东）
生命孕育：一个男人精子与一个女人卵子相遇。字为精。
情感孕育；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精神奇遇，字为神。
精与神和谐，人间绝境，字为气。
精，气，神合一，人生之道也。求其三者；时间不及，年龄不及，机缘不及。退而求其一，择字为精。
在这件作品中，肖鲁背弃了关于异性恋情的一切，包括异性情感，异性婚姻，还有异性生理的层层关系，她征集精子，无需一个男性扮演父亲和丈夫或情人的角色。男性无需承担责任和义务，无需养育孩子，他们只是给出精子，而与一个女性不发生关系，与孩子也不发生关系，女人与孩子都与之无关，精子只是作为男性的排泄物，一种排除掉任何情感因素的物质存在。而作者收集精子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孩子，她不再期待两性之间的情感的交流，无需对话，甚至不必相识，不需要身体的接触，排除了异性恋的所有程序，她要通过人工受精的方法使一个孩子出生。人工受精本身就存在了颇多的争议，它从伦理的层面上提出了许多的问题。对既定的社会伦理结构无形中产生一种颠覆的作用。肖鲁的行为出于她真实的心理，她是借助行为艺术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意愿。但在行为实施的整个过程中，却出现了戏剧化的效果，显然，这个作品充满了女权主义的色彩，把到场的男性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无论男性是否捐献精子，他们都被置于了“播种机”的处境。当有男性问“以这样的方式要一个孩子，孩子就没有父亲了。”肖鲁的回答是“自古以来男性就喜欢嫖妓，精子留在妓女的身体里，妓女生的孩子也没有父亲”
我想《精子》的意义是对社会通行的伦理结构和异性恋模式的一种反叛。其作品产生的原因也是作者以她整个的生命历程体验到了异性恋的虚幻性。在一个镜像的世界里，我被他者化了，我无法回归到“元我”状态，只能在一个对象化的世界里漂泊，我总是试图通过他者，或者与他者的结合来弥合“元我“的分裂，但结果是在幻想的世界里面越走越远。
那是一个人的婚礼，只有新娘，没有新郎，她为自己戴上婚戒，她第一次穿上婚纱。
但这个婚礼却是以葬礼开始的。在中国传统的送葬乐曲中，四位年轻男子，从车上抬出一具黑色棺材。一名男子用斧子，砸开棺材上的铜锁，乐队奏婚礼乐曲，穿着婚纱的肖鲁，躺在棺材里，她做起来，两名男子将她扶出棺材。新娘在两名男子簇拥下，走进美术馆，司仪为新人主持婚礼。司仪：
在今天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可以说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我们迎来来了一场特殊的婚礼。那就是一个人的婚礼。下面我们有请新娘向前一步走。新娘向前一步。请问你，肖鲁女士，你是否愿意嫁给自己为妻，终于自己的想法，无论海枯石烂，无论沧海桑田，永远和自己在一起。你愿意吗？大声的告诉我们！”肖鲁回答“我愿意”肖鲁接下来把婚戒分别戴在自己的左手和右手的无名指上。
作为证婚人的高明潞是这样致辞的“肖鲁，祝贺你，但我也感觉很悲哀，你怎么跟自己结婚呢？祝你幸福，祝你能够有爱，祝你艺术长青。”
肖鲁的妹妹的致辞是这样：亲爱的姐姐，我祝福你，今天你终于结婚了，这么多年之后，你找到最合适你自己的生活，嫁给你自己。我祝你幸福，祝你美满。”
我想肖戈是理解了姐姐的，肖鲁经历了种种异性恋的变故，她最后回到了“元我”——一个完整的自我状态，让身体里的男性与女性进行对话，结合。她运用了一个异性婚礼的模式，得出的是一个具有颠覆意义的结果，就是让自己嫁给自己，完成一个自恋的过程，但这个自恋并非是希腊神话中纳西斯的恋情，纳西斯爱上镜中的自己——既一个作为他者的幻像的自己。也不是被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所指的病理性自恋：弗洛伊德认为，人首先将爱的力比多投向自己，随后健康发展，将其投向客体，如果投向客体的爱遭受挫折，这种朝向外的爱会折返回自我。这类人在以后爱的选择中，不是以他者为模型，而是以自我为模型，他们明显地将自我或自我理想作为爱的对象，他们爱他人是将他人当作自己的一部分来爱的。
显然，肖鲁转向自身的爱，与弗洛伊德所说的病理性自恋是有所区别的，弗洛伊德所定义的自恋自始至终是以主客体为参照系统的，肖鲁是对异性恋的幻想有过一种深入的判断之后的超越，也就是对主客体思维模式的超越，是对“元我“的回归和肯定。她回到”元我“，使“我“重新焕发多元的力量。”元我“——存在一个男人也存在一个女人，他们共同化合在“我”的生命中，支配“我”的行为。
【1】《肖鲁〈关于1989年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
【2】《肖鲁〈关于1989年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