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振清
国际交流语境中,最活跃的事件驱动力莫过于文化的差异性,最难逆转的方向则当属文化的趋同性。全球化条件下,任何流行文化因素都可以独步天下。即便以全球多元文化格局为前提,这儿的文化与那儿的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性,也可以通过异国情调共享的模式加以消弭、烫平甚至遮蔽。于是,世界是平的,也就被传说成世界文化也在趋于扁平化,趋于同一性的整合。
过去的中韩之间、中法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性。历史上,中国、韩国和法国处于两种不同的轴心文明圈,其文化影响力一直随着政治霸权的变迁而此消彼长。所谓东西方之争的陈年往事,基本上还是站在现代性的权重立场上的一种文化偏颇。
当年的《马可波罗游记》,表达了欧洲人立场的从这儿到那儿的一次观看、一次探险。由于东方被设定为他者,非我族类。于是,《马可波罗游记》也就成就了另一本《爱丽丝梦游仙境》。他者的世界既可能是仙境,也可能是魔界。从地理大发现到整个殖民主义史的终结,充斥的是老欧洲对欧洲以外的他者世界的巧取豪夺,以及灌输、扭曲和霸权式的文化扩张、文化同化。从这儿到那儿,常常误读在先,自我体验和理解、分析在后。欧洲中心主义要么贬低一切他者文化,要么就叫嚷黄祸。黄祸的拟人化形象傅满洲医生和东方主义学说体系互为参照,构成国际交流语境中的一种复杂的历史背景。
但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站在韩国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上的西方,分析今天的法国,则是另一个从这儿到那儿的概念。魏源的《海国图志》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自我中心的地理观念,算得上是睁眼看世界的一个先例。但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功利主义目的,只是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一种时代新风气。1866年,朝鲜王国与基督教及法国军队的冲突,也是一种被动应对的文化碰撞。从中、韩传统的这儿到所谓西方的那儿,越来越表现为一种应对性、学习型的文化交流。
民族国家兴起后,按国家区分的世界版图,曾经彰显出近代史上的一系列问题。但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随着民族国家界线和国际分野的模糊化,现代社会及文化在全球形成一体化态势,国家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不清晰。在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时代不期而至的1990年代,中法之间、韩法之间、中韩之间的多向文化交流才在不断的重新界定中日趋互动化、日常化。而不同文化中的他者观念也日益进入日常交流的视野。韩流、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现象,成为国际交流语境的崭新的当下背景。
全球化条件下,无论从哪个文化立场出发,世界的这儿,与那儿,开始难分彼此,难分伯仲。互联网条件下,国际社会交流频繁,以致形成地球村的概念。从地球的这儿到那儿,尚有文化差异,但差异已经让人不新鲜了。一些习惯出席各种国际场合的艺术家认为,从地球这儿到那儿,他们最显著的感受居然是时差,而不是别的!
当下国际语境中,全球一体化浪潮对于现存的众多拥有丰富历史渊源和记忆的各种文化传统而言,已然不可回避。无论世界的这儿,还是世界的那儿,那些传统的文化力量普遍产生了一种更具全球眼光的自我刷新和自我建构的诉求,积攒潜在的文化爆发力。因此,无论中国、韩国,还是法国,各个国家的艺术家提示不同文化传统各自的现实针对性,积极主动地应对乃至把握交流语境,是摆脱文化传承的焦虑和妄想,实现并强化有效话语权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如上升到国际文化战略,无疑是各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艺术家挑战美国全球单边文化强权,推动多元文化主体性的塑造的一种长远眼光。这会让更多人去独立自主地认知、反思国际上不同文化原创力量提出的迈向理想社会的解决方案。
1989年在“大地魔术师”展览上,法国策展人马尔丹等人从全球艺术的现实语境出发,较早地包容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当代艺术与现代艺术长期共存的观念。而中国、韩国与法国的艺术家也在各个国际舞台上,通过日益强劲的国际交流模式,分享了彼此的异国情调,也分享了彼此对现代性的各自言说。于是,这儿、那儿,谁也不是中心,谁也不是边缘。的确,在现、当代艺术日益成为艺术家自我体验、或旁观他者的文化表征的同时。国际艺术圈也在成为一个不同的他者与他者文化之间彼此权力角逐的场域。一个全球化,终于变身为不同国家各自表述的结果。然而,国际交流语境的发展惯性,在保留了求异存同的言说的同时,却导致了更多求同存异的言说。在各个全球文化层面上,终究,文化求同的权重性愈来愈强大。
那么,地球的这儿的一个艺术家,是否在那儿也生效?是否一个艺术家走了全球化道路,闪现在全球注意力聚焦的舞台,才能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呢?说到底,这还要看这个个体艺术家所提出的当代艺术问题,在国际参照系上,到底够不够前沿?有没有贡献性?
一些中、韩艺术家的创作,放在本国还很有本土价值,但是放在国际当代艺术语境,由于其思路、表现形式与欧美艺术家的既往作品“撞车”、雷同,好像就显得缺乏贡献性。其实,艺术再现是有针对性的,是要解决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问题的。艺术家身处的社会现实的上下文给了艺术再现一再发生的必要性。这种艺术形式、方法的“撞车”现象不一定存在直接的模仿,但在发生学上几乎是难以避免的。那么,艺术家的价值,还是要看他是否站在问题的前沿、是否具有思想的前瞻性和形式语言的独创性。当代艺术的原创性存在着时间节点的问题,但时间上的第一优先并不能决定一切,更不能决定社会的接受度。艺术家在形式、语言上的创造,也有许多后发制人的例子。如果一个更大的社会消费过程、或者图像延伸过程先接受了“这儿”的你,虽然有“那儿”别的艺术家做的比你早又与你的表达方式相近,但你也可以比他更生效。
在全球注意力和视觉消费面前,这儿,那儿,似乎已经被整合为一体。无论在哪,谁精彩,谁就闪亮。
近年来,一直有法国艺术家远道来到中国、韩国参加交流活动,也一直有中、韩艺术家远道赴法参展、短期驻留,中韩之间也是如此。有时,艺术家们觉得把自己在本国创作的作品直接搬来搬去展出,只是一种割断上下文的、生硬的表达,结果也往往沦为一种勉强的、流于形式的交流。于是,艺术家越来越重视就地创作。艺术家根据不同地域的现实文化环境,做出不同的艺术应对,这是一种经典的当代艺术方法。但是,这儿和那儿的文化差异性,似乎不再有助于艺术家的创意激发和个性塑造。无论从这儿去那儿,还是从那儿回到这儿,艺术家应景的活越来越多。异质文化上下文的切换,已经越来越难以激发艺术家的创新思维。往日高更在南太平洋小岛大溪地经历的成功故事,也越来越难以重演。毕竟,地球的这儿与那儿之间,彼此的文化变得越来越同构化了。
国际交流语境,正在变成了一个穿透所有文化差异的整一化语境。这个语境所包容的是艺术家影响力的跨国输出和全球传播。在此,艺术的原创性也遭到后发优势的致命狙击。在国际交流语境中,地球的这儿与那儿的艺术家所比拼的,已经不是创新的第一优先,而是影响力传播的第一优先。于是,谁的国际影响力占了先机,谁就生效。谁的言说越有国际性,谁就越生效。
无论是在这儿,还是那儿,一个艺术家必须面对的是国际交流语境中的自我言说问题。如果你不言说,他人就替你言说。他人的言说,无论多么客观,都是一种出自主观角度的系统表述。因此,艺术家重要的是通过作品言说自己,把他的话语纳入到国际交流语境,纳入到各种各样的上下文来强调他的语义有效性。单单言说,只是让艺术家获得某种意义的开始。但是,如果这个艺术家坚持独创性和自主创新,他的思想、意义和价值就有可能变得重要,就有可能真正进入历史。
今天的这儿、那儿,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越来越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面对的是越来越趋同的文化境遇。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倒是变得更便利、有效了。让人忧虑的是,也许有一天,从地球的这儿到那儿,只存在时差。那时,谁该欢喜?谁该愁?
(本文原题为从地球的这儿到那儿,只存在时差?——《“这儿,那儿”国际艺术展》前言) |